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9号，早上7点

昨夜我的左眼肿得很厉害。昨天，米拉的医生法盖（Faguet）揭掉了我手上和额上的硬壳，为了在研究所里观察这些是不是只有碘才能消除的疣状衍生物。杜马医生和他的夫人在圣·毛利斯很是诧异，但也为之赞叹。从未来过这种怪地方的人会为这一种纷乱场面所惊叹，因为我们在五分钟内搭起的脚手架（还在那上面铺设轨道），因为随着我们要求的角度不停组合的幽灵般的布景（剩下的空间被工作人员与大衣所侵占），因为这些看似自相矛盾、最后在银幕上却变成很合理的、太阳的、或是月亮的光线。

裙袍在磨损，被撕裂，变皱，可它们活着。最初的时候，演员们不敢在这样的裙裾下行动。可接着，习惯了，最沉重的袖子，最僵硬的皱领，最长的裙摆都自如地活动着。那让穿衣工与场记员担心的细节在银幕上毫无显现。我从不顾忌将一件家具移动位置。在生活中，要靠记忆来证实眼睛曾看到的东西已有困难。对于图像而言是同样的道理。我选着树林的镜头。总体非常出色，完全是佩罗的风格。重要的在于隔一段时间来选择。在拍摄的第二天，我们都还停留在现场的印象中，只会发现缺点，为一些荒谬的细节而入迷。

电影令人赞叹之处，就是我们在公众面前展示的这种他们不了解其中构造的永恒的牌局。

自然给了我们承受和预感的神经，智慧让我们懂得忍受，令我们警觉。对抗痛苦的斗争和电影的工作一样令我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