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立场
写作的时候，无论什么人，第一个关头，就要表现出他的立场。你是哪一派的人，你的文字自然而然就要显出哪一派的立场；你是哪一阶级的人，你的文字也就不知不觉地显出哪一阶级的立场。纵或你用一大堆的词句极力掩饰，极力否认，然而它的字里行间，总归要露出马脚来的。因为在一个政治斗争最剧烈的社会中，一般人总欢喜标榜新的主义，流行的主义以自重，恩格斯说得对：
1830年的事变，陷整个欧洲于不安，德国的文学也受了这种政治激动的影响。当时著作家几乎个个人都宣传一种幼稚的立意主义和更幼稚的共和主义。当时的文坛上渐渐养成一种习惯，特别是次等文人，在著作中要讽刺时政，获得一般注意，以掩饰其作品之平凡。诗歌、小说、评论、戏曲，每一文坛创作都含一种所谓的“倾向”，换言之，即多少带着一些反政府精神的羞怯的表现。
现在也正是这样。自从1917年以后，中国也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一般所谓“革命文学巨子”，自然开口“革命”，闭口“不革命”，他的文学上的革命字眼比贴标语还来得容易。就是一些不敢挂革命招牌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也多多少少带一些“红”的色彩，以招徕读者。大部分青年们起初都是带着感情地接受这些作品的。这两类的作家，当然逃不脱恩氏所说的“次等文人”的范围之外。我们现在并不是教一般青年写文学作品，而是帮助一般青年读者增加他们应用文字的修养，但是人总是社会的动物。何况现代青年生在这个排山倒海，惊涛骇浪的斗争生活中，首先就要碰到这个浪潮的冲荡。他们不下笔写作则已，一下笔写作，就不得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表示他的社会的关系，即他的社会的立场，换言之，就是他的阶级的立场（Der Standpunkt der Klassen）。我们青年写作时，应当站在什么立场呢？自然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什么是民众呢？这一层不弄清楚，那人也是民众，鬼也是民众，也就和袁世凯做皇帝时，段芝贵也是公民，陆建章也是公民，孙毓筠也是公民的一样，那便是笑话。民众就是在社会中占着极大多数的以劳力生活的工农大众。站在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立场，即代表最大多数工农大众的利益的立场，就是民众的立场。但是我们要问，徐志摩下面一段文字是不是民众的立场呢？你看：
前几时有一天俄国公使馆挂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台上，微微地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他的头看旗上升时，我觉着了他的人格的尊严，他至少是个有胆有略的男子，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他的脸上至少没有苟且的痕迹，同时屋顶那根旗杆上，冉冉地升上了一片的红光，背着窈远没有一斑云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红旗在风前斗峭的袅荡个不定。这异样的彩色与声响引起了我异样的感想。是腼腆，是骄傲，还是鄙夷，如今这红旗初次面对着我们偌大的民族？在场人也有拍掌的，但只是断续的拍掌。我想这就算是我们初次见红旗的敬意；但这又是鄙夷、骄傲，还是惭愧呢？那红色是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我不仅仿佛听出了这近十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1789年7月14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亚牢狱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你们听呀，在这呼声里人类理想的火焰一直从地面上直冲破天顶。历史上再没有更重要更强烈的转变的时期。卡莱尔（Carlyle）在他的《法国革命史》里形容这件大事有三句名句，他说，“To describe this Scene transcends the talent of mortals.After four hours of world-Bedlam it surrenders.The Bastille is down！”他说：“要形容这一景超过了凡人的力量。过了四小时的疯狂他（那大牢）投降了。巴士梯亚是下了！”打破一个政治犯的牢狱不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事实里有一个象征。巴士梯亚是代表阻碍自由的势力，巴黎市民的攻击是代表全人类争自由的势力，巴士梯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法国人在百几十年前猖狂地叫着。这叫声还在人类性灵里荡着。我们不好像听见吗，虽则隔着百几十年光阴的旷野。如今凶恶的巴士梯亚又在我们的面前堵着；我们如其再不发疯，他那牢门上的铁钉，一个个都快刺透我们的心胸了！
（徐志摩《落叶》，18—20页）
徐志摩不是在喊巴士梯亚的“下”吗？不是在喊什么“自由，平等，友爱！”吗？不是要希望“我们发疯”吗？但是他的立场却不是民众的立场，而是少数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我们不待要看他后来发表的东西（与这篇文字反对的），即就本文就可以断定了，因为他把巴士梯亚狱的“下”，仅认为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把一部革命史的事实，把法国大革命中的主要动力——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在革命中的最伟大的作用一笔抹杀。我们再看克鲁泡得金怎样说法：
