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夸大
夸大也是一种虚伪的心理，但是虚伪与夸大的性质却有点不同，它们的社会来源也不一样。虚伪是社会不平的现象产生出来的，夸大则由于主观的或客观之文化程度太低或智识太浅，眼光太狭有以致之。譬如，胡适吧。他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及一切的著作，虽然适逢其会，应了中国新兴工业即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而它的内容，实在浅薄得很。但是中国的文化落后，学术界太幼稚，也就和唱戏一样，好久没有好戏了，忽然来了一个差强人意的角色，便博得全场人喝彩，“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于是大家就捧起场来，差不多什么戏儿，非他不可，只要他一出台，便一起叫“好”。这本来是群众无意识的心理的浪潮，本来只有一分好，它要看你到十分；本来只有某一部分好，它要把你当全体。这么一来，久而久之，在台上的人也就不知不觉地以为自己是难能可贵了；不自觉地便养成他一种夸大的心理，你若不信，请听胡适说吧：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于《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胡适文存》三集，212页）
我们若是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思想界，在某种限度与一定的时间内，影响是很大的，这是一个事实；若是说，以后治哲学史的人，自然要光顾到它，参考到它，并且是从“五四运动”以后15年中一部重要的参考书，这也是近乎情理的话，但是，若果说：“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那就是夸大了。假使胡适不能把最近的中国思想界中用另一方——辩证法对于他的《哲学史》的批评，给它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就对不起，他的“夸大狂”的诊断便要被宣告为“缺席裁判”了。但是犯这种夸大的毛病的，也不仅胡适一派，还有自称革命派的学者，也有许多人犯了这种毛病。第一个是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我们在这里不能批评，但他下面的一段文字，实在有点“夸大”，或许这种“夸大”的程度，还可以说是很厉害。他说：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编。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书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
郭君在主观上或许也是要把他的这本书作为“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然而结果却完全失败；在主观上或许是“提供了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材料”，然而这些材料不是颠倒错乱，就是完全靠不住，结果也只有失败。（注一）郭君的文字全部都代表他的性格，我每读他的著作总觉得它的字里行间伏着一种夸大的成分！这是一。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伟大的革命理论家（看他的口气，也许就是我们的唯一的革命理论家），他的伟大而正确的“革命理论”的程度，在他的主观上或许比郭沫若君更要高明，然而他的“夸大”也就和他自以为正确，自以为革命的程度一样高。孙君做了一部书，名叫《怎样干》，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上这样说！
此书的写成，虽止两三月，而书中的意见和主张，则不是此两三月的结果，乃是我十余年的研究和经验，积累的结果。此种意见和主张，不是我的创造，不是我的发明，乃完全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希维克主义的意见和主张，不过由著者十余年的研究和经验，证明其正确性罢了。（圈点是我加的。灵皋）
既然是“正确的……主义”，又是“完全”的，那当然又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这种夸大可以说，与郭沫若是“二难并美”！我们不要看别的，只要看他给某中委的信，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位大革命理论家的真面目了：
自满洲事件发生之日，我即认定中国无产阶级——红军亦在内——应暂时放轻国内的阶级斗争，——此系表面的，实际上是更进一步的阶级斗争，——竭全力于反日帝国主义的运动……
（孙倬章《怎样干》附录）
我们真是浅见，到今天才看见我们中国的“暂时放轻国内的阶级斗争，……竭全力于反日帝国主义的运动”，就是说，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分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到今天才看见在“表面上”“暂时放轻国内的阶级斗争”掉花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式的革命理论家……但不知“暂时”暂到什么地步？“放轻”又轻到什么地步？实在说来，这样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即反帝战争分成两段的所谓“正确的革命理论家”，也只有孙倬章君才当得起！严格地批评，这不仅是“夸大”而是犯有严重的大战时代第二国际的错误，不是，罪过！夸大的人是以下两种事实形成的，即欺世盗名的心理和“无知”，或浅薄。
（注一）郭沫若说“墨子的思想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革命思想家”反对，就是说，他的思想反动，是“反革命派”是“非辩证法的”。墨子的思想是否反动，是否是反革命，这要从当时的社会分析周秦诸子之阶级的关系做起，是一个问题，而墨子的思想是否包孕着辩证法是另一问题。因为在古代，辩证法的思想，不必是创自那时的革命思想家。例如辩证法的始祖海拉克励特，他本是当时一个贵族，因阶级的代表反对当时商业资本的统治，遂发生辩证法的思想。又如海格尔，从他的政治学说，法律学说看来，他实在反动的，所以恩格斯称他为“法利赛人”，然而这却不妨碍他是唯心论的辩证法的“大成至圣”！由此一端，郭氏之误用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亦可见一斑。至于郭氏之胎息摩尔根与恩格斯的方法亦有不少的错误，读者可参观《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李季的《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60页以后各页，杜畏之的《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8页以下各页。
做文章是免不了错误的，我们这里所反对的是文字的“夸大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