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与野兽》电影日记

星期天　1945年8月26日

在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之后，明天，我准备开拍。要抱怨由于这样一部电影而带来的一系列麻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认为这次的工作本就要求我们站着睡觉，要求我们去成就一个最最美妙的梦。此外，这工作也令我们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支配这个按分计时、恪守陈规的时代——我们痛苦地生活在其中的现在时。这一段与世隔绝、异常震撼、黑白颠倒的时光，相对于不可避免的现实而言，是真正的胜利。

我得面对一大堆错综复杂的约会：布景，服装，外景地的选择，还有医生和护士的每日来访。我度假回来，胸口有两片痈，一是被阳光晒伤的，一是被蚊子叮咬发炎的。

可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的生存状态并未使我感到一丝倦意。这部电影萦绕着我，令我振奋，令我紧张，它带走了无所事事使我产生的那种软弱的恐慌感，逼迫我离开那个使我产生无益的情绪波动、令我瘫痪、阻止我写作的房间。

看贝拉尔（Christian Bérard）工作是一种离奇而美妙的场景。在帕坎（Paquin），只见他在一大堆珠罗纱和鸵鸟羽毛之中，炭条笔胡乱涂画着，满身大汗，胡子直竖，衣衫不整，极尽奢华地创造着最为准确的意韵。在他满是墨迹的双手之间，那些服饰不再是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时髦青春的乔装打扮用的常见道具。我想说的是，一件电影中的服饰，不是一件简单的服饰，而是一大堆创造电影氛围、情势的元素之一。整个的场景变化非常快，而它也必须随之变换，与之吻合。经他之手而诞生的男人和女人，看上去仿佛就生活在（与我们当时当地所不同的）某个地方，某个年代，而不是去参加化装舞会的人。

这简直是奇迹——他成功地把韦尔梅尔（Vermeer）的风格和多雷（Gustave Doré）在佩罗（Perrault）童话那些红底金字豪华精装本里的插图融合在一起。

这些高级服装制作者们最令我惊叹的，是那份爱，那份雕琢精神，以及伴随着那些女性工作时特有的那份优雅。三、四个绣着戴斯乐（Gaby Deslys）或鲁宾斯坦（Ida Rubinstein）舞台剧中所用长袍的老姑娘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无以伦比的天才——她们死后这手艺定会失传且无可探寻。

这天早上，在罗什高尔邦（Rochecorbon）的家禽饲养场（我在那里拍摄），我看到一口大箱子，箱盖大开着，箱子里，一件挨着一件，是阳光照射下的裙袍——简直就是《蓝胡子》里的那些女人。但只是她们的躯壳。为了重生，它们必须找回它们的灵魂，也就是说穿衣服的肉体。昨天5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图尔（Tours）。巴黎阴云密布。慢慢地，在路上，天空渐渐开朗，云层被风吹散，最后，只拢着几丝油画般淡淡的云彩，赋予我灵感。在都兰（Touraine）地区，有卢瓦尔河（Loire）静静流淌，在阳光照耀的苍白天穹之下。我又看见了在做准备工作时期，命运之神令我遇见的那一所背向大路的小城堡。国有财产登记号五十。靠着路边的围沿它没有显露真面目。我们差一点就没有下车。可我一眼就认出了——直至一砖一瓦——我曾经担心只能人工搭建的影片场景。住在城堡之中的人很像童话里的商人，他的儿子对我说：“如果您昨天经过这里的话，就能听见您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正让我的父亲听您诗歌的唱片呢。”除此之外，那些用来拴马的铁链条也像传说中怪兽的模样。这就是那凶恶的姐姐房间的窗台，那些门，那楼梯，洗衣间，果园，马厩，狗窝，狗儿，喷水壶，在窗台下日渐干枯的西红柿，蔬菜，矮冬青，水源，家禽，木梯子。一切都在该有的地方。屋子里头也和屋外一样，那一种与影片要求丝丝入扣的吻合感简直穿透墙壁。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搬动太阳，也就是说，我们得根据太阳的移动以及每个场景的要求移动拍摄位置。这曾是我们白天的工作，我们周围是一大堆拍摄助理、电子工程师、机械师，他们不停地移动线路，安置调试机器，一些人在露天，一些人在仓库里。明天早上，我会在八点钟到现场，准备那一场晾晒床单的戏，那一场戏可以让我开始感觉光线的导向，发现欠缺哪些配饰，真正进入拍摄的状态。

星期一，早晨7点半

我们长久梦寐以求的、想象的、在无形的银幕上看见的东西，今天早上，要将它变成实在的和具体的，在空间和时间里雕刻琢磨。而这一切从无序的点点滴滴开始，反向的，正向的，前面的，后面的，末了在剪辑时再把一切归整，令故事如同生活的次序一样排列。我们得搭建起那些用来晾晒床单的架子。用维桑斯（Vicence）戏剧里的那些透视组景法，先在别处搭建好使得它们既抓得住逆光，又能体现阳光的移动。要记得将床单浸湿，这样更能增加透明度，还要插一些直直的杆子，把竹子劈开成衣夹，用台灯来反射过多的阴影，避免近景的地面与果园的背景不谐调，接着还要在果园里重新布置这油画的布景。当阿弗南把第一块床单像意大利式幕布一样撩起来时，那长凳，“美人”坐着的地方，就该在白色床单构成的通道背景之前。甚至还要避免提到“绳子”这个在电影圈里忌讳到要罚款的字眼。需要考虑这么多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问题，让我无法入眠，为预见、躲避每一个小小的陷阱而疲惫不堪。

演员：米拉·巴伯利（Mila Parely），娜娜·吉尔蒙（Nane Germon），马雷（Marais），米歇尔·奥克莱尔尔（Michel Auclaire），九点钟会到。我要给他们化妆，给他们穿衣，把他们变丑，把他们撕裂直至他们像童话中的人物该有的样子。在这个童话里，丑陋的并不丑，在这个童话里，用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真相和现实自相矛盾（也可说是鲁本斯的雕版画中反向的阴影）。我们会在现场吃午饭。

星期一，晚上7点半

工作启动，非常艰苦的第一天。天气好极了，可五点钟时上空就开始阴沉。非常闷热。城堡的主人强迫我喝了好多酒，我不得不靠自然泉涌的清水来抵挡酒力。源头活水实在太清澈，以至于牲畜们都搞错了，以为那水槽是空的。领地内四处可见洗手池、小溪流和微型的瀑布。

布景是我不得不独自亲手完成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得上忙。再说，那些杆子总是弯倒，线没法拉挺，床单太短，数量也太少。阵阵吹来的风把它们掀起，吹走，瞬息间就破坏了整个透视场景。那些服装道具与床单构成的布景墙映衬相当和谐，而且还能透过床单形成十分漂亮的阴影。可是，天哪，五点钟的时候，天空一下子阴云密布，雷雨即至，我不得不停拍全景，改用台灯来拍摄特写镜头。米拉摆好姿势，坚持住，坚持着，走样了。摄影机的镜头在颤动。电器师，机械师都试着想把它修好，可没有成功。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笔录只令公司放心。我的工作不得不在全速飞翔之时被中途打断。我刚刚起飞，又掉了下来。疲惫不堪的我回到图尔，从乌夫莱（Vouvray）回到那里，满心的失望。我曾希望那蔚蓝的天空可以持续。我曾希望能改变以往的工作节奏，希望这一次能有好运气，产生一种新的节奏。我真是太天真了。同样的困难总是追随着我，每次它们都从一个新的角度出现，我无处逃循，总是被这些困难逮个正着。

我们会有太阳吗？我们会有一个可以使用的镜头吗？我们还会遇到别的阻碍吗？我努力睡觉，等待。等待。这是电影的悲剧。

如果我没有那么专注于那个户外小棚的工作，我可能就会挺开心。因为这果园的场景，因为这完美的小城堡，被这些演员们装点得五彩缤纷。演员们在户外洗浴，围着一张露天的大餐桌化妆，机械师与置景工们站在露天布景台的木板上吃午饭。

好心，是一种危险的武器。那些机械师与置景工们都爱我，竭力为我工作，可我总是只能一个人工作。加尔内（Carne），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等人发火了，他们提出要求，我们倾听。这天晚上，在晚餐之后，我找达尔邦（Darbon）谈话。我对他说这个机器的故障几乎是一种救助，这个用手帕和竹竿搭建起来的布景几乎毫无用处，就像我在房间里和贝拉尔即兴演绎时随手搭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真正布景的大概，现在需要的是把它变得具体而实在可用。我希望明天早上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无论天气如何，要完成一个真正的布景而不再是歌剧里临时搭建的那种布景模样。我去就寝。天空好像很阴沉。大家努力寻找着几颗稀落的星星。树木不安地晃动着。有人和我确认说机器可以用了，但它依然有可能不被察觉地晃动。没有什么比以为成功而后发现图像模糊更可怕了。这将是我第二天最担忧的事情。

星期二，早晨7点

我起床观察天气。天空阴霾。等待的日子将要开始，演员们全副武装玩着牌随时候命。德拉诺尔（Delannoy）跟我说过在图尔必须时刻准备着，因为天气变化非常迅速。

我暗自思忖这阴沉的天气是否也是一种机会。我用一个自己都不肯定是否可靠的机器拍摄着，那是由临时找到的工具修整的。也许，如果这糟糕的天气持续时间更长一点的话，我就会有另一部摄影机，也会有更好的床单布景（会有更多一点数量的床单）。

我当前工作的难点是，在如此不稳定的天气之下，每一个要摄取的画面应该采用的角度问题。天空出现暂时性明朗之时，我可以拍任何一种画面，只要看好太阳的位置就可以。总而言之，全体人员都得保持随时投入工作的预备状态，然后不停搬动那些电器设备，一会儿到屋前，一会儿到屋后，一会儿到果园，一会儿到家禽饲养场。我又一次和《幽灵男爵》（Baron Fantôme）的工作团队合作。他们脾气好又敬业。最不显眼的一个电影机械师或置景工人都会积极参与摄制，他们热爱电影，真正对电影感兴趣，能从头到尾与演员们团结合作。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并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与戏剧圈内那些在幕后工作的机械师们截然不同，那些人是在阴影中工作的，对自己从事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

我曾经对美国的拍摄节奏甚感惊异。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跟我讲过他在那里每天拍摄十二到十七个场景。他在八周内完成了《我的老婆是个巫师》（Ma Femme est une Sorcière）的摄制工作。可事实上，在美国，由于工会而产生的阻力比我们这里更大。他最近拍摄一部片子，（在常规工作完成之后）发现还剩下一个场景没拍：五个主要人物在海中一条船上的一个镜头。由于是从三百米的地方远远拍过去的，他决定启用次要演员，让他们穿上这五个主要人物的服装拍摄。那些小角色于是就要求得到跟明星一样的报酬，那是他们酬劳的双倍，而且如果明星们不与他们同时领酬金的话，他们也拒绝演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因为那些明星们都在拍摄别的片子，而且工会也禁止他们同时签两个合同。于是，他最后决定用彩绘的假人来代替真实演员。于是那些次要演员又说这些假人阻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一切似乎没有了解决的可能。

雷内·克莱尔找了一个律师谈话。那个场景要求有很大的风浪。律师对他说正是这些风浪救了他，帮他排除障碍，可以拍摄了。因为要拍的这一场景符合工会的一条规定：“拍摄有生命危险的场景”。于是工会就允许他工作而不接受任何投诉。

3点钟

米拉和让·马雷帮我把午饭带到了房间。在这个旅馆里，那是不可思议的奢侈（这旅馆倒还不是太差，说实在话），不过，约赛特（Josette）认为自己身处达那里夫（Tananarive）那个独眼龙旅馆呢。天空依然布满阴云，只有几小块洞眼。拍摄助理拿着一片黄色的玻璃片观察天空：这是一种虚假色调的情况。如果虚假色调（被云层遮蔽的太阳）持续的话，我们也可以拍摄。如果又有变化，我们就得等待。我会在九点缺一刻的时候到场。

星期二，晚上11点

今天早上天色灰暗，十分闷热。云彩都凝滞不动。我们来到在跳蚤市场中央的工作地点。我指挥着那些置景工们，让他们去割木板来做成X形，三个垒在一起，在上面晾床单。慢慢地，风格逐步显现。玩具变成了一出床单戏的道具，杆子从各个方向把平面切割开。阿勒康（Alekan）和他的助手研究了机器。他们决定用一种对称的几何图形当靶子来试验镜头。眼睛盯着寻像器，观察景物是否还颤动，并用完了胶片末尾一节。可如何在当地冲印十米的胶片呢？在一个试验水槽中，在一个临时性的实验室里，我的助手们成功了，我看着他们在水槽中洗印胶片。机器可以使用了。明天，一架新的摄影机会到。我急着想动手拍摄特写镜头，这些镜头要求我们仔细地观察每一束细微的光线。可当我刚刚准备好拍摄预定镜头，天空又放晴了，太阳重新露面，但根本不可能再跳回去拍摄商人出发的那组镜头。需要约赛特、马赛尔·安德烈（Marcel André）、马、等等……我继续工作，但阿勒康得避开这我们曾经无比期盼的太阳，用板子遮着阳光，总之得营造出刚才的阴暗氛围，刚才需要用台灯来代替阳光的那种阴暗。

克莱蒙（Clément）自己正在布列塔尼（Bretagne）拍一部关于铁路工人们抵抗运动的片子。他给我派来了他的弟弟，而在他自己到达之前，我得管着一切杂事：晾晒的衣物，把杆子连在一起，找着家禽并把它们赶到布景区，搭建床单构成的走道并尝试着有所发现（人们没法想象在1945年要多租到十二条床单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制片人罗杰·罗吉利斯［Roger Rogelys］费了老大劲才帮我找到九条）我原来有六条。那些通道和幕布按照需要搭好了，这就用了所有的床单，令我一条多余的也没有，也不能用俯视的方式拍全景。那是我更喜欢的。如果要我描述那床单构建成的迷宫模样，我会努力让读者迷失其中，而如果我提前掀开这惊奇之盒的盖子，拍摄从上空看到的样子，迷宫的神秘感就荡然无存了。还要避免移动镜头。用递进的硬切镜头来展示那些白色的走道，这样观众就无法体会到那个地方究竟是宽是窄。

