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3日

我又得了黄疸症。这病没有生过。我竟然虚弱到如此地步：会染上所有的流行病。昨天，虽然病得很重，我还是让人开车带我去圣·毛利斯完成剪辑的工作。我删掉了美女的房间一个长的全景镜头，它对于我接下来要展示的东西没有任何帮助。这边那边，我又删剪了好些图像。

《可怕的父母》在艺术馆的成功超过了大家的期望值，可马雷有气管炎，而卡布里耶·多尔齐亚（Gabrielle Dorziat）又失音了。他的替角取代了他。

我的工作进展顺利。我可以离开巴黎，休整一下。达尔邦带我去高萨伏瓦（Haute-Savoie）。

若有其他国家问法国：您的武器是什么？她会回答说：我没有武器。我只拥有一件秘密武器。如果再问她是什么秘密武器，法国会回答说人们一般是不会泄露秘密武器的。如果人们执意再问，她也无可后怕地会讲出这个秘密，因为这件武器是无法仿制的。那就是她无政府的传统。

在法国，一旦有人试着组织或采纳某些系统，就会有个人反抗、滑入那一机械系统的轮系之中。结果是骗子取胜，同时还有另一个结果：某一种力量会以秘密的方式表达，一种矛盾的思想（以创造精神为基础）游离于官方精英之外，形成深层精英。几个世纪以来，法国都在上演着这种节奏的戏剧，而法国人一直认为她没落了。

法国会自我诋毁。缪塞（Musset）在我拥有的一篇文章（写作于其最多产的阶段）中宣称（法国）没有诗人，没有小说家也没有戏剧家，马利布朗夫人（Mme Malibran）在伦敦演唱是因为巴黎歌剧院会唱走调，而法兰西剧院倒在尘土之中。老高乃依让人称赞拉辛的剧场，因为他的戏剧无人观赏，那个时代的很多悲剧都比拉辛的更讨观众欢心，皇帝起用莫里哀作为时事讽刺剧编导是为了折磨他的候爵和博士。除了那些百科全书的编者是最早的一些思维敏捷而又多产的“文人”，天才在法国，通常总是死于困境之中。

是谁令法国有了这人们交口赞叹的神奇伟绩？维庸（Villon），奈瓦尔（Nerval），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魏尔兰（Verlaine）。可人们也了解这些可怜的先生们的命运：为社会所不容，死于医院或者街头。

我欣赏法国不自居而自毁的本性。自居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就是诗意地生活。对于一个王子而言，就是历史性地生活。两种可笑的错误，会令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不能存在，又好像（存在），埃雷克·萨蒂（Erik Satie）说过。然后，他又加了一句我经常引用的话：“原则不是要拒绝荣誉勋章。而是不能与之相当。”

电影工业为对抗事故、意外、无政府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上个星期，帕斯卡看了我的电影。他对我说：“法国是如今唯一一个国度：令这样的一部片子成为可能。”我的电影是讨人喜欢或是不讨人喜欢，那是另一回事。我可以把它进行到底，依靠一个自由制片者的冒险精神，依靠我的同行们的善意，依靠工作人员的灵巧，依靠这无政府的传统——正是这传统允许在我们这里，在规律的环境之中可以出现意外元素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