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字的常识
清季某省学差考试某县生童时，出了一个题目如下：
《毕斯马克拿破仑论》
一般生童莫知所出，但是又不能交白卷，于是调皮一点的，“就题打滚”，叙述毕斯马怎样和拿破仑战争，战场上如何布置，两军对垒鏖战，如何剧烈，结果毕斯马大克拿破仑，居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榜示发出，居然这位考童的大名高高在上。后来大家传为笑柄，这还是道听途说之言，未可凭为信史。民国二年我在日本东京读书，看见中国报纸载了章炳麟驳斥王壬秋（？）一篇文章，大意是说王氏把美国之“美”，认为源出于中国“尽善尽美”之“美”；英国之“英”，源出于中国“三代之英”的“英”；德国之“德”源出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德”的“德”。王氏这样牵强附会，完全是夜郎自大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不识外国历史，尤在于不识外国文字。这是不识外国文字的苦楚。
还有读中国翻译的外国科学书，也有许多困难。任凭你翻译怎样好，总不能和外国原本一样，甚至不如原本之外其他西方国文字的翻译本。这是一。有时译本费解，你若不懂外国文简直无从索解，这是二。有时原译不错，印刷有误，你若对于外国文字没有相当研究，那你就莫辨真伪。只得“囫囵吞枣”地读过去，不能求甚解了。这是三。我们且举几个例子如下：
（1）我的一个青年朋友W君读陈启修先生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时，时常发生困难，不能解决，我常替他翻对原文，深知道不识外国文字的苦。譬如，陈译“注13”：
宇宙上的一切现象，不管它是人类的手做出来的也好，或是由一般的天然法则做出来的也好，总之，它们都没有表示着什么现实的新创造，倒只不过表示资料的某一种形态变化罢了。当人类的精神分析着生产的观念时所能常常反复发见的几个唯一的要素，就是结合和分离；纵然土地、空气、水等等东西会在野外变为牧草，纵然靠着人类的手，一种虫子有黏性的分泌物会变为丝，纵然若干的金属会结合起来变化为一个打簧的表，但是，这些事情都同样不是价值（Valore，指交换价值；虽然维利在他这种对于重农学派的论战里面，并没有正确的知道自己说着哪一种价值）及财富的生产罢了。……（1819页）
假使你懂德文的话，那你必定情愿读德文，不情愿读陈先生的译文，然而我敢说，这一节还是陈先生译本的最清晰的文字，不过这里有个大错，就是把“使用价值”译成“交换价值”（Tauschwert）。你想这相去多么远呵！
（2）又如，下面一段文字：
旧的国家的构造之整个基石都发生了裂痕。学生在斗争中仍然是领导者，到了他们不可忍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恐怖的方法。自从加尔泼维赤和巴尔马索夫的枪声后，所有的流放者都为之震动，如像听到了紧急的信号一样。因此，发生了关于恐怖政策的争论。经过个人的犹豫以后，被放逐的马克思主义派都一致反对恐怖主义。我们说，高度爆炸性的化学是不能代替群众的行动。个人在英勇争斗中牺牲了，但是不能发动群众的行动。我们的任务不是暗杀几个沙皇的总长，而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沙皇制度。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的分野。当在监狱里，形成了我的理论的观点，政治的自决力则成就于流放时期。（石越译《托洛茨基自传》196页）
石先生的译文不知道是根据哪一种译本或系根据俄文原本，我们不能断定，我手边只有德文本。当我读石译读到这一段时，偶尔翻一翻德文本，发现它们有些不同的地方，而这些不同的地方有的只是文字上的或修辞上的问题，有的却是很严重的错误（陈衡玉君在《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六期发表了一篇《评托洛茨基自传》，把此书的三种中文译本，刘译、成译、石译——做一个比较，发现石成两译的错误较多。可参考）。这里我们有四点要研究：
（a）石译所谓“高度爆发性的化学”，德文本为“Die Chemie der Explosionsstoffe”，应译为“爆发性（或‘爆发物’）的化学”，并不含有“高度”的意思。
（b）石译所谓“不能代替群众的行动”，德文本为“Kann die Massen nichtersetzen”应译为“不能代替群众”，其中也并无“行动”字样。
（c）石译所谓“……不能发动群众的行动”，德文本为“Ohne die Ableiterklasse auf die Beine zu bringen”，应译为“……不能有裨（或‘有助’）于工人阶级”。“群众”与“工人阶级”的意义有广狭之别，工人阶级固然是群众，而群众却不尽是工人阶级。因为农民也有群众，小资产阶级也有群众。
（d）石译所谓“在监狱里，形成了我的理论的观点，政治的自决力则成就于流放时期”，德文本做“War fur mich das Gefangnis eine Periode der Theoretischen Bildung，so wurde mir die Werbannungszeit zu einer Periode der politischen Selbstbesinnung”，似应译作：“若是监禁是形成我的理论的时期，那么流放时代就是形成了我的政治自决力的时期”，文意才圆满，文气才畅适。
（3）我的朋友程始仁君译的《辩证法经典》，其中有这么一句：
于是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只把理论的行为看作真正的人类的行为，同时实践又只被人理解和固定于污下的犹太人的现象形态中。”（19—20页）
原文如下：
Er betrachtet daher in，Wesen des Christentums nur das theoretische Verhalten als das echt menschliche，wahrend die Praxis nur in ihrer schmutzig judischen Erscheinungsform Gefasst und fixiert wird.（Marx-Engels Archiv-S.227）
两相对照，译文似乎不错，然而确实是赘得很，应改译作“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只把理论的行为看作真正的人类的行为，但是他把实践只解作并且确定它为卑污的犹太人的行为”。
我们现在处在国际的潮流动荡中，若是我们的生活不与国际间的文化发生联系，那就什么也不成，就是作洋八股也作不成。这种苦况我们是尝得多了。但是，若果你多学习一国文字，有多学习一国文字的乐趣，多学习两国文字，有多学两国文字的乐趣。严复说：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于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册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段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诂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昭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伴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严复译《天演论·自序》）
严复这段话虽然是在作洋八股，所谓“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若果青年人不善读，必定误为西人之所有，中国古亦有之。中国的名人在欧洲言论界常闹这种笑话，如前北京某大学校长在法国某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欧洲现代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在两千年以前就有了。欧洲人士，传为笑柄。严氏说“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读西人之书，而未尝为西人之学，我们青年于此可以获得深一层的了解，不但要读外国文字，写外国文字，并且要深研外国各种科学。因为深研西方各种科学之后，发为文章，自然言之成理，自然理直气壮，自然气盛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