7月14日的黎明，巴黎暴动的注意点是集中于巴士提尔（即徐志摩所译的“巴士梯亚”，灵皋），他是一个暗淡的堡垒，有几个坚固的高大的钟楼。他坐落在人口繁盛的区域的房屋的背后，在将近圣安同因区的门口。历史家现在还在研究，人民的思想如何会朝着这一方向注意，有些历史家认为这是市政厅常务委员会想给暴动以一个攻击的目标，于是指使暴动去反对这个帝制的象征。然而没有材料能证实这个假设，只有些重要事实批驳它。或者自从12日和13日以后，人民的直觉，懂得了在宫廷的征服巴黎的人民的计划之中，巴士提尔占重要位置，因此先占领他，这种解释是更相迎些。
……
立刻，围城的人民占领了炮台！他们解除了瑞士人和领年金的人们的武装，捉住了朗勒，把他拖到市政厅。因为他的背叛，群众非常愤激，在路上施以各种侮辱；有二十次他几乎被杀，假使不是萧讷和另一人（注：这人不是梅雅吗？我们知道正是他捉住的朗勒）的英勇的努力，用他们的身体保护着他。但是只离市政厅刚一百步的时候，人民将他从他们的手中夺过去，将他斩首了。德胡是瑞士兵的司令，因为他宣告他以后忠于巴黎和忠于法国，和饮酒祝贺他们，才救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巴士提尔司令部有三个官佐和三个兵士被杀。至于商会的会长弗勒塞尔，他曾和贝森发尔和波利涅公爵夫人通信，而且照他的某一信中的一段所讲的，他还隐藏着许多别的丢皇后的脸的秘密。人民正准备杀他的，忽然一个无名氏将他枪毙。无名氏未必是想着只有死人们才不能讲话了吗？
革命是这样开始的。人民获得了第一次的胜利。这种物质上的胜利是重要的，革命应当经得起一个斗争的试验，而且应当从这试验中凯旋出来。人民的力量是如何，应当有一个证明，可以威镇敌人，可以鼓起法国的勇气，可以推动各地叛乱，朝着争自由前进。
卡莱尔、徐志摩他们两人和克鲁泡得金放在一块相比，或许读者要疑惑有点不伦不类，其实我们不过是拿卡莱尔和徐志摩做他们一类人的代表而已。他们和克氏对于巴黎市民攻下巴士提尔的立场不同，就是他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立场不同的表示，最显然的就是：
第一，卡、徐两氏认巴士提尔的“下”是“经过了四小时的疯狂”的结果，就是说，经过了巴黎人民四小时的疯狂的结果；他们把民众革命的最高尚、最热烈的精神，比之为“疯狂”！克氏则不然，他叙述巴黎人民既攻下巴士提尔之后，他们的领袖还在用他们的身体，从民众的积恨蓄怒之下，尽力地保护那背叛人民的朗勒，想把他送到市政厅去审判；瑞士兵的司令只宣告他以后忠于巴黎和法国，他就得保全首领，此外巴士提尔只有三个官佐和三个兵士被杀，其他，则只有一个出卖人民的商会会长弗勒塞尔被杀，较之统治阶级平常杀人如麻，真是天渊，从这种忠实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巴黎人民在大革命中，一点也没有疯狂；因为大革命并不是疯狂，而是人民争自由争解放的最高表现。这是他们对于大革命的立场相反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卡、徐两氏认“这一景（即法国大革命的一幕。语罕）超过了凡人的力量”。克氏又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一胜利，即巴士提尔的攻下，只是革命经得起斗争的试验，只是证明人民的力量，因为这一力量发动的结果，“可以威镇敌人，可以鼓动法国的勇气，可以推动各地叛乱，朝着争自由前进”。这些革命民众都是凡人，只有凡人结合起来的力量，才是超凡的力量。这是他们立场不同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徐志摩认为巴士梯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这又闹起什么“理想”主义来了！这又想把人间的事情变成天上的事情，把社会生活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必然结果，又变成什么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脑子里的把戏了！克氏又大大地不然。他以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完全由于人民不堪王权和封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而巴士梯亚的攻下是由于“人民的直觉，懂得了在宫廷的征服巴黎的人民的计划之中，巴士提尔占重要地位，因此决定先占领他”，这种叙述不但不包含一点什么“理想的胜利”的味儿，并且连市政委员（资产阶级的指导机关）指导暴动的浮词也批驳了。这是他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不同的第三个证据。那么，他们的立场的不同，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卡、徐两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文字是少数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立场，克鲁泡得金的叙述法国大革命乃是民众的立场。我们青年写作的时候，处处都要站稳他的民众的立场，就是说：
（1）我们要用文字做要求自由的工具，但这种要求必须是最大多数的民众的要求。
（2）我们要用文字做要求平等的武器，但这种要求也必是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
（3）我们要用文字表现我们仁爱（Menschenliebe），但这种仁爱必须是建筑在最大多数民众的兄弟之谊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