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晚上5点

和往常一样，我在一堆荒唐无序的乱梦后醒来。那是另一种生活，我必须体验其中最微小的细节。

影片拍摄的结束，在隆城曾令我难过，今天早上（现实中的晚上）没有再让我伤心。那一种计量的本能——多亏了这点，我写剧本时从不精确考虑一场戏的时间——令我完成了前两晚接近极限的工作，达到目的。胶带在我的灵魂里已完成它的行程。

这令人兴奋、吸取我们能量的可怕的玩具工厂，还留给我一件有魔力的玩具：类似《风先生和雨夫人》（Monsieur le Vent et Madame laPluie）的微观戏剧的“声画编辑机”。在香烟盒大小的那一块毛玻璃上，会看到我那些布景和人物的重生。可以按我的意愿令他们停顿、重来。可以随心所欲地让他们在时光中倒走或是前行。

对巴黎工人们的称赞。物质不再起作用，他们的天才取代之。我用了“天才”这个词的通俗意义：斯汤达（Stendhal）所赋予的。

我总是要求机械师们一些不可能的事。他们从来都不回答我：“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思索。他们找到办法。我能说什么呢？他们找到办法。他们思索。探索是跟在发现后面的。他们先找到解决方案。

人们可以向他们提任何问题。他们回答：“这是可行的。”他们消失了。又带着钉子、木板、垫块等回来。他们思考。他们讨论。他们开始动手。他们总是对自己的作品那样充满激情，所以常听不见音响师们请大家安静的要求。一旦最后一句话录好，锤子和剪刀声又响起。我暗想，不知他们是否认为演员们的活是一种真正的工作。在隆城的一辆公车上，一位胖胖的的妇女在谈论着《皇后的项链》。别人问她：“您是演员？”——“不.不”，她回答，“我是干活的。我是助理化妆师。”

围着炭火盆，组织一个露营。明星和机械师们一起取暖。各自谈论自己的战役，也就是最近完成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