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分析
一个人作文字要有深远的意识，要免除他那可怜的遭遇，只有屏去一切主观的见解。不然，虽然你有斗争的精神和热烈的情感，那你仍然免不了盲动和行险侥幸，对于你以前种种之所以失败，茫无所知，得不到一点教训，算是白忙一场，徒然牺牲；对于目前种种切要问题，自然不知从何着手。做事是如此，作文也是如此。譬如一般青年朋友现在大家要团结起来，重新做起学生运动来，来担负目前全国青年应负的使命。各省各市的青年团体的代表开大会于某地，先行举定主席团若干人。主席团的人马上就得决定以下数事：
（1）主席团某做报告：说明本大会开会的历史意义与其当前之使命。
（2）主席团某做报告：说明目前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各种状况。
（3）主席团某做报告：说明全国青年在目前与各阶级的关系。
以上三事既不是从什么“斗争的精神”可以在主观上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用什么“热烈的情感”可以一厢情愿地描写出来的。那你只有凭着搜集已发生的事实，根据确凿可信的材料，用你的冷静的头脑去做“客观的分析”。这种客观的分析，求之于中国的泰戈尔——徐志摩，或求之于印度的徐志摩——泰戈尔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即求之于其他比较好的文学作品，他依然是没有用的。那只有求之于青年大众自身之历史的经验和目前周遭的实际情形的分析，才可得到正确的结论，认清目前的任务，找到完成这一任务的正当的途径。譬如，大会公推主席团某主席或大会代表某某等起草一个全国青年行动纲领，那你就一丝一忽也不能有主观的成见，更不能为你的热情所动摇，你得要时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目前之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
（2）中国目前的状况与国际的关系——与日、俄、英、美、法等等的关系。
（3）俄国革命对于中国之影响。
（4）中国目前各阶级的关系及统治阶级的政权力量的估量。
（5）全国青年之社会的成分及其党派关系。
（6）青年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关系。
（7）全国青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8）怎样一种纲领可以推动和领导全国青年，至少是大多数青年共同努力完成这一共同的任务，并渐渐过渡到另一阶段即更高的阶段？
以前七桩却是客观分析之必要的对象，第八桩就是由以上种种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都是规定行动纲领的根据。但是我们分析客观的事实或现象时，必须牢记以下三事：
（1）各种材料的慎重审查。
（2）材料之精密的追求。
（3）客观现象的分析，务必抓住其现实的为根据，万不可以可能的或然的为理由。
材料在社会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来自官署或局所的，所以我们应当很严格地审查它，万不可率尔据为信史，例如下面一个统计材料就靠不住：
本埠自杀事件渐见减少
◄社会局发表11月份自杀统计
市社会局发表11月份自杀统计云：本月份自杀人数，较上月减少30.4%，计158件，各种自杀原因之次序，似与前数月相同，家庭问题最多，生计困难次之，受人冤抑更次之，自杀者女子较男子多36人，占全数61.39%，比上月略增，自杀者之职业一栏，不明项内数字之大，实为不可免之事实，自杀者既以女子为多，而此种女子又十九无职业也。兹将本月份自杀统计表列下：
（续表）
这个统计载在1930年12月上海《申报》，若是分析起来，就有两点靠不住：
（一）它说是年11月份自杀案件比上月渐见减少，这是件靠不住的事。因为上海市的统计，对于各租界上逐日所发生的事情，大都不能有精密的记载，而且有些自杀的事件被人淹没，这是常见的事。
（二）它说：“自杀原因……家庭问题最多，生计困难次之，受人冤抑又次之”，这简直有点神秘了。我们要问家庭问题究因何而起的呢？它能脱离经济问题而独立吗？可巧，今天（1932年8月6日）上海《申报》上就有一个铁证，你看：
前曾在虹口周家嘴路开设纸盒作之镇江人余贵华，年二十六岁，自因营业失败，将纸盒作停歇后，即迁居东有恒路振华酒坊楼上居住，虽屡次挽人代寻职业，均未有成，以致生计拮据万状，余乃嘱其妻往附近昌新烟公司做女工，即赖其每日微薄收入，资以度日，近其妻身怀有孕，行将分娩，伊为维持日常生活计，不得不按日到厂工作，厂主见其可怜，乃给予余妻洋五元，作为生产时费用，惟经连日开支家用后，已剩一元八角，前日下午，余贵华之父长根，由闸北到其子处索取零用钱，其子即告以拮据情形，讵其父不信，贵华乃给予一元，并说尚有八角，须留家用，其父不纳，乃再加六角，长根仍不理，最后贵华乃将一元八角全数交予乃父，方得解决，待长根去后，贵华怨念丛生，遽将其仅有之布长袍一件付质，并购买鸦片回家，于其妻入睡后，即暗自吞服自尽，待其妻于昨晨七时许发觉，已人事不知，亟设法车送同仁医院救治，讵奈服毒过久，即在中途气绝身死。