我会在后期制作的时候，把这些床单的场景剪接到它应有的位置——果园深处，而事实上我是在别处拍摄，这就是电影的好处。

今天下午，我仿佛因为劳累，因为口渴，因为床单，因为夹子，因为竹竿而晕头转向，忙得迷糊了。我可怜的脑袋都不知道如何协调图像。让·马雷救了我。他走过来帮我扶住竹竿，带着一种令人惊叹的耐心和智慧帮我解开了一团乱麻般的绳索。

八点返回。与工作组及一个报纸的女士共进晚餐。她探寻着拍摄轶闻。听我们谈论剪辑、透视以及游戏的事令她变得愚蠢。她本来大概是期待着那些戏剧工作团组内的经典笑料的。然而，我很幸运那些问题令我充满激情，也令我的艺术家们充满激情。我给他们举了A的事例，某化妆师。他从来都不会参与到拍摄角度的问题中来，他从来都不会在不同光线下观察自己的作品，他从来都不想把妆化得更完美。他在远离布景的地方看报纸，认为自己装了一个假睫毛或是为一个演员的颈子上点粉就完成任务了。所有其他的人都全身心投入，我的摄影师还接受（拍照片的）摄影家阿尔多（Aldo）的建议。

我担心明天早上会是一个灰暗的清早。我得在九点的阳光下完成那床单的布景工作。如果太阳不露脸，我就得准备商人骑马启程那场戏。我只能在五点钟的时候再拍摄，因为那时候的阳光是斜着照到屋后的。天哪，那一场景很长，因为各种角度，各种可行性，各种衔接性等等。而马赛尔·安德烈得比其他人更早回到巴黎。

我忘了那些飞机的问题。当米拉的特写镜头光线调好之时，一架飞行学院的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做着倒转翻跟斗的练习，阻碍了我们的音响录制。我让人打电话给飞行中心的上校，希望学生们能避免做这一类看上去颤颤悠悠的翻转练习。他向我们承诺了。

星期三，早晨7点

我被雷阵雨惊醒。窗子正对着我的床，敞开着。我看见那窗框里树木疯狂摇摆，闪电穿过枝叶，带着无比的狂怒，夹着苍白的荧光。雷声隆隆震荡着天空每一个角落。

但愿那些浓云可以被溶化，将我们从这无法呼吸的沉闷中解救出来。

当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这场面已安静下来。天哪，我梦想着有一场可怕的雷雨能改变天气。如果这是一个雷雨期，那我们就好比正身处池塘之中。像电影这样昂贵的事业居然会完全受一个气象表的摆布真是件奇怪的事。

星期三，晚上11点

我是如此疲惫，但还是强迫自己记笔记。又是多云的一天，天空只有少许的蓝色的洞眼，虚假色调。我还是成功地拍摄了七个镜头，抓住空隙，偷偷地，完全出乎意料。有天与地和我作对。在拍了米歇尔和让诺（Jeannot，让·马雷的昵称）持续一秒钟（却需要再花一个小时来处理）的镜头之后，我请大家准备在屋后拍约赛特—米拉—娜娜和马赛尔·安德烈的那些镜头。七点钟，是，在现在这时节，五点钟。太阳出现了又消失了。飞机穿越我们的区域。机器抖动（他们从巴黎带了一架新的机子来。可新的机器也学着另一架的那种任性）。我为此而发火了（这令我疲乏），尔后又控制自己——为了不惹烦我的工作人员。在图兰地区，得在清晨和晚上拍摄。可一天中的那些时间却是工会认为的正当工作时间。在这里，可用的时间缩减成了仅有的几分钟。太阳总是不期而至。等它的时候，从来也不会看到它露面。它总在我们动手准备的时刻出现，而在真正开拍的时候消失。我七点钟回到宾馆。在一个房间里，看到了帕坎公司今晚从巴黎运送到此的服饰：让·马雷在片中野兽和迷人王子的服饰试用装。野兽那一整套非常棒。可王子的装束还欠缺点奢华与贵气，尽管从式样而言是完美无瑕的佩鲁风格。明天我要求演员们七点半到场。我上床了。

图尔地方报上的文章。每一行都透着不真实的信息。

出于一种非本能的矛盾思想，我避免了一些镜头的摇动，虽然这是现在的流行，也是所有专家们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一组晾晒的场景是完全固定拍摄的。

我觉得很难向艺术家们解释这部电影的风格需要一种超越现实、非自然的意味。我们谈得很少。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模糊。语句很短，也很精确。所有这些令人难于表达、阻碍“表演”的语句构成了一台机器的轮齿系统的整体（单看细节是难以理解的）。有时候，我羞于开口让他们守纪律，因为，这事实上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才有的遵从。那一种信任却掀走了我的自信，常令我害怕自己配不上。

星期四，早晨7点

昨夜，我突然间惊醒。外面下着雨。我刚刚意识到自己犯下的一个错误，得在别人都没有发现之前想办法弥补。有人怀疑过我。我不是、我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导演。我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太为关注。我观察。我参与场景之中。我变成了观众而忘记了协调。我忘记了马赛尔·安德烈走去骑到马上那一个动作之前的衔接片段。为了让已拍好的镜头得到利用，我要剪掉娜娜·吉尔蒙在窗口的镜头。她得重复一遍台词，离开窗台。马赛尔，作为开端，做他的动作。我会令镜头在马后停止，当他骑上马并说：“那你呢，美女，我该给你带点什么？”

如果克莱蒙已到达，我就不会掉进这样的陷阱里。布列塔尼的天气应该很糟糕。他延迟了。此外，马赛尔·安德烈在五天后得出发，而如此不稳定的天气，令我无法肯定可以在他走之前完成所有他的镜头。今天早上，还下着雨，有可能太阳晚些时候会出来。在图兰地区，天气变化的速度快得令人诧异之极。

晚上7点半

（开拍以来，）第一个完成所有我想做的事情的工作日。完美的阳光与云彩。午饭后，我们要利用那时的云彩，在屋后工作，利用台灯制造出夜晚的效果。

早上，由于飞机学校学员们空中旋转的练习，我们差点又失去了赶拍的机会。达尔邦到飞行学院中心去找了他们的头。中心领导们于十点钟过来回访了我们。其中一个是孟杰（Mangin）的儿子。他们承诺将练习范围移到更远的地方。

我基本上完成了晾晒那一场戏。只要再有一点运气，明天我就可以完全结束，9点到1点之间。（卢多维克［Ludovic］和他的喷水壶。米拉的影子。）——（穿着公主裙的美人来到这床单构成的“剧场”之中，由让·马雷揭开“幕布”：像收意大利式幕布般掀起第一块床单，展现出长凳后那一片透视景。）

为了录制米拉和娜娜在特写镜头的笑声（当约赛特说：“给我带一支玫瑰花……”），我请阿尔多化妆成寡妇的样子。他被扑了粉，脸上盖了一个珠纱网，还带了用木屑做成的金色的麻花辫。他这样子难看之极，而且像极了老妖怪。我在响板声后，把他带到了她们面前。她们对我说，她们笑了，因为发现他实在是不堪入目。

明天，在晾晒那场戏之后，我会移到果园场景。美人和她的父亲出现的那些镜头，并协调床单与屋子的背景。勒贝东（Lebreton）帮忙录了家禽和水流的声音，为了令我们拍摄地的氛围与故事情节里实际发生的地方相吻合。

马儿阿拉密斯（Aramis）于4点钟时和它的训教师一起从巴黎来到片场。这马很像蒙高麦利（Montgomery）要骑的那匹胡姆尔（Rummel）。这是一匹白色的阿拉伯马，跪倒和起身直立的时候，仿佛一片带着泡沫的白色浪花。我给它装上了一套马戏团里的鞍具，式样就是童话书里的样子。我还请它的拥有者给我们寄来了它的假毛长尾。看着那载人的座椅（太笨重，太干净）。看着那些弩（无法使用）。我不再发火了。当我发火的时候，那也是经过思考的，为了维持一种狂热的心绪，在那一种狂热里，可以提炼出力量。

星期五，晚上8点

米拉出了事故。她想登上阿拉密斯。马儿起身直立，或者说是米拉让它站了起来。我在拍约赛特的镜头。米拉正穿着浴袍，沐浴在阳光下，她在水池中洗头发，又带马儿在苜蓿地漫游。在屋前，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能注意到的情况下，米拉大概是想让这匹马戏团的马儿直立起来，于是拉了它的缰绳。马儿就后仰，把她掀翻在地。她没有死真是一个奇迹。我们把她送到了图尔。她显得非常勇敢，甚至有点强充好汉的意味。但我猜测，刚才的突发性事故令她受冲击太强，还没能反应过来，也没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令人害怕、担心的是受冲击之后的反应。她的右腿似乎只有一些表面性的擦伤。

这天早上天气很凉爽。有太阳。飞机依然在那儿盘旋。阿勒康神经绷得很紧，他姿态极为谨慎地坚持工作。可当他准备好拍摄时，一朵云飘来，一架飞机经过，一只狗在叫，珠鸡（嘈杂的叫声）盖过了演员们的嗓音，音效被搞坏了。

在与城堡主人共进了一顿完全“反节食”性质的午餐之后，我回到晾晒那一场戏。在那一片简单洁白的背景之下，约赛特天蓝色的裙裾显得极为夺目。

为了配合这一场景，我让她说：“谁洗了我的衣服？”阿弗南（Avenant）回答：“我们”，而她又接着说：“那些床单晾得不好，都拖地了。”

我回来，累得散了架。我们要到歇尔河（Cher）边上的一个小咖啡馆共进晚餐。为了到那里，很难找到一条没有堆积废墟的街道可以让我们的汽车通过。又是一顿“反节食”的大餐。我和阿勒康想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在没有米拉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拍完马赛尔·安德烈的镜头。明天早上，我很希望拍弓弩手，这是电影的开场戏。可在图尔的博物馆里，我们只找到一些很重的武器，又不能使用。

马雷的腿上长了一个疖子。

星期六，晚上8点

米拉好一点了。娜娜守在她身边。按摩师帮她进行了按摩，并允许她可以泡一次澡。她走起路来像一个罗圈腿，但这并不妨碍她笑自己和一切好笑的事情。

这一天进展顺利。但埃米尔·达尔邦指责我随意添加戏份，公司只算那些预先敲定的戏。然而，那些添加的戏份，那些即兴的发现，往往滋润了片子，令剪辑更为丰满。我还没有拍摄一帧无用的图像。每一个镜头都令我喜欢，而且使这片子更有意义。今天我顶风拍了一系列添加镜头，梯子、犁、犁铧、长柄叉、篮子、木柴、绳子、堆积旧东西的地方——美女和卢多维克、阿弗南一起坐下来谈论野兽：“它真是四个脚走路吗？”……

我即兴组织了这一组场景，因为当时天空被云层遮蔽，几乎有了一种摄影棚内的光线。可由于约赛特穿衣、化妆花了很长时间，太阳又出来了，我不得不用篷布遮掩那于我们而言异常珍贵的阳光。约赛特的优雅和表演时那种极为精妙的智慧令我惊叹。我那些简短的台词对她来说很适合。我从来都不需要重拍。她身上就有美女应有的那种天真、简朴、超越于常人之上的那一点聪颖之气：可以看到她家人几乎无法感知的东西。她控制卢多维克，保护她的父亲，但她没有丝毫的羞愧之意去重新找到自己所放弃的。她带着珍珠与罗纱，丝绸与黄金，带着一种完美的自然感觉说：“谁洗了我的衣服？”午餐后，我在果园深处把衣物晾到搭好的架子上。美女、她父亲、卢多维克和阿弗南背向镜头坐着，面对我上一组拍摄的晾晒场景里那被收起来的一块床单。床单掀起来，于是又出现了屋子。美女拥吻了自己的父亲，和卢多维克、阿弗南一起走向今天早上拍的那个场景地。在往右边移动离开拍摄视野的最后时刻，阿弗南手里的床单落地。于是这一组镜头结束——与开头相呼应，以晾晒衣物为结合点。接着，我们转移到果园左侧通道。从这个地方，我要远景拍摄在台阶上出现的美女和她的父亲，这个场面令费利丝目瞪口呆，她的头伸过床单：“一位贵族夫人和我的爸爸站在一起！”

第二组图景是美女和她的父亲向这边走近，一边有阴影与树叶间透过的光线出现，阿弗南的声音响起：“可那是美女！”在拍摄这一场时，我非常幸运地录到了公鸡的叫声。太阳在移动，马上要转到屋后了。大家奔跑着跟紧它。我们飞快地拍完了马赛尔·安德烈的镜头：他在马上俯身朝向美女，问“那你呢，美女，我该给你带点什么？”，接着是美女的特写镜头：“我的爸爸，给我带一枝玫瑰花，因为它不会来这里”，这台词又引出了她姐姐们疯狂的笑声（昨天已拍好）。

拍好这一组镜头：美女，背向镜头（马儿在她与台阶中间穿过），她转头朝向左面，时间正好六点整，这是工会规定的完成正常工作的时间，过了这点，公司就得加付额外工资。

我决定明天、星期天不拍摄。米拉还没有康复，没有她在场，我不如做点别的小零活。如果她恢复得可以了，那我周一就可以补拍那项链与轿子的戏。

弩既然不可能，我会用弓或者投弹器。

今晚和明天是图尔解放的庆典。（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罗什高尔邦［Rochecorbon］主人的邻居，将代替约赛特——她拒绝登上阿拉密斯。）

一个好消息：克莱蒙和他的夫人今晚到达这里。我就不再是独自一人去与镜头、云彩、情节、飞机等作斗争。我会有一个交流者、一个好同行的建议，他刚刚独自拍完《铁路线上的斗争》，这是一部由铁路工人与机车演绎的令人赞赏的片子。

