实际生活的体验

第六章　实际生活的体验

实际生活就是实践，实际生活的体验，就是要在实践中抓住这一时代，这一社会，这一阶级，这一团体或个人的实际生活之中心问题，并在这种实际生活中寻找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是一种说法。言行要一致：说了就要做，所谓“坐而言者起而行”，就是说，你要读书，你就得去亲尝那种“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况味；你要研究生物学，那你就得镇日价[10]“与鹿豕为友”，与花鸟为缘；你要研究飞行术，那你就得置身航空，在飞机上去与天空奋斗；你要为社会谋改造，那你就得与那些黑鼻灰脸，肮脏褴褛的劳苦群众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朋友们平吃平坐，才可以脚踏实地，不致空中楼阁，这又是一种说法。与其能说不能行，莫如不能说而能行：他口虽不会说是非，但他的行动却表现他的真是非，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虽不能执笔为文章，广布天下，虽不能雄辩滔滔，博得听众的鼓掌，然而他在实际生活上体验，复由体验而他的行动越发真实，越发表现他的忠勇坚贞的精神，他这种行动的精神，无形之中已经抓住了现在及将来的大众的灵魂，俗话道：“干就是了，何必多言！”这又是一种说法。

譬如在前一节里所引的“若是监禁是形成我的理论的时期，那么流放时代，就是形成我的政治自决力的时期”，这就是说，他的理论不经过监禁这一时期的牢狱中的实际生活的体验，是不能算得真正形成的；他的政治自决力不经过他的流放时期中的实际生活的体验，也就不能算得真正可靠的政治自决力。这是一。

当1907年柏林工人在特列普托公园示威的时候，卢森堡、考茨基[11]、考茨基的妻、希尔费丁、古斯塔夫、爱克斯坦等都参加一同去示威，路上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卢森堡定要做一个亲身参加的人，而考茨基只希望做一个旁观者。考茨基就成了一个言不顾行的国际主义者，而卢森堡却成了一个言行一致的伟大革命战士。就是说，考茨基的革命理论在他的实际生活的畏缩的行动中消灭了，而卢森堡的革命理论却因她的实际行动的英勇而证实了，越发光焰万丈了！这是二。

“马金绝不是一个演说家，说话在他是困难的。而且，他是小心翼翼而深藏若虚的，——这是那精力内练的玄关……”（Trotzki：Mein Leber.s.281）

“……马金日夜在报馆里，布置各种必要的事情，对印刷工人说明他的希望，几天以后，报纸就出现。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马金的那个带着阴暗而黔黑的头颅的坚实身躯，老是处在极危险的境地，并且是在极严重的当口……马金把他的经验扩大了，——他在完成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前书282页）这是只行动而不言语的最可宝贵，也就是每一大事变大革命中的主力，这是三。

我们在中国的大革命浪潮中滚过多少次或在军阀战争中亲身经验过或亲自参加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青年们应该一时一刻都不要放过这种实际生活的体验。首先就应该自己身体力行，然后才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即在事变的进程中，体察出这一事变的矛盾与其动因，才可以抓住问题的中心，求得改造和解决的方法，必如是，然后才可以在实际生活的斗争中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就是发为言论，揭之报章，或刊为专书也是极有用的文章。但是怎样身体力行？怎样体察事变的矛盾与其动因？又怎样抓住问题的中心呢？我们在前面社会科学一节里已经说了一些，我们在后面论辩证法时还要详细说到，现在只提出一个体验的方法暂且借着不除庭草斋夫（陶行知）的一篇短文——《军阀的镜子》——做个对象来研究一下，他的短文如下：

何君应钦新近演讲中国国民革命到如今只算是打倒了军阀，完成了国民革命的第一个阶级。

我们要向何问一问：

哪几个军阀已打倒？

哪几个军阀复活了？

哪几个革命军人变军阀？

要想对这些问题给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必先说明军阀是什么。且让我下一个定义吧！

“压倒主人自做主，

挥霍兵饷如粪土，

强盗进门不抵抗，

主人赶贼他不许。”

这是一面检验军阀的镜子。每一个军人只要拿这面镜子把自己的行动比一比便知道自己是不是军阀？我们要知道国民革命与军阀之消长，也只消拿着这面镜子对着全国的军人照一照，便能一目了然。

