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轻薄
记得从前樊樊山做江宁藩司（？）时，曾经批一件夫诉妻不贞被人强占一案的判词中，有这么四句：
夫以有夫之妇，焉能视为长江流域，可以彼此通商？又安能认为公共码头，许其迭相占领？
一个高级地方长官下判词，竟这样开玩笑，这真是文人轻薄的积习。亡友韩蓍伯名重，又名衍，江苏海门人，曾受业于张季直，为文轻刀快马，笔锋犀利，袁世凯在北洋练兵，他曾作北洋督练公所入幕之宾，后以上书军机大臣，揭参某提督之子贪污不法事，获罪于袁，袁必得之而甘心。适杨士骧为北洋总督，其幕上客庐江吴葆初者，前清名将吴长庆之子，当时号为四公子之一者也，爱韩之才，言于杨，荫庇之。后来袁氏求之急，杨遂荐于冯梦华，冯时继恩铭抚皖，韩遂参皖督练公所文幕。他的短文揭载于上海《神州日报》花花絮絮的很多。他那时已出其天才，把他的旧文学的长处运用到一种似语录非语录的白话文，短小精悍，光芒四射，他的诗近渔洋，定盦，而侠骨柔肠，冶于一炉，铮铮作响，实为罕见。例如感旧二首：
珊瑚碧水长成姿！憔悴人间第几枝！知否黄金台下客，梦回灰冷十年时？
灯火凄凉旧事非，桃花如雪白鸥飞，一从淮泗匆匆去，泪满关河不忍归！
又咏《小灵芝》二绝：
清歌入海可珠驰，绕国妖霓夜落时。花傍战场红似火，满城又说小灵芝！
时在庚子兵败以后，所以有“花傍战场”之句，小灵芝继杨翠喜而起为北京名女伶，末后两句，忧时愤世之情，不能自已，作者固伤心人也。其第二绝是：
秋娘死后废琵琶，城上空余北府鸦，十载不谈乡国事，江风吹动女儿花！
自注说“或言灵芝丹徒产也”，这些诗都还不失诗人忠厚之旨，下面一首寄蒯若木的一绝便不同了：
身无余地是长安，旧事如灰火正寒。车耳黄尘深一尺，入门作佛出门官！
这是骂蒯氏的。因为蒯氏平常好谈佛，然而他礼佛其名，钓誉其实；机会来了，便要去做官故云。这已经有点轻薄了，然而还不失为友朋规劝之义。他有时作文，却非常尖酸刻薄。他在安庆和我及其他几个朋友办白话报，竟以揭发省城某乡宦家庭隐事，被人戳了五刀。当时又有另一乡宦，以候补道员资格办理某要差。韩氏嫌其贪鄙，适逢新年，某乡宦请他做春联，他随笔替他诌了一副大门春联道：
小人有母，
天子当阳！
某乡宦不知道他是在骂他，居然把它贴在公馆大门上，韩与我平居纵谈时，常引为笑柄；辛亥以后，我们又在省城办报，某乡宦仍在省城鬼混，韩作短文一篇以讥之。当中有这么两句：
天子不当阳矣，小人之母则何如？
这实在太轻薄了，因恶其人而迁怒于其老母。又以极烂污的话去骂她，实在有伤忠厚。有人说，胡秋原君下面一段文字算不算“轻薄”呢？他说：
其实，钱先生（杏邨）与其说是一个批评家，倒不如说他的“天才”更适于做编书匠。这只要看他的什么《新文艺描写词典》《青年文学自修读本》之类的大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会抄书，也会把许多不相干的东西凑在一起；是一个“天才”的、优秀的Copyist。钱先生的文字虽然不行，但在万事浅薄的中国，以他善于抄袭，善于“拼凑为文”，是可以做个Journalist的，何况又会玩视马克思主义，玩弄似是而非的理论呢？如果为他创造一个新名字，可以说——他是一个“拟普罗的金鸡纳主义者”（Pseud-Prolet-Journalist）……
（胡秋原《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
这不能说是轻薄，不过有点“挖苦”而已。因为编书匠也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若果钱先生的“天才”果适于此道，那就做个编书匠也无妨，也无所愧怍，胡先生这话并非完全“轻薄”，不然，你看胡秋原先生不是也正在那儿伙着一些“东西留学之士二十余人”（神州国光社《读书杂志》载的《世界人名大辞典》广告）编纂“世界人名大辞典”吗？不过这里有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18世纪笛德罗所编之《百科全书》，是18世纪思想文化之总结晶，近世文明之先驱的纪念碑”（同前广告）那样的价值，才行。可见胡先生并不是绝对轻视编书匠，然而也许胡先生眼中的笛德罗等不是编书匠的天才而是“思想文化之总结晶”与“文化之先驱”，那，就难乎其为钱先生的编书匠了。至于Journalist，在中国虽是“抄袭与夸张”和“拼凑为文”的多，然而也不能一概而论。所谓Journalist就是“新闻记者”或“通信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做过新闻记者，也曾做过通信员，胡先生眼中的Journalist，当然不是这样的，而是善于抄袭与夸张和拼凑成的下流东西。对于钱先生这话固然有点难堪，实则这种编书匠真要不得，因此胡先生的话，也就不是“轻薄”，而为我们青年学生所应当服膺的。总而言之：挖苦文字，贤者所不能免，然须有一定的范围，不然，便流于轻薄。我的意见，作文与其失之轻薄，毋宁失之严厉。杜工部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真正是诗人忠厚之旨，而爱民、爱社会的热忱，充满着它的全体，毫无一点轻薄之习，可为后人模范，“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话诚然无愧。至于前边所引的樊山之文实在要不得。轻薄至此，无怪乎他“身与名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