他还剩下火车脱轨的场面没有拍，十一架机子正在那里守候着，等待着。我对他说我影片的风格决定了我要使用现代的道具，随手可得的东西：洒水壶、长凳……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避免匠气的方式。那些服装已足够了。

星期天

休息。还算幸运，天上有很多云。米拉已康复。旅馆的老板对我说，昨天晚上（图尔解放的庆典），约赛特穿着衣服跳进了市政广场的水池中。他们大约是早上五点钟回来的。现在正睡着。

我了解在电影中约赛特和她的姐姐们的关系，除此之外却一无所知，在生活中，其实也差不多是一样。我不想说约赛特是米拉和娜娜的出气筒，因为她们两个事实上非常善良与和气。但我想说，娜娜和米拉为人处事的方式形成一种模式，而约赛特是另一种，两者截然不同。米歇尔保守而又情感丰富，所以他能与两者都相处融洽。在休息时间，他吹吹笛子。

让诺又是另一个阵营。他在他们身边的方式是自然的，但完全是外人。他是一个朋友。他不是这一家子的。

因此，就有了这样一种恰到好处的比例，跟他们解释那些戏的氛围都是无用、多余的。因为他们就这样生活着，整个就活在那一种影片的节奏里面。

米歇尔，是我根据他《永恒的回归》（利昂内尔［Lionel］一角）片断的试演而选出来的，他在镜头面前还是有点生涩。如果我限制他，他就僵硬了。于是我就冒险让他稍稍演得“过头一点”，因此得到了一些夸张的表情，但总好过他眼睛与嘴巴那一种快乐的僵持状态。几天以后，相信他会感觉自如，我到那个时候再拍一些重要的场景。

贝拉尔对于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起着巨大的作用。为了不违反工会的规定，迫不得已尽心找一个理由来把他的名字写进目录里真是一件可笑的事。他的服饰显露出来的那一种高雅、力量以及豪华却简洁的风格与台词的功用不相上下。是这些服饰决定了最细小的动作，无需任何修饰，并赋予演员们一种表演的自如。很遗憾，法国还没有这样的财力来拥有拍摄彩色影片的奢侈。美人身穿天蓝色的长裙，来到为一群黑色的家禽所围绕的洗衣处时，那场景真是一种奇迹。

帕坎在选用布料时大概没有受色彩限制。他们用所能找到的布料。尽管如此，偶然造就的色彩对比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这是有意而为的话就更是令人惊骇了。一旦米拉、娜娜、让诺、米歇尔、约赛特穿好衣服，化好妆，戴着头饰漫步在花园之中，农场、家禽饲养地、窗子、门就一下子显现出它们在故事中的意义。而穿着现代服装的我们，则像是可笑的幽灵，无意间闯入了另一个时空。

当那种虚假色调又出现、云层神秘地移动、令手里举着他们的黄色玻璃片仔细观察着天空的拍摄助理们无法分辨出气象预测是否正确时，我就躺在草地上，闭上眼睛，我的诗歌（《耶稣受难像》［La Crucifixion］）萦绕不散，他把我带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令我感觉与周围这一切都不再有联系，令我感觉太阳在靠近，而报警员提醒我，令我一下子惊醒过来。

星期天，11点半

在拆绑带时，我发现另一个小疖子开始长出。R曾经告诉过我这是要提防的，可我当时要启程，那事占据了整个身心，也令我仿佛有种免疫力。幸好这疖子没有在其他症状结束之前恶化。这已是我祈求的了。

我忘了提一件很值得记的事。阿拉（Ara）负责管理那些演员，他来到了拍摄现场。我曾向他提的一个小小的意见令他改变了态度。

马雷刚刚来过我的房间。他的疖子巨大无比，很不幸地长在大腿内侧。我刚刚渡过那一阶段，我心想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R.曾经那样强烈指责过传统的医学对于这一类的病情的治疗方式，在图尔，没有他的帮助，令我很是不安。

星期天，午夜（12点）

在香柏高（Champgault）我哥哥嫂嫂家吃了晚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回来，远处，隐约有一场暗沉沉的雷雨，伴着无声的闪电。

马杰斯迪克（Majestic）电影院。令人动情的一刻。我们第一次试片。我做到了。非常非常美丽。有一种清透感，细节丰满，浓郁的诗意。阿勒康理解了我的风格。浮雕感，轮廓，对比及一种无法言传的东西，仿佛有一股清风在回旋荡漾。这令我们更有勇气继续工作。明天，如果太阳配合的话，我们要开拍首饰那一场戏。四点钟的时候，我和克莱蒙、阿勒康在现场。我们探寻着角度。我不想过早地决定一切。电影往往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拍成的。阿勒康的工作像什么呢？像一件古老的银器，被打磨一新。在某些表面被磨得锃亮的旧银器身上，有一种闪亮的柔和之光。

星期一早上，7点钟

让诺来我房间换绑带。那腿侧的疖子果然是一个越长越大的痈。今晚他会去看医生。得给他注射噬菌体。可怕的是，他还要上马。现在走路已很困难。

艾斯科菲尔和达尔邦去巴黎了。他们后天回来，会带来四个仆人和贵族。

星期一，晚上11点

这是命运之线纠缠、打结的一天。

天哪，米拉和让诺真是具有英雄气质，会一直拍到半死。清早大雾。我们在床单后面，也就是果园的深处架设机器。十一点钟的时候，大雾渐渐散去。我们拍了头部超出床单的反打镜头。米拉还不能从长凳上下地。让诺抱着她。我加了一句：“您，请不要烦我！”似乎他是因为嘲弄才去帮她。摄影机和台灯变换位置。我准备相遇（也就是首饰那场戏）。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我们开始，因为阿勒康有着摄影师、几何学家、天文工作者的那一种不人道精神——只顾着调试、纠正他的光线，丝毫不理会米拉几乎无法直立的事实。

我们吃了午饭。云朵又来了。下雨了。午餐后，我睡了会儿。我睁开一只眼。我猜想工作组的人们正在我躺着的水房里玩问答猜谜游戏。阳光又开始闪耀。我起身。演员们都卸妆了，也脱掉了戏服。我去问克莱蒙。他对我说，机师们拒绝在四点以后再工作，除非公司根据工会的薪酬标准付加班费，达尔邦坚持一向原则，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人在巴黎。克莱蒙跟他们商量，由我们来负担这加班费，令机子重新开始转动。我们把机器和台灯搬回原处，大家又开始重新给演员们上妆，弄发型，穿衣服。

太阳渐渐下沉。阿勒康不得不转换角度。

这边是一种痛苦之极的折磨——看着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的米拉强充好汉，坚持工作：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另一个跟她有片约的公司（正在巴黎拍摄）引起纠纷，为了明晚出发，周六再回来。我猜想她其实比她现在表现出来的状况更糟糕，也许比她自己想到的还要差，而这一次旅行的后果，是她最终还是无法拍摄在巴黎的片子，并且也不能回来，导致我们的片子也瘫痪。

这些情况令她有点糊涂了。劳累、病痛、精神压力使她瓦解。她喃喃自语着，踉跄着，脸孔扭曲。她已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本可以解救我们的）第二个镜头失败了。没有云彩的天空开朗起来。时间限制也快到了。精神危机终于爆发。米拉跪倒在生菜地里。她抽咽着。人们把她抬走。

在图尔，我陪着让诺去维亚尔（Vial）医生家里。他让我们在一酒吧等着，有仆人给我倒上白葡萄酒，还准备了烤面包。医生把我们带到他的诊所，在去往罗什高尔邦的路上。他用喷射药液处理了一下马雷的腿，在痈上注射了一针。那么坚强而勇敢的马雷看来承受着无比的痛苦。我把他留在医生的诊所。明早，我们顺道再去接他。我会尽量避免那些骑马的镜头，拍一些比较安静的戏。医生让他保持二十四小时静卧，直到那个痈确保不恶化为止。

想着这一令人倾家荡产的事业，现在问题是：太阳是决定性的主宰，我们怎样才能在不要求病号们做出很大牺牲的前提下，竭力拍完马赛尔·安德烈的镜头。

星期二，晚上11点钟

似乎因为运气而成就的美好一天。雾气散开，太阳在蓝天显现，云层遮蔽又揭开了天幕，几个镜头拍摄还算迅速，马儿切切实实根据我们的要求完成了任务。拍摄的镜头符合我的梦想。米拉坚持下来了。昨晚在诊所过夜的让诺，参加了拍摄，并穿着勒南（Lenain）的戏服去打针。

今晚，六点钟时，我已拍了十一个镜头，马赛尔的工作都完成了。首饰那场戏就在盒子里面。

在旅馆里，T夫人，米拉的经纪人，带着一辆救护车来接她去巴黎完成任务。这是个疯子，因为米拉——这简直是奇迹——被两部电影投了保，不会有金钱上的问题。保险公司的医生来旅馆。是维亚尔。他很担心。明天要给她拍片。如果她的盆骨有一点儿裂缝，就得给她上石膏，那我们的电影就完蛋了。

至于让诺，他一个星期之内还无法上马。我会鼓起勇气，来接受无法接受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会治好他们，也会继续拍片。我把这一意愿也强加给了剧组无数人。我上床，累瘫了，也极瘦——报纸的那位女士宣称：“他的形象就是两根线条组成的。”

现场笔记　星期三，1945年9月5号，上午11点

我从虚无中挖掘出这个故事，是一个惊喜。如果命运之神要与我作对，我一定会与他斗争到底。我也会创造出一些绝招来对付他。

我居住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时空都属于我。我居住在那个世界之中，没有报纸，没有信件，没有快递，没有电话，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

早上，有雾升起，可云层在各个方向交叉、重叠。今天本该拍摄约赛特的替身——一个邻家女孩上马的镜头。为了方便发号使令，我“无同期声”拍摄。克莱蒙躲在仓库之中。他在阿拉密斯的蹄子上和尾巴的假毛上倒着四氯化物。

掩藏在木梁与柴捆后面的机师们拉着一根肉眼无法察觉的细绳：绳子牵动栅栏的门，打开。一个两米宽的活动平台构成场景。

人们放开阿拉密斯。它出现了。我下令打开门。门打开了。阿拉密斯犹豫片刻，迈着那舞者的步伐出来，我们高速拍摄了这一镜头，以便在日后处理时再放慢。空中三个蓝色的洞眼令我们终于把这些图像录进了胶片盒中。

汽车把马雷从诊所拉回来，米拉还在那里做着X光透视。我们下一个镜头将要拍他（马雷）在院中寻找马儿，并拉着缰绳把它牵回到仓库里。

时间浪费。一片黑色的积云移向太阳虚假色调区域（在其中，太阳看着宛如一轮圆月）。我在乡野露天的一张桌子上写着，面对着勒南地区的农民们送来的那些供选择的道具。我有点冷。有人帮我拿来片中商人所穿的睡衣披着。

机器，照明灯具，开始向家禽饲养场搬运。那个作为约赛特替身的女孩从马上下来，被令人惊叹的一大家子人围住了，这场景令人想起Caran d'Ache里的随从。马雷拖着腿走路。机师买了并又转卖着烧酒。从布列塔尼来的克莱蒙开始明白这里天空的任性：它可以在五分钟内被云层遮蔽接着又转睛。

中午12点

现在，我们坐在稻草与燕麦堆上。推移镜头把仓库分隔成两半，接着又移向那木板大门。我们守候着太阳。马雷在预演。他让马儿转身的场景得完全地落在这一框架之中，有点困难。我在那扇门打开之前，加了一句台词：“我，我去那。”这句话诠释了他的坚定，因为对他而言，迈出生硬的脚步比轻便的脚步来得容易。他一犹豫，便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当我写下这几行时，马雷问我们，他该留下来还是去诊所。克莱蒙通告将有两大片云层过来。我下令吃午饭。我们饭后再看。停。

1点钟

我们吃了午饭。一切都是“反减肥”性的。主人给我们上了牡蛎。我让人正对着屋子安了轨道，在家禽圈的角上。我要拍美女在月光下出逃的那场戏。她围着斗篷，顺着屋子的墙面而行。她走到了野兽头形状的马具边。她左右张望。阿勒康前进，拍摄美女及还在她父亲家中的野兽的特定镜头，那时的野兽正谋划着自己的未来……这个十七世纪的铁马具第一天就给我震撼感，那是我发现这个屋子的日子。那就是我找的屋子。

汽车带来了关于米拉的消息。没有任何裂缝。休息一个月。他们允许我让她明天工作。所以，明天或者后天，我就可以完成。那些“小侍从”们在图尔。若有太阳，我就可以拍完米拉的戏，她就可以休息了。

夜景。——美女在月光下出场（红色的屏风）。阿勒康摆放着台灯、屏风、轨道。太阳转向了。阴影也移动了。我跟他说了这个。可对于一个摄影师，哪怕是很可爱的人，他要以对日月星辰的无动于衷来与你对抗，还能说些什么？

最终，阿勒康宣布没有足够的阴影。四点钟了。马雷还没有从诊所回来。我决定拍摄“给我带一支玫瑰”的特写镜头。约赛特在第二次拍摄时出色的表演令我成功了。可音响师说刚才最后一句话被一架过路飞机的声音所遮盖。约赛特变得有点烦躁、紧张，没法再找到那种简朴，那种放松感。太简单了或者不够简单。我有点发怒了，在第七次试拍时叫停。可我随即有点不好意思。决定再拍一次。我又拍了两次（一共拍了九次）。声音总是有问题。但也可能我们认为的不好的声音实际是好的。

