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思想
语言是文字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白了，就是说，要用极普通极平民化的语言即白话来写文章，同时尽可能地，运用工农社会的语言以及其他特殊社会如流氓社会、官僚社会、统治阶级社会分别描写它们，并且尽可能地运用各地方言，以描写各地社会的生活，这是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语言的问题虽然解决，却同时又发生一个问题。用语体文作文的，不见得都是好文章，譬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固然是用白话作的，《圣谕广训》《新旧约》不也是用白话文写或译的吗？这里就不单是文字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了。
文字必含有思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所要问的，是一种什么思想。现在有些人当评论人物时，常常说，某也有思想，某也没有思想。这句说法，有两种意义：一是说，某也能思想，某也不能思想；一是说，某也思想新，思想好，某也思想旧，思想不好。前一个说法固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思，即是后一个说法，也为我们所不取。因为无论好思想、坏思想，新思想、旧思想，总归是一种思想。至于能思想与不能思想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绝对的。因为能思想的，固然要思想；不能思想的，不是不思想，不过思想中枢的神经系统的运动不灵敏，感觉不能迅速集中于它的对象。这是心理学的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所应讨论的。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思想，是就文字内容所包含的作者对于他所叙述或所讨论的事实与问题的态度、意识、观点等等，没有一篇文章不表露它的作者的态度、意识和观点的。不管作者如何地“深藏若虚”，然而他的思想总要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所以思想是文字的第三个要素。我们且举几节文字来做个例子如下：
（1）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韩愈）
（2）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郑燮）
（3）单说那位劳工代表Frahne（？）先生。他站起来演说了。他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头发苍白了（圈点是我加的。灵皋）。他站起来，一手向里面衣袋里抽出一卷打字的演说稿，一手向外面袋里摸出眼镜盒，取出眼镜戴上。他高声演说了。
他一开始便使我诧异。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
这是他的主文。以下他一条一条地举例来证明这个主旨。他先说科学的进步，尤其注重医学的发明；次说工业的进步；次说美术的新贡献，特别注重近年的新音乐与新建筑。最后他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钟之内描写世界人类各方面的大进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我听了他的演说，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胡适）
（4）如托尔斯泰的“难道这是应该的么？”全篇所描写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耿济之等译，商务版）
（5）罗马奴隶为他的所有者的锁链所系，工银劳动者则为他的所有者的不可见的线索所系。不过工银劳动者的所有者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阶级。（德文本，考茨基版：K.M.Dad kapitals.509）
自由劳动者有两重意义，即是：他们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自己直接隶属于生产要具，也不像自耕农那样，生产要具隶属于他们，他们对于那些生产要具毋宁说是自由的，解放的并且是孑然一身的。（同前书646页）
以上五个人——韩愈、郑燮、托尔斯泰、马克思、胡适——的文章，都是关于工农阶级的状况和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但是他们各人的文字内容却大不相同。韩愈的话就是说，工农阶级应该白出劳力供养他们的统治阶级的；不然的话，就应该吃官司、砍头，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枪毙”。郑板桥（燮）客气得多了，他把工农的地位抬高了，商人的价值也抬高了，尤其是替农民抱不平，摆出一副慈祥恺恻的面孔，所谓“仁者之言，蔼如也！”但是他所说的农民是富农中农，顶多不过是自耕农；而且他虽然抱不平，却把农民穷年累月，自朝至暮，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其上”——地主阶级与夫适应这种封建阶级生产方法的统治者，——变成了“以养天下之人”，轻轻地把地主阶级、封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罪恶，一笔撇开，把问题的性质完全变了，使一般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认不清症结所在，耳朵根子听着快活，好拼命地出力报效地主阶级，死而无怨。托尔斯泰不同了，他虽然是衣租食税的大贵族，但他却义形于色地替农民工人打不平，向着全人类提出“这是应该的么？”的问题，但是他虽然提出问题，却没有透出他的解决方法来。有之，也不过是他全部人生观，全部哲学——不抵抗主义罢了。他虽然当贵族阶级没落的时候，发出许多惊心动魄、惊风雨泣鬼神的言论，然而他到底不能舍却他的本阶级的利益，转过身来，站在工农群众方面，积极地向地主、贵族阶级的社会组织进攻。这也不是偶然的呀！马克思则不然。他完全献身给无产阶级，从历史的研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法的分析，一方面，从事实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须眉毕现出来；一方面，从这种分析中，便自然而然地透露出解决的曙光来。他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情感地同情于工农群众，而是替无产阶级用极冷静，极博学的头脑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法运动法则，他把资产阶级对于工人农民的极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的事实，都放在他的冰冷的天平上，冰冷的解剖刀下，找出它的前因后果。我们中国的胡适真特别的乖巧！他把那位“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在国际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大会里厮混的“头发苍白了的”朋友，当着世界“劳工代表”！他听了这位“劳工代表”无耻地歌颂“这个时代”（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它极高度的生产合理化极端地剥削世界工人，一方面用它的极高度的科学制造杀人机器争夺殖民地，屠杀殖民地的工农群众并且同时也一样地枪杀它本国工农群众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于是我们这位大博士便一唱三叹，喜形于色地，“忍不住……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他说：“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大众听着！胡适眼中的社会革命“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那么，我们中国早已实行过社会革命了，并且天天在实行社会革命，因为：
（a）在我们中国也可找到并且已经找到一些被压迫的分子（我们说是“工农群众”）“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的到大庭广众之中去歌颂“革命成功”！
（b）在我们中国也可找到所谓“工会”，时时在“大庭广众之中”用“等因奉此”的文字歌颂他们的“革命成功”！
无怪乎樊迪文、采特里、考茨基、麦克唐纳、赫里欧[1]等一班国际工贼在那里耀武扬威，他们是由“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从无产阶级队里跑到资产阶级的大庭广众，歌颂资产阶级的时代，认为是他们的时代。不错，到后来果真是他们的时代了，因为他们完全变了资产阶级的螟蛉子，那却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大众的时代！
你看！从韩愈到胡适他们五个人同是谈的工农大众的问题，而他们的文字所包孕的思想，真是相去天渊。韩愈完全代表地主贵族阶级统治鼎盛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郑板桥却是代表乡村资产阶级或富农，并同情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利益，挂着仁爱的面孔，去对被剥削阶级“假惺惺”，借以欺骗工农大众的思想；托尔斯泰是代表农奴解放以后，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劳动运动正在发展时期的俄国贵族地主的矛盾思想；马克思完全是为无产阶级而斗争的理论指导者与行动指导者的思想；至于胡适则完全是当代资产阶级麦克唐纳一流人的思想。
青年们作文时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审慎自己的思想的出发点，应该严格地自己问问：我的思想究是哪一种思想呢？或去或从，或取或舍，你自己就有一点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