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阿谀

“阿谀”也是虚伪之一种。虚伪是在言论行为上不露其真面目给人看。明明同那个人不好，表面上还故作一种要好的样子；明明是满肚子不高兴，表面上还是有讲有笑；明明看不起那个人，表面上还是谦恭小意；明明对他没有什么感情，表面上做得好像是生死莫逆之交，这都是虚伪，在言论行为上如此，在文字上一定也是如此。所谓虚伪，就是不近人情，不近人情，鲜不为大奸慝。虚伪是自己做假欺人，阿谀是替人做假欺人，替人捧场，在专制时代谓之“颂圣”，或称“颂扬”，又叫做“奉承”。为什么要做文章去奉承人？去阿谀人的，大致不外：威逼与利诱两种。碰到有权有势的，你若要在他手下讨生活，那你不得不好话多说；不然的话，那你轻则打破饭碗，重则还有不可测的危险，这就叫做“威逼”。有钱、有势的人或阶级，他不一定要用权，权到必要时才用的；他还可以用钱去驱使人，无论什么人，就常理说来，都是“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或是“哈叭狗儿看见穿红的摇尾巴”，所以现在的报纸和其他一切所谓机关文件，大都不外此两种性质。作这种文字可以说是“奴隶的文字”，说这种语言的，可以说是奴隶的语言。奴隶的语言文字却也有两方面的意义。在阶级的社会中（譬如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阶级或个人，若果要明白表示反抗主人的意思，那就要被屠杀，至少也要受鞭笞或牢狱的苦头，所以就想出一种语言文字，含譬而喻地，隐约之间，流露出不满或反抗的意思，这叫做奴隶的语言文字。还有一种语言文字，专门对于统治阶级和个人，歌功颂德，如胡适在欧洲所看见的那位所谓劳工代表，他就是专门去歌颂资产阶级时代的；这种人说出话来，也是奴隶的语言，作出文来，也是奴隶的文字。但是这两种奴隶的语言文字是不同的：前一种是不甘做奴隶，希图解放的语言文字；后一种则是摇尾乞怜，甘愿作奴隶的语言文字。周作人有一篇短文形容得好，特引在下面：

斯忒普虐克（Stepniak，字义云大野之子，他是个不安本分的人，是讲革命的乱党，但是天有眼睛，后来在大英被火车撞死了！）在《俄国之诙谐》序中说，息契特林做了好些讽刺的譬喻，因为专制时代言论不自由，人民发明了一种隐喻法，于字里行间表现意思，称曰奴隶的言语。

（周作人《说虎集》上卷，《奴隶的语言》）

这种奴隶的语言，就是我们所说的前一种奴隶的语言，是积极的，反抗的，含有革命的意义的。周先生又说：

……中国自己原有奴隶的言语，这不但是国货，而且还十全万应，更为适用，更值得提倡。东欧还是西方文明的地方，那种奴隶的言语里隐约含着叛逆的气味，着实有些赤化的嫌疑，不足为训。而中国则是完全东方文明的，奴隶的心是白得同百合一样的洁白无他，他的话是白得同私窝子的脸一样的明白而——无耻。天恩啦，栽培啦，侍政席与减膳啦，我们的总长啦，孤桐先生啦，真是说不尽，说不尽！你瞧，这叫得怎样亲热？无怪乎那边的结果是笞五百流一万里，这边赐大洋一千元。利害显著，赏罚昭彰，欲研究奴隶的言语以安身立命者，何去何从，当已不烦言而喻矣乎？（同前书，同前文。）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一种奴隶的语言文字，是消极的，䩄然无耻甘心为奴的语言文字。这一种语言文字就是阿谀的真正精神。不过周先生对于章秋桐做总长的时代的奴隶的语言，已经深恶痛绝，自今思之，实在不甚公道。因为由我们现在所流行的语言文字（自然是一方面的）看来，觉得章先生时代，还是唐虞三代。青年诸君不要误会，以为我梦想“执政”政治的清明，其实大大的不然。我们是要教人晓得，执政时代一般士大夫的语言文字，固然是无耻的奴隶的语言文字，现在所流行的语言文字，更是无耻的奴隶的语言文字，不过形式不同罢了。从前说“天恩”，现在变了什么“参加工作”；从前说“栽培”，现在变了什么“追随革命”了；从前说“总长”，现在变成什么“某某同志”“某某主席”了。有人说，阿谀不尽然施之于有钱有势的，即朋辈之间，气味相投的，也有交相阿谀的，那么怎样能以看作“奴隶”呢？其实这也是形式逻辑的看法。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阿其所好呢？还不是为的争权夺利，争什么领导权（譬如文学界中的一部分私人团体的争论）？还不是互相标榜，口中说的是“革命”“革命”，心里想的是“金钱”“金钱”，眼中看的是“势力”“势力”！他还是在做奴隶，所以他的语言文字，依然是奴隶的语言文字。其无耻一也。其腔子里的隐微，不可告人亦一也。陶行知所谓“不转弯的笔”，也就是劝诫青年不要做阿谀的文字，他说：

我的同辈朋友，许多都做了官，而且是做了大官，有几位做得还不错；有几位是未免大事涂糊，小事不糊涂。我写了一首诗劝他们留心董狐复活。可是天下的官多着咧，糊涂的，何止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愿拿这首送朋友的诗，献给普天下之做官的。大家努力吧！

做官莫做糊涂官，万人愁苦一人欢。

董狐有笔钢于铁，只写是非不转弯。

所谓“只写是非不转弯”，就是不事阿谀，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用“批评的武器，对着一切黑暗的势力”，这话后来再谈，现在只要记得不要“阿谀”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