马雷被他的病痛所折磨，脾气很坏。他回到了诊所。明早有人要为他动手术，这令我们两天之内见不到他。我会利用这两天来拍摄米拉坐着轿子出发的戏。

与克莱蒙和阿勒康一起，我们把那个轿子给否定了，我自己重新组建场景（以便米拉可以尽量少移动）。

我自问。我心想这些如此艰辛的日子不也正是我生命里最温馨的日子。充满友情，充满善意的争吵，充满笑声，充满了对流逝时光的攫取。

星期四，6号，晚上7点

布满云雾的天空。保险公司对米拉和让诺都负责。他们现住在诊所里。在罗什高尔邦，大家都冻坏了，裹着戏服取暖。埃斯科菲给侍从试装。我和他们一起在家禽饲养棚里预演。我们决定试拍两个可以用电灯光照明的镜头。我拍娜娜叫醒睡在稻草车上的布兰（Blin）的哥哥的镜头。在一千瓦的灯光下午餐，大家都感觉有点像在阳光之下。阿尔多疯狂工作，拍了无数的照片：一起坐在桌边的我们、侍从们、挤在稻草堆里的女演员们。达尔邦从诊所回来。由于天气不好，我们没有让米拉过来。让诺开刀了。阿勒康决定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下拍摄洗衣池那短小的一幕。汽车出发去诊所接米拉。我们靠衬裙和男式衬衫，让她和娜娜在最后一分钟才脱衣服，着戏装上场。我们在马儿周围围了一圈晾晒的衣物。那个我本没有什么感觉的场景变得非常美丽。这些皮肤白暂的姑娘们，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衣物中间，水泛着浪花，米拉放声笑着，娜娜绞着一堆衣物，又把它们甩向镜头，所有这些短暂的画面令我想起Armance的洗衣处，和驼背的医生[1]。没有别的可做。天哪。在水房里，是侍从、化妆师、服装师乱哄哄的场景。他们唱着俄罗斯合唱曲。有人在给米拉试她节日的长袍。我走了。我到诊所去。汽车把我放在路边，像箭一样飞驰而去。我在让诺房间门前又见到他。米拉和米歇尔也来与我们会合。一点一点地，剧组的人开始在这个小小的诊所安顿下来。我想我可能也会在这里过上几天，重新接受胰岛素的疗程。

如果明天有太阳，我想拍那些轿子和侍从的镜头。只要一点点运气，米拉就可以拍完、自由了。

为什么这个“演员们休息”与“演员们在行程中”的主题会具有如此的魅力？这些幕后的场景展露在眼前令人惊诧。我从来不会对此感到厌倦。等待时，总是能自我安慰。尽管种种的不舒适，我们的旅馆（波尔多旅馆）里美妙的氛围无法言传。仿佛是初中，是假期，是旅行。生活在一起，工作，讨论工作，对我而言，意味着最大的奢华。

星期五，7号，早上5点

昨晚，我看了一点已拍片段的放映。让诺劈柴的镜头。米歇尔装满洒水壶。在台阶上的姐妹们和父亲。看到这么少的东西真是不过瘾。我等着更为正式的放映。但我随即又想到电影的这个问题：每个镜头只组成一个短句或几行。节奏只有在全部摄制成功之后才会显现，而演员们无法感知自己在做的事情。由我来抓住这根红线，这是他们无法触及的，贯穿始终的红线要由我来掌握，并控制好保持正直。这是电影游戏中的问题。如果演员对那个引导者缺乏绝对的信任，每一次，他想象只说一句没有多大上下连贯性的句子，有一种说话时不想到上下背景的倾向性，那么整体就会令人感觉到这种松散。另一个困难在于，找到一种不现实的真正的风格，一种能维持这个故事的服饰与新奇的平衡的风格。要注意不能让他们讲得太多，但又要显现出词汇的立体感。

布满星星的夜空，但这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夜色总是美丽的，而早上，云层又会形成。

星期五，午夜零点

炎热的一天。太阳。要拍米拉的镜头，因为明天她可能就没力气了。我们在家禽饲养棚里。轿椅等待着。那些被关着的家禽四处乱转。米拉穿着她那件深蓝色的长裙与木屐，有种与众不同的美。

我拍了侍从们在轿中睡着，而姐姐们到达，怒火中烧的镜头。米拉走进轿内，像走进一小房间的镜头。她被轿夫召唤的镜头。

当他们安排轿子的进程时，我在L家吃午饭。云彩妨碍了我们的工作。我吃过午饭，来到现场，迅速地拍摄了轿子行进的场景，卢多维克把姐妹们塞进轿舱。轿子第二次行程。侍从的脚踩在首饰上。轿子很重。保尔（Paul）穿着侍从的衣服，连续两次都抓脱手了。如果今天拍的镜头可以的话，我就从娜娜大叫“他们喝酒了”这个特写开始剪。

特写追着米拉的推移镜头。我想拍一个娜娜的特写，可她病得太厉害。太阳又转向了。这令她头晕。我们停止工作。

来到诊所。让诺好多了。回到旅馆。我睡得很死。十点时醒来。在下面看到了其他的人。吃晚饭。十一点，在马杰斯迪克的放映。

这是我们的奖励。放映的片断令人赞叹。出彩，柔和，恰到好处。阿勒康找准了感觉。我很高兴。我曾想象的东西，我看到了。第一个直接特技：首饰。我们将机子倾斜。假的首饰落到了视野之外，真的留在视野内。它们看上去像在坠落的过程中蜕变。

星期六，8号，午夜零点

从马杰斯迪克电影院回来，在那里我给勒布勒东（Lebreton）看了昨天我看到的片子。

守候阳光的一天。雾气转化成无数细小的云朵，它们又相互连接成了一片幕布。克莱蒙和我准备太阳的镜头和解救的镜头（那些镜头可以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拍摄）。中午时分，太阳出来了。于是出现了演员、化妆师和机械师们的一场赛跑，又有追赶家禽与山羊的狩猎行动。我们用米拉的一个替身来拍摄轿子出发的一场戏。拍了娜娜打开轿门的镜头，她的轿子内满是母鸡。母鸡们高声叫着，不肯呆在轿内。于是机械师们想办法把母鸡们弄昏迷。他们先抓住母鸡，把它们的脑袋塞到翅膀底下，接着拎着翅膀飞速地转动。母鸡们睡过去了。我们把这些晕阙的家禽放到轿子里。我下令开拍，娜娜开始前进，说她的台词，打开轿子的门，发出一声尖叫。家禽们被惊醒，四处乱窜。有一只母鸡从轿门里冲出来，另外一些从轿子的窗子中往外飞。娜娜走进去，坐在一只母鸡身上。她说：“这轿子真是一团糟。”就在这个时候，有两次鸭子相继从她的裙子底下钻出来。我真害怕大家会爆发出笑声。但大伙都忍住了，这个镜头拍成了。

午餐。我们拍摄侍从们被叫醒的镜头。接着，是娜娜的特写镜头——要在剪辑时用于轿子出发的那场戏（就是某个轿夫脱手了，轿子猛烈晃动的场景）。娜娜高喊：“他们喝多了！”轿子又直了起来，重新出发。多亏这个镜头，我才有可能弥补那些缺少的轿子队的镜头，少了那组镜头，整个场景有可能会显得比较突兀[2]。

M.从巴黎来，刚到就蒙头蒙脑地被一块湿的床单砸个正着。这就是电影。克莱蒙朝他扔过去那个（在洗衣那场戏中，被娜娜甩掉的一块湿床单给罩住的）摄影机镜头。这样的方式，我才可以给观众展示床单砸过来的感觉——砸到了德拉皮耶脸上的镜头。我们准备娜娜在窗台的镜头。太阳消失了。我们结束工作。

诊所。让诺显然可以在星期二工作。米拉也好多了。阿尔多脸上的疱疹动了手术。他包着纱布和胶带和我们一起回来。

医生告诉我，用一种特殊的胶布，马雷后天就可以上马参加拍摄。我正好可在那时补拍他看到“神奇”的镜头。那镜头太短，而且拍得时候离得太远，脸上的表情看不清。

在Le Monde Illustré上有关于我们电影的第一篇大的报道。封面上，是我在做准备工作时期的一张照片。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忧郁的老头，正凝望着某处。那是我。得接受这个事实。工作令我充满激情，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和变化。突然，我面对着一个不认识的自己，而别人却认识他。这周日，在我哥哥家吃午饭。

我猜想着原因——为什么克里斯蒂安·贝拉尔可以穿着邋遢地出门？我自己亦是头发凌乱，戴着一顶脏兮兮、于我而言显然太小的旧帽子——因为对于眼前每一分钟的热情令我们以为自己是隐身的，且别人也不会比我们自己多看到一点我们的样子。哦，摄影师们给了我们信息，但我们无法纠正这个错误：以为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的外形。

我们随着年纪越变越丑，而我们的作品却应该越来越美，像个孩子般反映出我们的真实模样。

星期天，上午11点

阴沉的天气仿佛是一种安慰：这将是自由的一天，可于我而言却如同囚禁。我从来都工作不够，工作令我与疲惫隔绝。只是在工作结束之后我会陷入黑洞。

我在清点自己的成果。收获不错。剪辑工作掩饰了我的错误，以及在协调连接上精确度不够的毛病（这常常令我的场记露西安娜很心灰）。过度的精细，没有通往偶然的大门，就会令诗意湮灭——诗意本就是那么难以设计、等待收获的东西。我们总带着一点儿偶然性去体现它。本来有树的地方，一会儿没有树了；一个摆设的位置变化了；一顶掀掉的帽子，一会儿又戴在头上了，总之——墙上有了裂缝，诗意才会钻进来。那些察觉到拼写错误的人是不会阅读的人，是没有为故事所吸引的人。丝毫不重要。

昨天，在拍轿子那场戏时，安排了一组长推移。但后来，我又决定剪掉。这部影片应该成为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可以避免机器的运动，固定拍摄。

比原定计划慢了一天。我们已拍了四十来个镜头。罗什高尔邦的业主为这十五天的拍摄收到了八千法郎的酬金。从这个底线开始，他们每天会收到五千块。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伤病保险会负担超出预算的部分。一个下雨天就要花掉我们五千法朗。

星期天，晚上

与约赛特、娜娜、米歇尔和医生一起在我哥哥家吃午饭。河中游泳。覆盆子果。

星期一，10号，午夜12点

今天早上，我们拍摄了影片开场的镜头：靶子和箭。录了射箭的声音。总是如此：真正的声音录出来像假的一样。重要是要演绎，要创造出一种比真实的录音更接近事实的声音。克莱蒙发现了可以用手杖空抽。太阳又罢工了。我说：“我去诊所。一旦我转身离去，太阳就会重新出来。”到诊所，太阳果然出来了。从诊所回去，看到了拍摄的镜头。我们准备明天拍让诺—约赛特的镜头。拍了娜娜在窗台的镜头，还重拍了约赛特在月光下的镜头。由于屏幕是红色的，我让人把她的嘴唇画得更深些。城堡的狗儿拒绝拍摄。它站好位置，可一旦开机，它就走开，等到停拍，它又回到原位。在城堡丰盛的午餐。病恹恹的太阳。我在水房有虱子的床上睡觉。克莱蒙叫醒我。我做梦了。双脚并拢，我跳回到并没比梦境真实一些的现实中。约赛特走近仓库大门的镜头快拍好了。飞机又开始发狂。练习学员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不得不无同期声拍摄，随后再录音。娜娜拍完了，她明天出发。我要她为那个房间拍摄的背面开场镜头配音。结束工作。没有让诺，什么事也干不成。五点了。我回到诊所，米拉请我们喝茶。从今天早上八点开始，米歇尔身穿白大褂，参与了维亚尔大夫的手术。他讲给我们听。这令我腿脚和肚子都不舒服，似乎有点晕眩。我逃了。在旅馆，疲乏不堪的我上床睡觉。那是因图兰地区而有的疲劳，因自己工作节奏被迫中断而有的疲劳。八点钟的时候，整个剧组的人将我叫醒，带我到一个小酒店吃晚饭。

星期二，早上7点

看看是否可以把姐姐们在房间（换衣服）那场戏放在酒馆那一场的位置，而把在酒馆那场放在其后。这样，就可以在剪掉出框的约赛特的头部镜头之后，再切掉米拉的头部镜头，然后正好在米拉完成整理飘带的动作之时，将她带着假发的镜头嵌入画面之中（这样，就可以避免时刻跟踪拍摄阿弗南和卢多维克）。

克莱蒙为我们这个剧组和睦融洽的氛围很是惊讶。他来自一个非常烦躁和冷酷的世界。他离开我们三天。要在布列塔尼拍摄火车脱轨的镜头。如果时间允许，脱轨的镜头拍摄会排在周四。我们都得去那里，但我可能会在厄比纳（Epinay）有很重要的工作，是关于让诺的野兽妆扮——我觉得那个扮相太温和了，不如第一次试妆时那么有震撼力。

雇用来协助我们工作的机师和电工永远不够。看他们如此快捷、毫无牵强神气地工作真是一种奇迹。他们协助电影的拍摄。他们爱电影。他们懂得电影，并且那么体贴人意地工作着来令我开心。

他们和演员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各自恪尽职守，且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想到在图兰地区的收获。需要避免一种由于我的方式而产生的冷漠——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反转地拍摄片子，展示在洗涤的女孩们，他们拥挤着，吵嚷着。我出于本能地在寻找一种非常简单地线条和以形体为导向的插入方式（让诺拉起的衣物，出现的脑袋，掉在地上的项链……）。另一种手法不会适合人物所说的简短对白。这样的对白要求如此，同样的还有服饰，以及去除了众多小动作与配饰的效果。大家可以注意到，除了穿着公主裙装的“美女”，没有一个女性角色带任何饰品。

接下来（在工作室），我会琢磨动作与细节——但是我猜测，电影的节奏更多在于我本身而不是机器或演员们的运动。也许我无能为力（或者说只能做极少的事情）来反对一种唯剪辑本身体现意义的机械主义。重要的是在一种事实上加上一种事实，去令观众感兴趣而不讨好他们。

我试着让两个骑师骑在阿拉密斯的背上令它起立。可它没有服从指令。这马儿舞蹈般的步伐令我感到不舒服。得把它当成某些女演员来对待，而且只是从某些角度去拍它。避免拍它的腿（除了奔跑）。定格它那种Marly马的头颈部，远景拍摄它经脉突起的侧影。

今天早上，边等汽车边写东西。我们是九点钟出发的。新的时间令我们的生活都失去了规律。十点钟的时候，太阳就像是一般八点钟的样子。六点钟，它还是三点钟的模样，而剧组就这样少了两个小时绝妙的工作时间。