这在市社会局的统计者看来，当然是家庭问题了，其实是顶刮刮的经济问题。在现代资本制的都市如上海这样的城市，所谓绝对单纯的“家庭问题”的自杀，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吧。那么，照我们的说法，这种所谓因家庭问题而自杀，骨子里头十有八九都是经济的压迫啊！这不是“生计”问题么？至于所谓“受人冤抑又次之”，统计者又轻轻一笔把它撇开“生计问题”一类，其实也是心劳日拙。假使你把上海各报天天所载的各级法院的审判录看一看，你就知道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财产”问题，“债务”问题，俗话说得好：“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又说道：“哪庙里没有屈死鬼！”可见因冤抑而自杀的，又可以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因生计问题而起的。青年们写作时，遇到这种材料，应当十分小心。以上是说的政府或与政府接近的公共机关的材料的靠不住。还有资产阶级的学者所写的材料也靠不住，万不能从震其名而忽其实，如胡适下面所供给的材料就是这一类的。他说：
安诺德（美国使馆的商务参赞。语罕）先生的第二表里又有这点事实：
美国人每人有二十五个机械奴隶。
中国人每人只有大半个机械奴隶。
去年三月份的《大西洋月报》里，有个美国工程专家说：
美国人每人有三十个机械奴隶。
中国人每人只有一个机械奴隶。
（参看王灵皋《国文评选》第一集《请大家照照镜子》）
这只是资产阶级的统计学者对我们一般能说话的“机械奴隶”掉花枪。这也和说“上海共有二万部汽车（假设的话），那么就是一百五十人共有一部汽车”一样地骗人。实则坐汽车，有汽车的只是极少极少数！这种统计上的数目字，没有多大实际上的意义，假使你站在最大多数的民众立场上立论的话。一个人的文章，若果能以禁得起人家几次的追求，即客观的分析，那它本身的组织的成分，也必是经过几次审慎的考查即客观的分析来的才行，资产阶级的学者所供给我们的文献，自然有许多他们不小心的地方，也曾提出了一些客观的真理，禁得起客观的分析的，然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靠不住的。不但胡适一流的人，就是世界驰名并且还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学者如罗曼·罗兰等类人的文字，都难禁得起客观的分析，即如他下面的话吧：
我不要做兵士。欧洲啊，如果你要开始第二次大屠杀，我就要掉转来反对你，反对你的横暴，反对你的掠夺。我要和印度、中国、安南的兄弟站在一起，我要和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站在一起。我不仅是为正义，神圣权利的民义——这些字句在你们的思想表现里是极其虚伪的——去干这件事，而且还为真正文明的名义去干这件事。
我在绝望中期待着人类可怕的冲突——两部分人类之间还可避免的冲突。但是，如果这种冲突要到来，我是拼死不愿隐蔽我的思想，我为列宁的苏联和孙逸仙及甘地的亚洲辩护。
罗曼·罗兰为我们辩护的盛心和热忱，我们应当十二万分地感激，然而我们若果要用唯物的观点来把它客观地分一下，那他这种文字也就不免令人失望。最大的毛病——非客观的事实——就是他把整个的亚洲与整个的欧洲对立起来，并把整个的欧洲与苏联对立起来。他忽视了欧洲的最大多数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正是同情我们被压迫被剥削的亚洲与方兴的苏联，并且忽视了亚洲之中正有不少的欧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走狗。罗曼·罗兰把这一层抹杀了，他的可铭感的文件也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价值，而且他自己也就做了“愿意做傻子的人才是傻子”（见同上文）的傻子！客观的分析是最无情的啊！它就是解剖学的显微镜，在它的显微镜下，没有一点容你作伪的地方；它又是定性分析的化学，任你是什么东西，在它的玻璃管里，是不容你带上一丝一忽的假面具的。我们再郑重地重复一句，若果你愿意自己的文字，禁得起人家客观的分析，那你未提笔写作之先，就得把你所讨论的问题和所搜集的材料，做一番客观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