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晚上11点

这是命运之线纠缠、打结的一天。

天哪，米拉和让诺真是具有英雄气质，会一直拍到半死。清早大雾。我们在床单后面，也就是果园的深处架设机器。十一点钟的时候，大雾渐渐散去。我们拍了头部超出床单的反打镜头。米拉还不能从长凳上下地。让诺抱着她。我加了一句：“您，请不要烦我！”似乎他是因为嘲弄才去帮她。摄影机和台灯变换位置。我准备相遇（也就是首饰那场戏）。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我们开始，因为阿勒康有着摄影师、几何学家、天文工作者的那一种不人道精神——只顾着调试、纠正他的光线，丝毫不理会米拉几乎无法直立的事实。

我们吃了午饭。云朵又来了。下雨了。午餐后，我睡了会儿。我睁开一只眼。我猜想工作组的人们正在我躺着的水房里玩问答猜谜游戏。阳光又开始闪耀。我起身。演员们都卸妆了，也脱掉了戏服。我去问克莱蒙。他对我说，机师们拒绝在四点以后再工作，除非公司根据工会的薪酬标准付加班费，达尔邦坚持一向原则，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人在巴黎。克莱蒙跟他们商量，由我们来负担这加班费，令机子重新开始转动。我们把机器和台灯搬回原处，大家又开始重新给演员们上妆，弄发型，穿衣服。

太阳渐渐下沉。阿勒康不得不转换角度。

这边是一种痛苦之极的折磨——看着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的米拉强充好汉，坚持工作：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另一个跟她有片约的公司（正在巴黎拍摄）引起纠纷，为了明晚出发，周六再回来。我猜想她其实比她现在表现出来的状况更糟糕，也许比她自己想到的还要差，而这一次旅行的后果，是她最终还是无法拍摄在巴黎的片子，并且也不能回来，导致我们的片子也瘫痪。

这些情况令她有点糊涂了。劳累、病痛、精神压力使她瓦解。她喃喃自语着，踉跄着，脸孔扭曲。她已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本可以解救我们的）第二个镜头失败了。没有云彩的天空开朗起来。时间限制也快到了。精神危机终于爆发。米拉跪倒在生菜地里。她抽咽着。人们把她抬走。

在图尔，我陪着让诺去维亚尔（Vial）医生家里。他让我们在一酒吧等着，有仆人给我倒上白葡萄酒，还准备了烤面包。医生把我们带到他的诊所，在去往罗什高尔邦的路上。他用喷射药液处理了一下马雷的腿，在痈上注射了一针。那么坚强而勇敢的马雷看来承受着无比的痛苦。我把他留在医生的诊所。明早，我们顺道再去接他。我会尽量避免那些骑马的镜头，拍一些比较安静的戏。医生让他保持二十四小时静卧，直到那个痈确保不恶化为止。

想着这一令人倾家荡产的事业，现在问题是：太阳是决定性的主宰，我们怎样才能在不要求病号们做出很大牺牲的前提下，竭力拍完马赛尔·安德烈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