医生准许让诺今天参加拍摄一些安静的戏，明天，用一个特殊的膏药，就可以拍他骑着阿拉密斯从农场出发的戏了。

上个月，从我拍摄《诗人的血》（Le Sang d'un poète）的雅典街出来时，我对纪德（Gide）说，我无法忍受再看这部电影：由于每一帧画面的缓慢。他回答说我搞错了，这种缓慢是一种节奏，这样一点点连接起来的缓慢构成一种特殊的时间感，那是属于我的时间，是我特有的一种方式。

也许他是有道理的，而要与这样一种我内在的、特有的节奏决裂是否有危险？——出于害怕这种节奏而强加另外一种，人工的、无法与之相匹配的。（稍稍睡了一会儿。）

星期三，早上8点

昨天晚上，我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没有写。这一天拍射箭的戏，是约赛特和让诺的戏，让诺、米歇尔、德拉皮耶（Drapier）在意大利式闹剧那一场戏之前的过渡。我拍到了自己想拍的，靠着机遇、等待，顶住了神经紧张、几近崩溃，与不时穿越而过的飞机。

早上，非常沉闷的天空在十一点左右晴开来（太阳仿佛是九点钟的太阳）。射箭那一场取景完全是我在Palais-Royal写作这个剧本时所想象的那样。影片由一系列的特写镜头开始：靶子，钉在上面的箭，阿弗南和卢多维克的背，箭穿到房间，惊吓到了狗儿。我加了一个很大的特写镜头：让诺正在射箭的手——就在米歇尔推了他一下的时候。箭飞了出去。我用一支手杖在麦克风边上空抽模拟出箭呼啸而过的声音。

窗台的镜头。我们给穿衣工化妆，想代替娜娜拍摄开端。可娜娜来了，并带着一贯的和气自己提议穿衣、化妆以拍摄开端部分。

拍完了让诺和米歇尔进入屋子的镜头之后，剧组吃午饭。

从前一晚开始，由于天色灰暗，我们在屋后准备了让诺—约赛特的场景，建起一个防雨篷，并对着大路搭建活动门窗，以便在墙顶端可以放照明灯。这次拍摄时间很长而且过程艰辛（直到晚上六点。）当让诺被感动了，怀着发自内心的情感开始表演，某个技术差池或一架飞机经过又将之打断。最后，我们终于拍到了两次好的镜头，很偶然地，我又去掉了所有无用的录像。机器们都挺合作，简直是奇迹。八点钟，我们拍了吃饭前的那一幕。完美的风格。哥尔多尼（Goldoni），莫里哀（Moliere）。阿勒康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下，用了人工照明，效果就像是太阳西下，把影子拉长了。

维亚尔大夫来看我们工作。今天早上天空没有云。很有可能在我们出发之后，会有阳光灿烂的一个星期——仿佛是为了捉弄我们。预定出发的日子是明天。

星期三，7点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用马雷从瑞士给我带来的表。这是块一百里拉的表。人们用指甲对准意大利D字的边缘，表盒打开了，现出世界上最平的表面。7点钟。在罗什高尔邦，不剩下一丁点儿我们波西米亚游民式营地的痕迹。我有点伤心。我已习惯了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创造生活。从源头流来金黄色的美酒。机械师们消费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的酒。阿尔多把我拉到酒原产地。他更喜欢找一瓶十分罕见的陈年老酒，并随心地与人分享。我们的结束工作在一片明媚的天空下完成，没有一丝云。我庆幸曾有过的那些云。那是图兰天空的光荣。哪怕阳光把云层驱散，可它们还是给光线镀上了一层珍珠色的高雅。如果没有它们，一切都会显得太过生硬。太生硬也太直露。每一个镜头都是用力争取出来的。我敢说，那是我想做的事，我把它们做成了。没有一个镜头由于应有的样子和实际成果之间不吻合而给我留下小小不安。如果还有缺陷，那是我的缺陷，我不会因此责怪任何人。

今天的第一个镜头。11点钟：让诺和米歇尔骑着阿拉密斯离开仓库。阿拉密斯直起身来了。昨天它不肯直立。机器把它摄下来了。

第三次，马儿从仓库出来，后退，又进去，撂蹶子，甩掉了米歇尔，没有米歇尔骑在后面的马儿重新出现。最后一个镜头。中午十二点。阿弗南和卢多维克骑在马上，应该小跑，跑向我们，从左边离开画面，与机器擦身而过。悲剧从这里开始了。阿拉密斯开始撂蹶子或者是发怒了。米歇尔紧紧地搂住让诺，没有鞍，没有马蹬，很可能会摔得头破血流引起哄笑。他又勇敢地重新开始，可马儿的把戏越变越严重（让诺带着他皮开肉绽的伤口重新上马）。我下令停。我们会找替身。

一点钟。我准备拍摄阿弗南和卢多维克在马儿到来之前与姐妹们在仓库会合的镜头。

第三个镜头。当阿弗南看到“神奇”到来时，从仓库探出脑袋的特写镜头。我们吃午饭。饭后，我们拍摄了一点钟时作好准备工作的镜头。三点钟，我重拍马儿奔跑的那场戏。马戏演员化妆成阿弗南。露西尔（场记）化妆成卢多维克。阿拉密斯后臀部不再承受米歇尔的重量，可这个替身骑士有点惹烦了它。它闹着小情绪。最后，它跑起来，我肯定在这样的速度和这样的动作状态下，人们无法觉察到这是替身。

马雷有点懊丧。在《卡门》里，他拒绝替身，亲自拍了所有最危险的镜头。在电影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他的英雄主义源自于一种自已不会有意外的惊人的确信。而我的观点则不同。在电影中，技术高于真实。电影效果是立体的。而真实却是平面的。我指那些有可能会伤人的场景。一个耍杂技的远比一个演员好。

4点钟

仅仅是声音。——空抽的手杖模拟着箭的声音。美女呼喊着野兽。（约赛特在耕作的地中跌倒。她好像绕着某个洛亚尔（Loyal）先生跑，那个先生其实只是一个拿着话筒的布波尔（Bouboule）。邻居的女士们挤在远处的冬青树丛后，用看话剧时才用的望远镜看着这奇怪的一幕。）这是结束。我们拥抱。我们碰杯。阿尔多为整个剧组拍照。我们整理东西。我们不再往后看。我上了汽车。我走了。

我上了这辆迷人的跑车，发现这个小城堡的那天，我和莫雷特（Maurette）、姆拉尔（Moulaert）就是从这辆车上下来的。我当时害怕极了，怕无法得到在这里拍戏的权力。心怀不安，我又探访了其他地方……而现在，我已完成任务。时间的片段是一个谜。

昨天我对米歇尔说：“上帝不可思议地消费着世纪。”而我们，是分钟。

现在留给我的，只是现在状态下去重活那一段过去，在隆恩城（Joinville）。但不再是勒库尔的房子。那将是故事里的房子。

星期四，13号

早上九点，坐着汽车离开。顺道到圣·格雷格瓦诊所接马雷。对米拉说再见，她还要留在病房中呆上一周。多亏了维亚尔大夫的热诚亲切，有了一段关于这个诊所的微小记录。

出于迷信，我要求去刚到达图尔时喝过一杯的那个小咖啡馆稍作停顿。我们为了影片而干杯，接着又向着巴比松（Barbizon）进发，我想在那里指给爱米尔（Emile）看有着仙境般树丛的道路——那是布里尼（Poligny）当初为了《幽灵男爵》带我来看的。

我和约赛特、让诺、达尔邦、木鲁克（Moulouk）一起。车窗大开着。蓝色温柔的气息掠过我们的脸庞。可以感觉到达尔邦热爱他的队伍和影片。我创造了片头字幕。我会打板（就是在拍摄前用来计数的黑色板子）。一个机械师会用这个响板，拍叫着明星们的名字，然后在一秒钟内现出明星的样子，仿佛他们要去拍摄那样。我们在巴比松吃午饭，在夏尔麦特。我们吃了四千法朗，只吃了很少的东西。接着，我努力想找到那条有着干枯的树木的路，但是没有找到。我放弃了。

回到巴黎。Palais-Royal。堆积如山的信件。倦意。明天，我要去厄比纳，姆拉尔应该已经开垦好荆棘地，安置好了我的布景。

星期五，13号，晚上8点半

在厄比纳，有三个片子一起在拍摄，这令我们大家都没有了电。火车和飞机的噪声阻碍了工作。我会在晚上拍摄生病的野兽在水边的所有戏。

这是一条臭气熏天的河，带着下水道的污水。可是，我一旦像狗儿找到自己的领地那样认准了，这一无是处的布景可能就是与我所寻找的那种反豪华的风格相吻合的，《诗人的血》的那种风格。树林里的门装得很差。尾随着达尔邦、阿勒康、姆拉尔，我冒雨在荨麻中努力找到合适的地方。历尽艰辛（正面镜头和反打镜头总是不能两全），我最后终于找到了，阿勒康指点着应该建聚光灯架的地方。让约赛特和让诺在这么潮湿的小道上拍戏真是比较烦。但是我想，就像对贝拉尔说的那样，在这肮脏的水边，杂草丛生的地方拍摄出来的场景一定比在一个豪华的布景更令人感动。

六点半我回到了波尔韦（Paulve）家。痊愈了的克洛得·伊贝里亚（Claude Iberia）在那里等我们。放映。波尔韦的放映厅令声音和图像都有点失真。尽管这黄色的带着鼻音的放映效果，我也是能感受到成功。（还少一些镜头。当然了，是最好的那些。）

今天早上，阿尔多给我带来了那些出色的照片。当我八点钟回到Palais-Royal时，他还会给我另外一些。我今晚会整理。

星期六，晚上11点

我和阿勒康与阿尔多一起去看了拉雷（Raray）。九点到了桑利斯（Senlis）。拉雷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阿尔多为之震惊。我让他拍摄了所有回来后可以作为布景参考的东西。无法就地拍摄实在遗憾，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再去说服公司。在桑利斯午饭。到厄比纳。缺少人手，线缆和灯。阴暗的地方，臭气熏人。机械工人们开始装门。达尔邦到了。我们对他说，在这么一无是处的地方建脚手架和防雨篷简直有点疯狂。不如搞一个室内的布景。我们同意在厄比纳拍门，再到拉雷去两天，阿勒康靠一个很微弱的电源补给可以在灰暗的天气拍摄。他将工作重新开始的时间推迟到下周。

在波尔韦，我给克洛得看自己从罗什高尔邦带回来的东西。实验室里无序的冲印着。有一些镜头不是同期的，另外有一些缺失。星期一她会再次检验胶片，准备一次我可以选择的放映。

回过头来想，我发现电影的节奏就是故事的节奏。我讲述着。就好像，我躲在银幕之后，我说：好了，就要发生这样那样的事。电影里的人物不像是在生活，而是在演绎着一段被讲述的生活。也许这是一个故事片所必须的。

星期天，16号，晚上7点

在波尔韦家的聚会。阿勒康、姆拉尔和我。重新看了在拉雷拍摄的那些场景。决定活动门窗的高度、约赛特的裙装。如果天气阴沉的话，我们就拍某种黄昏的场景，我会改变约赛特进餐的时间。如果有太阳，我就拍月光下的场景。阿勒康建议用红色的粉末，因为这带着一种活动镁，可以在晚上拍摄。我会带上马赛尔·安德烈，以录制他喊“天哪”、带着回音的那一段。

星期二，18号

糟糕的夜晚。这些没有工作的日子令我陷入一种忙于与医生、理发师等无聊约会的空虚。我睡得很差。影片在我的头脑中放映着。我展示着它，我把文本片段移位，加上一些，删掉一些，可这一切都没有具体操作，因为我的剪辑师把片子稍作整理排序了，可还得加上一些我尚未看到的镜头。

演员们给我打电话。他们感到与我一样的虚空。克莱蒙在布列塔尼拍好了火车脱轨的戏。他周三回来。我想我要删掉轿子到达公爵夫人家的那个场景。姐姐们的归来已足够了。这一个场景会令进程减慢。我给爱米尔电话，告之这个对于公司而言的好消息。在外的一个月，这可不是白呆的。

星期二，晚上11点

在波尔韦剪辑影片度过了一天，与克洛得和露西尔一起把一些卡片归类排序，还整理了那些冲映着的乱七八糟的片子。

这天晚上在B家，卡斯帝罗跟我谈起了约赛特脱戏服的事。这装束很麻烦。得没有时代的概念，避免希腊式的装束，又得像裙裾。穿着很多又很少，非常正式又非常松散，这就是我想要的。不像一条裙子，但又是一条裙子。

星期三，19号，晚上11点

不稳定的一天。贝拉尔在家里吃饭，他从伦敦回来。吃过午饭，爱米尔·达尔邦、克洛得·伊贝里亚、克莱蒙开车来接我去隆恩城。在圣·毛里斯，混乱开始了。放映厅已被占了。去拍摄地看工人们正在搭建野兽的马厩的布景。初具规模的布景令贝拉尔很不满意。他说着，他画着，他纠正着。他又带来了大量的修正意见。

我在空闲的小厅给他放了不完整的晾衣那一场（很糟糕的放映。片子抖动，是黄色的）。他发现我的角度太中规中矩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场并不是电影的开场戏，只是在野兽家那些奇怪的片段之间的戏。我需要这样的平静。

等待约定的拷贝。和雷内圣·西尔（Saint Cyr），还有装扮成西拉诺（Cyrano）的克洛得·道芬。

马雷看了两个平庸无奇的镜头。他得到医生那儿去了。在他出发以后，六点半的时候，大厅空了。他们带来了拷贝。马雷平淡的那一场戏显得棒极了。我八点回家。我一个人吃了晚饭。星期五我会和伊贝里亚看所有的镜头，我将作选择。她会开始剪辑工作。我们星期天去桑利斯。工人们得在明天带着线缆离开巴黎。