（《斋夫自由谈》255—256页）

我们要研究陶先生这一篇短文，首先就要找出这一篇短文的中心问题。陶先生的文字，是因针对何君应钦有“中国国民革命到如今只算是打倒了军阀，完成了国民革命的第一个阶级”的演讲而发的，所以他只提出一个军阀的定义做一个镜子，先给他们那些所谓“革命军人”（何君应钦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拿去自己“照一照”，然后再让“我们”这些“主人”拿来“对着全国的军人照一照”，用意甚善，陶先生所制造的这面“军阀的镜子”实在可以当作一个照妖镜，但是我们研究“哪几个军阀已打倒？哪几个军阀复活了？哪几个革命军人变军阀？”等等问题，并不是好白相，不是坐在安乐椅上谈天，而是要打倒军阀，而是要从根本上打倒军阀，那么，光恃陶先生这一面镜子就不够了，而且他这面镜子本身就变成不健全，变成一个浮光掠影的镜子了。所以我们果真要打倒军阀，果真要实现所谓“国民革命”，那就是实际问题、行动问题，也就不能单就现象的表面着想，我们着应该问：

1.国民革命是什么？

2.什么人是这一革命的主力？

3.怎样才可以完成国民革命？

对于陶先生的“军阀的镜子”也就不能不发生问题：

1.军阀是怎样产生的？

2.军阀的主人究竟是谁？

3.中国的军阀为什么不抵抗？

4.“主人赶贼”为什么“他不许”？

5.这个主人既被压迫不能做主，那么军阀背后究竟有没有一种力量在那儿牵着他？

若果这些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那么，陶先生那副镜子才算“刮垢磨光”，不但是一个小说上的照妖镜，并且成了病理学上检查病菌的显微镜了。用这个显微镜去照军阀，不但使军阀现出原身，并且把他们的前身，把他们的娘胎都显露出来。军阀是“什么”这个问题既解决，那我们对于国民革命的任务就会深切地感觉到下面两个应当同时解决的问题：

要打倒军阀必须同时打倒帝国主义，要反抗帝国主义也必须同时反抗军阀。

现在一般人都在骂：从前说，打倒旧军阀，现在旧军阀打倒，新军阀又出来了。我们只要把二十年来所谓革命文件拿来通统放在我们实际生活的显微镜中，彻头彻尾地体验体验，那就晓得要打倒军阀，仅就军阀的本身着想是不会解决的，要打倒（或反抗）帝国主义，仅就帝国主义本身着想，也是不会成功的。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并举，问题似乎可以解决了，然而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就会发生以下的问题：

1.什么是帝国主义？它是怎样的来源？

2.怎样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从什么地方打？

3.什么人才可以担负这一使命？

这么一来，研究的范围又扩大了，我们不但要研究国际间关于帝国主义的名著，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如《财政资本》，如《资本论》一类著作，我们并且要运用我们数十年或十数年的国民的实际生活的经验，从根本去体察，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找到正确的路线。

你说，“打倒军阀”，

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军阀？谁是军阀？

哪里有军阀？

怎样打倒他？”

你说，“国民革命”，

我们就要问，“什么是革命？

谁是真正的国民？谁是最大多数的国民？

革谁的命？

谁配革命？

为谁革命？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革命？”

“打破沙缸问到底”——什么？是谁？为谁？哪里？何处？怎样？一步紧一步地追求，好像追击敌人似的，那你在实际生活中一定会得到许多极有价值的发现，这种发现仅恃书本儿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再说一件事做例，譬如，我们要批评胡适等的“好人政府”主义无聊，任你做几千字、几万字，甚至裒然成书的文章，从学理上批评它，都不如陶行知先生的下面一篇寥寥几百字的短文：

民国十一年胡适草了一篇《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出来，列名的有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胡适等十六个人。……后来王宠惠官运亨通，居然做了国务总理，罗文干也做了财政总长。这时，好人们以为时机已熟，可以把自己的主张实行出来。大家组织了一个政治讨论会，每逢星期五举行一次。开了好几次会，而王总理的大政方针老是不肯宣布，大家很不耐烦。一次我到北京，适逢星期五，朋友即拉我去参加讨论，我的记录是：

“蔡元培　主席

胡适起立：

‘根据《我们的政治主张》要请王总理宣布他的大政方针和计划。’

王宠惠登台乱七八糟说了一大套牢骚话，足足有一个多钟头，最后特别响亮地说：

‘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计划！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

蔡元培：‘我们这个讨论会，原来是为着交换智识而设的。现在这样闹意见，徒伤感情，不如不开的好。如果大家赞成，我们便从此散会。’”

大家赞成蔡议，好政府这出戏便从此闭幕。

（不除庭草斋夫《斋夫自由谈》108—110页）。

这篇短文章不但是好人政府主义的致命打击，并且也是胡适的（也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最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