星期四，20号，早上8点

我要求机器固定和镜头简单的信念令贝拉尔说我的角度太死。这是正确的，但我设想在剪辑的时候，把一些段落嵌入进去，一些与室内拍摄的独立的镜头拼接好，图兰那些外景才会显出它们真正的意义。不可否认的是，阿勒康确实需要一位摄像师，那样就不需要又是管照明又是管拍摄，简而言之就是可以自由地选择拍摄角度，而不是只僵持于一种方式。微不足道的一丁点，一根线，就区分开了维尔梅尔和他的同胞们。

星期四晚，11点

医生对于让诺的诊断很糟。看他演这个野兽的角色，披带着长毛和胶皮妆，带着他那一脸的倦容，我非常担心。他从来也不会抱怨。我看过他生中耳炎时演《可怕的父母》（Les Parents Terribles）。血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第一排的观众纷纷扔给他手帕。我工作的乐趣被这些病给糟蹋了。米拉这个星期离开图尔的诊所。娜娜的肚子要动另一个手术，得等着电影结束。我自己……

今天下午，我为去桑利斯做着准备工作。烟雾器、红粉、镁光灯，成百上千个细节，对于这一切所为而至的机械主义在脑中萦绕，喷薄欲出。大家都关注着这片子，责任感变得清晰可见，无可避免，逼迫着导演去战胜疑问和软弱。一丁点儿泄气的迹象就可能令整个剧组士气低落。我想应该就是这种一定要表现得有自信的义务，给了导演那么多的信心。无法运送一头公鹿或母鹿。星期六，我希望最终可以得到在图兰工作的全部成果。这样我就可以挑选图像，与伊贝里亚、克莱蒙一起。

贝拉尔会去隆恩城监督布景工作。

星期五，21号晚上

奔走于公司和克莱蒙公寓间的一天，为了最终定下在拉雷工作的取景角度以及解决后期电影特技的问题。

在拉雷，有一个角度的特殊性问题。关于野兽和拉雷，这个全法国最奇怪的公园。为了特技需要，我们会在（前一后）斜坡推拉镜头中间停住，切入一个侧面镜头，以运动的云层为背景。后天早上，克莱蒙和阿勒康通过一架英国飞机为我拍摄云和渐渐远去的地面。他们为了拍这渐远的地面，得尝试反向的俯冲。

星期六，22号7点

今天早上，看到兴高采烈的波拉维，跟我谈起明年这个工作组要拍摄的另一部电影。我在伊贝里亚、克莱蒙、阿勒康的陪伴下呆在放映厅中。我们一起选镜头。我还是缺少马儿起身直立的镜头，而且在胶片上我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痕迹。伊贝里亚的助手明天会到圣·毛利斯去剪辑处再作搜寻。那个漂亮的镜头丢失是不可能的。在公司边上吃了午饭。午饭后我们又见到了从圣·毛里斯回来的贝拉尔。他看来对于人家给他准备好的并不满意。很遗憾姆拉尔同时要管两部影片。我们这部片子工作量巨大。我的一个牙齿很疼。我还要去布列塔尼看火车脱轨那一节的试映。十二个镜头，有四个最具悲剧性的强度。接着，我跑到牙医处，他告诉我说有可能是脓肿。医生打开了一颗牙，并告诉我接下来该做的步骤。手指上的红，脸颊的红斑。“因为坏血”“因为胆汁”（而焦躁不安），这些话都是对的。我这五年来都因为这胆汁和坏血而焦躁。让诺的髋部也有同样的红斑。

下雨了。明天下午出发去桑利斯。

星期天，晚上8点（23号）

离开巴黎去桑利斯，约赛特、让诺、爱米尔·达尔邦和我一起，五点半启程。在路上，有什么东西从汽车里弹了出去。是渗碳器。寻找。找到了。我们重新上路。

达尔邦宣布我们将住在一所废弃的城堡中。出于谨慎，我在“大鹿（酒店）”停了一下。可只找到很一般的房间。我们留下了行李，继续坐车到拉雷，在秋分时节的天空下，四处都是板岩的光彩、硫磺湖和玫瑰色的树林。在这样的天空下，拉雷那些树木景观真是美妙之极。天下雨。活动门窗的位置摆放不对。我画了一个草图，达尔邦明天会寄给住在维伯里（Verberie）的机械师。

迪亚娜·库贝女士（Lady Diana Cooper）今天早上给我电话，说要来香迪依（Chantilly）吃晚饭。我从“大鹿（酒店）”回电说根本不可能离开工作。

酒店为《西拉诺》（Cyrano）的剧组所占据，他们在抱怨着不好的天气。我们的司机告诉我说克莱蒙和阿勒康今天早上没有拍好云层的镜头。机器出故障了，很可能是由于飞机的晃动。得重拍。

（晚饭后）

无休无止的晚饭。在这个住过《幽灵男爵》剧组的酒店有过多少的回忆！每天早上，有一辆卡车来接我们，在雨中，等待着太阳，在维奥莱·勒公爵的城堡的院子里，挤满了女群众演员，穿着仿古的裙子，坐在井栏上。凌厉的气流扫荡着冰冻的天穹。明天，他们会在六点钟叫醒我们。让诺的化妆要三个小时（还不算他的手部化妆）。今天晚上，天空被掩映着，悲剧性的云层。冰冷的月亮。现在是秋天。我猜测工作不会很舒适。

星期一，24号，6点

可怕的一夜。脸上痒，右手上也痒。牙龈。眼睛。天下雨。害怕接下来的工作被细菌所阻碍的恐慌。

星期一，11点

回到桑利斯。秋分。令人厌烦的雨。七点半出发。在离拉雷几公里的一个小酒店找到了罗杰利斯（Rogelys）。又找到了另外一帮人，他们正挤在另一个（西门农［Simenon］小说中）犯案的小酒店，离那儿八公里的地方。我把克莱蒙、他妻子以及阿勒康带到了桑利斯。达尔邦重新出发去找住在第一个小酒店的马雷和约赛特。接着我和剧组剩下的人员一起吃午饭。

拉贝杜瓦耶（Labedoyere）先生对我们说：“猎人们了解在秋分时节，是四十八小时下雨的。可我用了十年才明白。我一直因此而怒气冲冲。”

到了“大鹿”酒店。利用这段时间来确定片末三个最大的特技问题。阿勒康和克莱蒙因为昨天早上的事很沮丧。灿烂的云层。完美的飞行员。可机器因晃动而散架，出了故障，什么也拍不了。

相反的，他们倒是在树林里发现了可以拍摄商人骑马以及美女骑着“神奇”经过的地方。达尔邦决定我去拍这些意外发现的外景。等天一睛，就把室内拍摄停下来。

天色似乎亮起来了。可雨加倍下着。

6点钟

我们重新出发去景地，希望拍摄马赛尔·安德烈的镜头——他在米高蒂约（Michodiere）剧院演戏，只有星期一晚上是有空的。天下着雨，雨停了，可又重新开始下。在间歇时，风云变幻，树丛之上闪显着阴沉的光亮。可这些光影只有用电才能拍摄下来。然而，达尔邦今天早上建议不要带电工，他们要明早七点才会来。我们利用这一空档来寻找和确定我们的位置。我得承认这看似浪费的一天对于影片而言实为赢得的一天，因为，我们将在极为细致的查探基础上开始工作，将不会有丝毫需要临时应急的意外。我回来时感觉到牙疼、胡子疼、手指疼、眼睛疼。成千上万在工作时不会感受到的不适。

11点

医生前来为让·马雷抽血。看上去好像有一个新的疖子在他的耳朵边上出现。尽管很勇敢，马雷看来还是被这一厄运所击倒了。医生指明了治我手的药。而他开的可以治我脸的药，天哪，是找不到的。我得坚持与这荒谬的刑罚作抗争。天下雨。等到我醒来时它还会在下吗？马赛尔·安德烈又得出发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拍好他那两个镜头。

星期二，25号

哈维拉克曾在行刑前夜说：“明日将很艰辛。”今天很艰辛。下雨。我们出发。到达拉雷，那里正是安装电路中的一片混乱场面，线缆和安培数构成的神秘。天气很冷。我们在城堡的大厅里给演员们穿衣。中间是一个大的乒乓桌。录音师勒布勒东（Jacques Lebreton）和家中的孩子们在玩耍。就在这儿，我们搭起一个大的木桌，并将在此吃上一顿可怕的饭。我拍摄马赛尔·安德烈在墙上的镜头，从石狗的视角。接着，马赛尔·安德烈，在下面，介于花瓶和柱子之间。接着，我录他的叫喊声以及回荡在公园栅栏和墙壁之间的声音。马赛尔脱衣服，卸妆，吃午饭，达尔邦带他去巴黎。

午饭后（让诺由于化妆成那可怕的野兽模样，只吃了一点沾黄油的饼干），我们排演半身雕像墙那一幕。天下雨。渗漏。伞。拉贝杜瓦耶一家和他们家的朋友一起来看我们，并给我们拍照。安东尼·拉贝杜瓦耶知道我们吃得不好，就邀请马雷和我明后天共进午餐。

天空睛开来了。云层快速推移着。太阳出来了，又躲起来。如果不再下雨的话，倒是拍摄这一组镜头的理想天气（除了太冷）。

我们最终开始工作，克服了很大的音响上的困难，因为一辆小推车，一头母牛，一只狗，一个哭泣的孩子，好几次打断了我们的摄制。

马雷显然为他的化妆所恼怒，正与自己作斗争。于是，一种竭力保持平静的意志压倒了演员的准备工作状态。

六点钟的时候，电厂的工作组威胁说要离开。我们得到的许可是他们留到六点半。我们拍了三个镜头。离完成这一场戏还少两个镜头。夜幕降临了。拱廊不再是对着树林，而是一个黑洞。我们点起了烟。烟雾弥漫，在马雷驻立的拱廊后形成一些云彩。我们的收获很特殊。阿勒康怀疑灯光太弱。而我，我却很喜欢我们的角度，和那相对于电影规则而言的一种很强的桀骜不逊。也许我在放映时会失望。我承受着牙齿、耳朵、肩膀的病痛。手指也是钻心地痛。脸颊火烧火燎的。我哆嗦着。我回到旅馆喝热茶。

约赛特和让诺刚刚离开我房间，我给他们讲解、演示了很长时间明天要拍的那场戏。

星期三，26号，早上7点

痛苦的一夜，没有睡着。我的脸颊被一种不知名的细菌吞噬着。我的牙龈被另一种细菌侵蚀。无可避免的灾难感。我想坐波尔韦的车去牙医和医生那边转一下。他应该会来拉雷吃午饭。

今天早上，我本以为会忍受着，坚持着，直到所有镜头拍完。可天哪，下雨了。而我们还剩下昨天那场戏里的两个镜头和鹿那整场戏。如果下雨，这是不可能的。时间分分秒秒在浪费着，电工师们无法安装灯具。马雷和约赛特已到了现场。我会在九点钟的时候去跟他们会合。

晚上11点

我的脸变成一种布满了裂缝与沟壑、搔痒难忍的硬壳。我得忘记这副面具，竭尽全力在这面具之下生活。今天早上下雨了，但晴雨表上显示天气会转好。当演员们穿衣化妆的时候，我们搭建聚光灯架。十一点，我们拍摄昨天那场戏中缺少的两个镜头。最后一个镜头由于烟雾器的缘故拍得很艰难。马雷没有用替身。他决定借助踏板自己从拱廊上跳下来。拍完这个镜头之后，我们才发现，太晚了，昨天他右手拿着一顶帽子，今天却没有拿。

我和马雷在拉贝杜瓦耶夫人家吃午饭。奇怪的午餐。我坐在这位黑衣的老妇人右边，马雷坐在她的左边，带着野兽的妆容。我猜想那几个小女孩会一直谈论这个事。吃过午饭（波尔韦在我们的公用大厅吃），我回到半身雕塑墙那边。

第二场戏开场的两个镜头有点棘手。我本想以石头和木头的鹿开场，以真鹿的镜头收尾。可墙上的鹿太高了，而檐口又太窄。约赛特登上去。她有点头晕。她不敢抱怨，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勇气。我们在对面，搭建了移动门窗的脚手架，机器、摄影师和他的助手都缩在那上面。

电影的一大优势，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混合，去揉和，去重建一些地方。这一堵墙会变成一个斜坡，这个斜坡的终点会是沿着城堡对面的那些沟渠的雕塑。而透过这些雕塑看到的散步场景是我们晚上最后摄取的一个镜头。最完美的一个镜头被村里一个小孩的笑声所毁坏。光线，演员的表演，他们的步伐，发烟器，笼着阳光的树梢，这一切都结合在一起才成为机遇。而一秒钟，机遇就被毁了。令我们无处追寻。应该就此为之举行葬礼，而不能沉沦于这样的噩梦中：跟在其后追赶、发怒，刻意再制造一系列原本由偶然而成就的机缘巧合（那是令电影灵魂疲惫不堪的噩梦）。

星期四，27号，晚上11点

拉贝杜瓦耶一家明白了我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带着一种极度的善意表现出对电影的兴趣。今天，我们在安东尼·德·拉贝杜瓦耶家吃午饭，约赛特、让诺、达尔邦和我。

天气有过于晴朗的危险。云层在散开，显现天空的蓝色。而我们这场戏的风格要求是灰沉和虚假色调的云彩。不过天气又转“好”了，实际上是略微转差。我们重新沉浸在野兽公园那种阴沉沉的光线里。

昨天，我从墙顶跳到了雕像边。今天早上，我从雕像边跳到了狩猎墙顶上，后景是树林。如果运气的话，这些镜头会和谐。我不管。

在墙顶之后，我直接过渡到右边楼梯——野兽被认为是站在那里看到鹿的。这头鹿被一辆小卡车拉来。它站在那里，被牵缚着，又伏倒，一种不可思议的高雅和叛逆之气。

我拍摄让诺抚摸着鹿的特写镜头。

克莱蒙躲在大领圈后面，握着枝杈，竖起耳朵。一下子站起来。效果很吸引人。

工作组吃午饭。午饭结束，我们拍摄了野兽眼睛的特写镜头。我看了一段耳朵特写的试镜。我觉得太分散，太模糊。我们重新开始，这令我们的进程延迟了。

埃斯科菲（Escoffier）坦白说他们忘了约赛特银色裙袍上的珍珠项链。我忍受着脸和手的病痛，这令我无法自控。我发火。埃斯科菲哭了。我过到这场戏末尾，约赛特拉野兽的衣袖，野兽从平台下到台阶，野兽把带着手套的拳头从脸上移开，约赛特把手指放在这手套上，他们从台阶上下来，这时机器急速后退。我们点燃了烟和红粉。我们在一个被台灯修饰过的阴影里。天空是苍白的蓝，点缀着一些玫瑰色的云彩，细小的，却很显眼。红粉照亮了树叶。奢华的烟气四散浮动。我要开拍。可是，天哪，一会儿是那些叫唤的火鸡，一会是一辆路上经过的拖拉机，一会是一个赶着牛的农民。我愤怒了。拍了九次，只有两次是好的。

想想都会让人发抖：要那么多的机缘凑在一起才会令导演、摄影、演员和录音师都满意。

阴暗的天。黑色的树。我想拍摄鹿。在城堡面前的那一片草坪上，两个大家伙实在是世界上最难摄取的事物。虽然被绊束着，它们却滚动、跌打、惊厥。我放弃了。我将到巴黎，在植物园里再拍这个镜头。

明天早上剩下约赛特奔跑着寻找野兽那一个镜头，她穿着蓝色裙子，一种投射在路上的透明感，如果可能，还有约赛特在公园的另一段。明天早上的光线将会决定在水源的终场戏的整个风格。

从这奇怪的拉雷，我带回的图像不可能是平淡的。好或者坏，却没有中庸。我们带着激情在工作。

星期五，28号，早上8点

我整张脸都不行了。满是浮肿与硬壳，一种不知是什么酸性液体流淌着，侵毁着我的神经。我本应该可以在今天早上完成外景的，照预计。达尔邦建议我在十一点时回巴黎。可我将在那里干什么？我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受折磨。R.只能在七点半时接待我。牙医是六点。我更喜欢把工作进行到底，和其他人一起回去。让诺的疖子恶化了。昨天，当摘下他的面具时，他脸色惨白。胶纸遏制了血液循环。这场为了电影而战的斗争是残酷的。我自问是否该停止。我将带着让诺七点半时到R那边。我给保尔电话。

在离开拉雷狩猎墙之前，应该从心底里感谢和赞扬我的工作组。认真、积极、轻快、友好的团队。连最小的机械工都满腔热诚。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工作上赌气，在这令人无法忍受的搬运之中——这么多的线路、机器、活动门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根据表面上看来更像是任性的号令。我从来只看到微笑。克莱蒙是如此理解我的风格，他几乎可以完全代替我来拍摄。阿勒康提前猜想到我所寻求的独特。达尔邦容忍着我的任性，和我的反复重拍。阿尔多，我们的摄影师，总是在这大楼要倒下那一分钟赶到，在队伍散开之前，仿佛演蹩脚喜剧般逗乐所有的人，令他赢得时间，压榨出柠檬的最后几滴汁。

化妆师们管化妆。服装师们管穿衣。露西尔和埃斯科菲像戴十字架般带着他们的小差错。简而言之，这是令我沉醉的工作组。这个成为整体中一员的旧梦完完全全地实现了。

如果不看到我命运的节奏是愚蠢的：没有任何好运。斗争和斗争。靠一种看似最简单的持久的努力来获取。等待着各种各样的阻碍。承受。跳过，那样高高的阻碍。

这一次，阻碍是以一种细菌的形式出现的。我认出它来。它化妆得很差。我会战胜病痛，但如果它发作起来，我可能也无能为力。该来的总要来。

如果马雷不能拍摄，斗争将变得不可能。如果马雷可以拍摄，如果我的病情加重，我会根据我的可能进行遥控拍摄，以克莱蒙为中介，我信任他。

4点

我在雨中拍摄，没有光线，用火把、镁光和英国烟。拉雷已在盒中。我因为这令人生厌的情形而愤怒，我希望，无论如何，要把我所喜欢这种偶然的美丽展现出来。

机械师们走来走去，带着鹅、兔子、蔬菜。这只是秘密交易，交换；包裹、篮子和线。约赛特，撑一把伞，着银色裙子，穿行在荨麻丛中。

与拉贝杜瓦耶家告别。汽车带走了让·马雷、达尔邦、克莱蒙夫人。轮到我们消失了，还这狩猎墙以阴暗与孤独。我的脸裂开，浮肿，难受。我在旅馆写下这几行。我扣上我的行李箱，出发。

星期六，29号

看了R医生。面对我的脸，他没有显出乐观的样子。让·马雷的情况更加乐观一点。可怕的夜。我已忍受到极限。今天早上，达尔邦、贝拉尔、阿勒康、克莱蒙来接我。我们一起到了圣·毛利斯。布景相当不同寻常，却没有像建造它的人想的那样。

“这个”，贝拉尔对我说，“像蒙波龙（Montboron）。”

我们插种上树木和栅栏。在旁边的平台上，建起了商人的大厅。贝拉尔很害怕“旅馆”的风格，寻找着简单的家具。布景准备就绪。我努力习惯这里房间的位置，在其中生活，同时想象着我们罗什高尔邦的外景。一点点的，这个我曾经的梦想开始成形，变得清晰，却没有丢失梦境的质量。事物从千百个方向一起聚拢来。它们各安其位，为一种神秘的中心力量所牵制。我回到Palais-Royal吃午饭。我在这里比在工作中更感受到病痛的折磨。将近三点钟的时候，我去厄比纳，由于缺少可用的电力资源，只有周三才可以在那里拍摄。我周一早上去隆恩城（正午十二点—八点）。

星期日

在医生们那边和克莱蒙家中度过了白天。准备明天的工作。布景的两个全景镜头，一个是晚上的（商人到达），另一个是早上（商人出发以及野兽的脸）。去掉栅栏。放进展开的树枝，和野兽闪亮的眼睛。为商讨服饰的问题在贝拉尔家吃晚饭。他喜欢去掉野兽大衣上那两个大袖口，可我让它们保留着，以便显现出其宽度。我在大厅里会去掉这大袖口。我在等汽车的时候写。现在是八点半。从九点到正午十二点准备。从十二点到八点拍摄。我的前额和眼睛还是没好。R.说脸的下半部归他的治疗而脸的上半部只能听命于皮肤。几点钟去看这些医生？马雷的疖子有好转的趋势。R.希望它可以在五天后结疤。这段时间，他只能在面具之下工作。医生是很贵的。

星期一，10月1日，晚上11点

今天早上，脸下半部分好一点了，上半部却还是痒并且发热。我九点的时候到圣·毛利斯。布景地一派万头攒动忙碌的场景，大家共同努力着将之完成。慢慢地，常春藤、荆棘、草儿占满了整个废墟。地上布满青苔和落叶。聚光灯竖起来了，横在空中，四处分射。一块篷布将摄影棚延伸到了临街的墙边。那边架着球状脚的机器。摄影棚的门，对着一条两边都是树木的小道。一个可以魔法般打开与关闭枝叶的机械装置。依靠烟雾器的效果，城堡变得隐隐约约。第一个镜头是月光照在石头墙角上。商人在雾中到达，风扇把雾气渐渐吹散。枝叶分开，他进入。枝叶又在他身后关闭。

没完没了的准备工作。阿勒康抱怨没有足够的弧光灯。达尔邦在生气。克莱蒙病了。他染上了感冒。摄影蒂凯（Tiquet）今天早上来了，他那令人耳目一新的灵巧劲解救了我们。给马雷化妆——由于那手与爪子，这妆要化上四个小时。

六点的时候拍马赛尔·安德烈骑着“神奇”出发的场景，枝叶在他身后闭合。马雷扒开树枝，望着他离去的特写镜头。我们想拍马雷在暗处的镜头，并且利用反射着光线的镜子仅仅照亮他眼睛的部分。可惜没有时间了，晚些再拍这个效果。

一点半，我们看了在拉雷最初拍的一些图像的放映。我发现那些都很美，且马雷的嗓音似乎很令人震撼。一种残弱的声音，一种痛苦的野兽的声音。剩下的，我们将在明晚剪辑。九点出发。在Palais-Royal吃晚饭。我上床睡觉。

星期二，10月2日，晚上10点

正午在摄影棚。铺设商人戏的轨道。吃午饭。午饭后，拍马厩和战战兢兢登上台阶的商人。马赛尔·安德烈有空了。我开拍难度高的镜头。约赛特和让诺。月光。哪怕阿勒康动作再慢、弧光灯再发出焦味，我也要拍好计划里的六个镜头。在拍摄野兽抱起美女那个镜头的时候，让诺被自己的袖子和约赛特的斗篷所牵绊，没法把她抱起来行走。出于迷信，我躲了起来，为了让拍摄成功。这招灵验了。我把机器架到梯子上方，拍摄抱着美女的野兽，他身上笼着斑驳的树影和月光。

七点半，拉雷工作成果的放映。在那里，我极度悲哀。实验室把底片划伤了。于是，我在每一个画面前颤抖。不幸中的万幸，我喜欢的那些图像底片没有被划伤，但是也有一些斑点。肯定是实验室的仪器无法识别某一次机器故障，就将之归于胶片的问题——证据就是，前天的图像上既没有被划伤也没有任何斑点。

整体是美的，太分散，太灰。城堡看上去像一个模型。我让阿勒康任由一切都掩于黑暗之中，只用弧光灯照亮几个角落。可一个操作人员总是担心这些令人赞叹的极致行为。我从放映厅里出来时并没有绝望，因为已有相当的素材可以剪辑成具轰动效应的片段。

星期三，早上8点

今天早上，我在厄比纳开拍。（门，商人和野兽的第一次相遇。玫瑰的那场戏。）天气看起来异常明媚。太阳会帮我们的忙。我只拍马赛尔·安德烈的镜头。让诺休息。他的疖子很大。很有可能他没法拍阿弗南的戏，得让保险公司为此负责。

星期三，晚上18点

九点时和贝拉尔一起到达厄比纳。两周前我们发现了这个拍摄地。在这里的机械师们工作棒极了。两个小时以内，那一堆人刷门，架金字塔，拔草，去除或是添加树木，架设空间的通道，又装好照明灯。四点钟时，我们还在工作，动物尸体没有到。Les Halles在罢工。六点钟时，我指出这一天的浪费应该由公司承担责任，接着就解散了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明天早上再开始。

今天来与我们共进午餐的波尔维说：“什么？你们今天早上没有拍？”那今天晚上他又会说什么？

六点一刻，我与伊贝里亚和克莱蒙一起去观看放映。最后确认了拉雷那些镜头的灾难。依靠剪辑的神奇力量，我保住最主要的，应该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最好的东西还是可以用的。昨天的那些试验片令我满意，但自从拉雷的事故之后，我不敢再以哪怕最小的一点儿希望来夸耀自己。找到了玫瑰那场戏最开头的部分。商人走近：玫瑰开始发亮。他看着花儿。玫瑰照亮了一切：门，树木……就这样我从灰暗过渡到了没有一丝阴影的光明。

星期四，早上8点

昨天，在厄比纳的小酒馆，波尔维和他那些行政议会及报纸的重要人物们共进午餐。穆尼耶（Mounier）对我说：“大家指望着您的片子来重振法国电影。”我回答他说：“这实在是可笑：法国到处有人在攻击我，可同时大家却又指望我来拯救这个谩骂我的国度的威望。我会尽我所能让这部片子令自己喜欢，也令所有我爱的人喜欢，可我不对您承诺任何东西。”

电影界那些令人赞叹的工作人员。一个老习惯使我对于工作室最微小的机械工人都会称“我的元帅”。大家称我“你”，可这却并不阻碍我的愿望在每一分钟得到拥护、实行。表面上，这是一团没有次序的人群，可这无序散开去，通道，树木，人群，建筑，无形的线索都在那儿了。

昨天，第一次，我少了一件主要的道具：死狍子。外部的监制——负责找这道具的人，都没敢再出现。我站在街上等他，在工作室的对面。他唯一的借口，是Les Halles的罢工。事实上，在电影界，人们总是要求、也弄来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期待着，看今天早上我会不会有这死狍子。

我们正在搭建一座高楼，但既不是在现在，也不是在过去，亦不是在未来：一部电影。

星期四，晚上11点

如此艰辛的一天之后，我头晕目眩。在Les Halles找死狍子。找不到。厄比纳。地区（供电）故障。等待。细雨。达尔邦给我带了些死狗来，那些死狗发出恶臭，还派不上用场。我请克莱蒙把死狗都带到牲畜解剖人那边，请他把这些狗剥皮。故障持续。吃午饭。供电刚刚恢复。玫瑰的镜头准备好了。克莱蒙回来了，但因为目睹了死狗解剖的场景而显得病怏怏的。午饭后，他们告诉我说有了一头死狍子。我回到门口。阿勒康正在安置灯光。故障又开始了。我给地方负责处打电话。故障要持续一整天。死掉的一天。我们四处逛。五点钟时出发。到波尔韦那边，放映厅空着。我赶紧放片子——为了看一下前天的工作成果。放映的效果很差。但这却不妨碍我发现自己的错误。马雷说得有理。在他说：“我们到哪里去？”之后，应该拍摄一个约赛特惊恐万状的特写镜头。胶片不好。我没法重现弧光灯白光的力度。约赛特从楼梯上下来的那一场太偏向左边。我去R家，感觉很失望——因为无法跨越障碍，达到一种完美。完美就在边缘。几乎触手可及。可缺了点什么。用这过软的胶片，也许得增加三倍的光，去掉黑暗。在不断的斗争中，我终于接近了我的梦想。但是以何等的疲劳为代价！我睡觉，满额头的荨麻疹，精疲力竭。

星期五，10月5日，早上8点

我睡得很少。电影展现在眼前，显示着它的缺陷。阿勒康有点顾虑。他犹豫不决。不敢在困境中工作。由此而导致一种（应该由我去校正的）软弱倾向。所有这一切太过精致美丽。我希望再粗犷些，再多一点对比、反差。我会一直骚扰他，直到他达到我的要求。

星期五，晚上9点

与命运之战继续着。今天早上，我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抵达厄比纳。工作进展得相当快。电扇已在该有的位置。我拍摄玫瑰的场景。四个镜头，包括死狍子那一个，我亲手割开了它的喉咙，在上面倒了些血红蛋白。透过树叶有美丽的光影。我们在中午时分停机。吃午饭。一点半，在我们准备重新开工的时候（如果以此速度的话，我可以将九个镜头装进摄影机），地区供电所又切断了电源。通过电话无法得到任何一丁点儿的确认信息。除了这次断电将持续到六点钟。我让全体工作组上车去圣·毛利斯。我想看看最后的那一些拍好的镜头，尽管旧的布景已荡然无存，大家正忙着搭建新的。在观看放映后，我责怪了阿勒康，他那一种网版制版以及发散的方式令我很反感。这是个典型的艺术家。什么都比不上记录片风格的细腻。而我想要的就是这种风格。

需要耐心的职业。要等待。永远地等待。等待某辆汽车来接我们。等待光线。等待机器运转。等待他们把过道上的枝叶圈住。等待阳光。等待阴影。等待油漆匠们。等待。等待冲印。等待声音与画面相配。等待放映厅空出来。等待弧光灯不再发出焦味。等待，等待，等待，等待。

这是培养耐心的学校。精神高度亢奋的状态。绷紧又放松的神经。明天早上，八点半，我会出发，还不知道会不会有电。市里不会提前通知，只随心所欲地切断电源，令整个工作陷入瘫痪。他们丝毫不理会。从前，我们说：“那是些德国人。”今天，我们不由得寻思是怎样的恶意与随便使得法国人的工作乱成一团。

让诺化妆成野兽的巨幅照片在《周六晚报》（Samedi Soir）的头版上。其他的照片都很一般，“新奇生动”而不甚切实的文章。我的文章和贝拉尔的一页在《法国的图像》（Image de France）上。人们四处打来电话想要文章和照片。这部影片令人好奇。

星期六，晚上9点

多亏想到让约赛特再来参于加拍，我找回了丢失的时间。马赛尔·安德烈出演野兽出现并刮起一阵狂风那场戏的反打镜头。这阵狂风来自一架直升机，在风口我还放了一把落叶。风儿刮起了马赛尔的帽子，仿佛野兽强迫他作了一个立正的军姿。一点钟时马赛尔得空了。午饭后，我拍摄拉雷那一场下雨的戏的结尾部分。美女一个人在公园散步，偶遇正在喝水的野兽。我本想用镁光灯来照亮场景，可怎么也找不到灯了，红粉又燃烧得太快。我用几个弧光灯和少量的台灯来拍摄。烟飘动着。约赛特走向门口。她听到声响。她接近门口。我切。特写镜头。她半开门。一支箭飞至她眼前。她看着。她关上门，转身。我切。面向小道，我拍摄她行进，若有所思的样子，直到她的脸凑到摄影机镜头前。米歇尔·德·布汉诺夫（Michel de Brunhof）来看我们拍摄，为《潮流》（Vogues）选阿尔多照片。

周一没有电。我们将在明天——周日拍摄。

星期天，早上8点

七点缺一刻的时候车子去接马雷。他的化妆（今天我要展示他的手）需要四个小时。八点半在Palais-Royal等汽车来接我的时候，写下了这几行。我刚刚为可爱的乔洁特·勒布朗（Gorgette Leblanc）的书写了前言：《勇气机器》（La Machine à Courage）。是的，这个女人是一台勇气机器。应该像她那样。

为荨麻疹、脓胞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病痛所侵扰，我怒不可遏。但继续工作。我喜欢这样愤怒的状态。说不清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的工作相当于一个考古学家的工作。影片存在（早已存在）。我只要在它所沉睡的阴影中发现它——靠铁铲和犁子一下下地挖掘。有时候太心急了，会出现损坏它的情况。但那些碎片也闪耀着美丽大理石的光泽。

当想到需要那么多偶然因素，在同一秒钟，在共同作用下，才能令一次拍摄成功时，我们会惊讶得忘了喊“停”。随后，这偶然性的奇迹还会遭遇其他的危险。机器的冷酷无情。当那些胶片在冲印池中时，只要有一次小小的电源故障，所有的工作都会丢失。我们不停地颤抖。布景被毁了。灵魂之火熄灭了。我注意到了人们对于这部影片有极大的期望。我得全副武装来对付这些期待所给予我的恐惧。这令我变得腼腆。我得以拍摄《诗人的血》那个年代的状态工作——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对我有所期待。清新就是这样来的。

昨天，在等汽车的时候，我已为《潮流》杂志写了布汉诺夫的那篇约稿，关于英国大使的文章。她希望这文章出于我的手笔。她也是一台勇气机器。她大大的蓝眼睛——那一种酷似艳红的蓝——轻视所有的嘲笑。她保留着外交大使的风格，令非现时代的东西与现时代的东西共存。

我们正在（所有的人在）为无法承受的五年付出代价。“形成坏血”（而焦虑不安）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们都是由“坏血”构成的，而这“坏血”令我们瓦解。五年的仇恨，五年的恐惧，在噩梦中惊醒。五年的羞辱与泥泞。我们为之所沾染、玷污，直至灵魂。要坚持住。等待。我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这种令人心神不宁的等待。就是这种等待令我们决意追赶，无论有怎样的艰难险阻。法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重振光耀。我猜想美国无法理解我们所要征服的东西，靠一台没有油和拆得七零八落的机器来工作而导致的种种困难。手工劳动解救了我们。那高于一切赞美。

我有一把白胡子。毫无疑问。好的，就这样！我有一把白胡子。没关系。可怕的是有一个与白胡子一般的灵魂。感谢上帝，我有的是红色的血。我会将这鲜血花费殚尽，直到最后一滴。我不会积攒一丁点儿。

星期天，晚上7点半

刚刚离开厄比纳那个可怕的摄影棚——类似下水道，四周围绕着火车、公共汽车，还有伐木工人、火鸡。在那里，除了场景外的声音，没法录制任何东西。我得在一点钟的时候放马赛尔·安德烈走，因为他也在演《刚刚出现》（Vient de paraitre）。中午，又是地区供电故障。我只剩下一个狂风和他面对野兽惊惶失措的镜头要拍。宛若是奇迹，电又来了，我们也刚好赶到。午饭。马雷带着那一身妆束，手也化好了，长长的指甲很难拿住东西，他为此烦躁气闷，拒绝跟我们一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们给他带了土豆泥、无糖的水果浆，因为这头野兽也在节食，而且，没法张开嘴巴而不碰坏自己的化妆。

两点钟，我们开始拍摄马雷一个人的镜头。实习生乔装成商人演绎开头部分。我发现了相当吸引人的角度，可鉴于柯达胶片和实验（冲印）室可能带来的意外，我什么也不敢说。沉默。在他的长毛之下，马雷改变自己的脾气适应着每一句我们说的话。他为此而恼火。他控制着，重新开始。要在六点结束，这简单就是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长跑。阿勒康却与我们相反，始终以一种摄影者的冷静相对。重录声音。一个弧光灯又发出了焦味。马雷搞错了台词。达尔邦的脸拉长了。我也发怒了。就在我准备下令的时候，阿拉凯利安（Arakelian）碰了一下马雷的妆。如果我朝他发火，马雷也会生气。总而言之，一个危机连着一个危机，我们拍到最后一个镜头——野兽的手呈特写触到摄影机镜头的那一个。

我请机械师们喝了一杯，然后就永远地放弃了这个我深恶痛绝的摄影棚。明天，星期一，休整。我们会在周二早上重新开始工作，在圣·毛利斯父亲的房间（掉泪的那场戏），那是我喜欢的景地。维克托里那（Victorine）（尼斯的摄影棚）昨天着火了。

星期天，10月14日，晚上6点

昨天晚上，我病得太厉害而没有写日记。这是第一次，病痛全线胜利。晚上，随着夜晚的放大作用，我一度相信这脖子上的疖子会变成不知道怎样的蜂窝织炎，令我无法再工作。但是，多亏了我的团队，哪怕我真是不得不停下来，摄制工作也不会真正停止。马雷监督表演。克莱蒙导演，伊贝里亚协调。贝拉尔添加奇迹。我的机械系统相当牢固，可以在一周内没有我而照常运转，就像拉斐特夫人（Mme De La Fayette）说得那样，靠机器。

今天早上，抽血。五点钟，R.。我病得非常、非常厉害。七点钟时，沙巴尼耶（Chabannier）医生给我化验结果。糖分又回来了，决定了这一次细菌的进攻。我得重新开始胰岛素的疗程。

我会去摄影棚，直到这对我而言成为不可能，但我还是会去。

昨天，我开始着手树林的布景，一个真正人工的草儿、苔藓、岩石和树皮的世界。把马赛尔的马牵来的马夫看到这个布景，以为我们会把他的马儿变成耍杂技的。他偷偷地走了。我到景地。没有马。大家在寻找马儿。汽车朝各个方向出发。我们找到了他。安慰这个马夫。事情安排妥当，但已是那么晚了，原本计划中的六个镜头只能拍两个。我用替身拍摄了剩余部分。雾气和距离允许我这样做。在这次延时拍摄之后，我开始姐姐房间的戏。

没有比照相更神奇的东西了。我看着自己的相片，在Monde Illustré的封面上。我当时在图兰。自以为已经痊愈。事实却是将大病一场。我自己没有看到的，照片上已显现。我自以为身体极棒，可照片却显示出这是一个病人。

我发动这场对抗发散与半帧图像的战争还是有道理的。昨天的图像上千倍地更有力度，如同我非常欣赏的佩里纳尔（Perinal）的作品一般，在光线映衬下，轮廓有如雕刻般明显。女人们不见了。而他们的角色更加突出。慢慢地，阿勒康找到了他的平衡，这与我叙述、停顿、描写的方式相吻合。他非常用心，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他从不固执己见，从不想办法来证明我的错误。我们的团队越来越一致了。

星期一，1945年10月15日

在树林里度过潮湿的一天。石灰森林，石膏渗入鞋底，风湿又犯了。我总是缺少一匹马儿或别的什么。陌生的旅游团队在我的树林间穿行，攀爬我的山岗，妨碍我的机械师们工作。他们都带着柯达相机。我在雾气与弧光灯的闪光中随机应变地工作着。我会用看上去比较美的图像作剪辑。马雷的痈还在继续。米拉生病了。她发烧到39度。我想得全面启用保险机制了。结束工作时，在从一个聚光灯架滑到另一个聚光灯架的四轮小车上，我以鸟瞰的角度拍了骑在阿拉密斯身上约赛特替身的一个全景。如果生病的米拉令我明天无法拍摄姐姐的房间那场戏的话，我就继续在树林子里工作。我会尽量拍摄几个特写镜头，以便在剪辑时可以用。我与伊贝里亚十点半在隆城有约：挑选在拉雷、厄比纳和圣·毛利斯的那些镜头。按原始顺序放映。阿勒康理解了。——疖子令我精疲力竭。明天我要重新开始胰岛素的疗程。

星期二，1945年10月16日

没有一点自傲之意，我暗自寻思着会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忍受着我这样的痛苦，与我一样地工作。我的意思是，在我所擅长的这行里是否存在着另一个人，能爱工作胜过于爱自己，为了工作可以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在这样一团机械工、电工、穿衣工、化妆师、布景师与布景助理的混杂之中生活，在这不停移位的家具与灰尘的旋风里，脖子被可恶的细菌所噬咬着，还有噩运之星在头颅与肩膀的神经洒播着烈火。此外，还有感冒，这治不好的感冒在戏剧里是与戴绿帽子和聋子一样遭人嗤笑的。而现实中的这一切一点儿都不好笑。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如果让·马雷没有那么善意的灵魂——尽管自己生病还来照料我，来圣·毛利斯为我注射胰岛素，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今天，拍姐姐们房间的戏。一个小时里头，当我与伊贝里亚一起在放映厅中选图像的时候，贝拉尔，他在安置那个年代久远的房间，那一切的混乱，设施与高雅。

波尔韦对我说：“如果您能完成您那七个镜头，我就保证您的树林完好无缺。”我通过兼并三个镜头，做到了。镜头看到加布里奥（Cabriole），箭插入，桌子掀翻，又落回到娜娜·吉尔蒙身上，她高叫着：“我的裙子！”第三次，加西特（Jacinthe）拒绝呆在坐垫上，因为她知道了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形。

放映：雾中的树林。有美的图景，但要作剪辑之用还不够多。制片人应该理解，花费一大笔钱去搭建一个布景却草草工作了事，实在是太过浪费。

星期三，1945年10月17日，晚上11点

在姐姐们的房间，我可以躺在一张有黄色天盖的床上，监察工作。我的脖子真是妨碍我伸展开躺好。拍了一些相对简单的场景，以便与一些更独特的场景形成某种对比。六点一刻的时候，完成计划。因此，我赢得了权利——明天，我可以再考虑一下，延迟一些。

八点钟看了D医生（疖子病的专家）。他对于其他医生对我们所采用的疗法极度震惊。否定了这一切，明天起要开始给我注射消炎和恢复体力的药。

星期四，早上4点

我为无法忍受的痛苦所惊醒，由于我既不能睡，也不能来回走动，只好拿起这本本子，向将会读到这些文字的陌生朋友们喊出自己的痛苦，愿这样的方式可以令自己有所解脱。这些朋友是存在的。我不认识他们却知道他们。我在黑暗中猜度着他们。一头可恶的野兽用有力的爪子在给我的脖子上刑。痈发展到了一个在它周围筑起火山口的阶段，细菌的大部队将之围住与我抗衡。这是一场惨烈的战役，于我而言，持续一个夜晚，于细菌们而言，可能是持续好几年好几代才能在这恶果周围筑起一道真正的中国式的长城。我刚吃了药。尽管我早已下决心保持应有的勇气，尽管我早已确信，为了拍摄这部梦想了那么久的电影，将要付出的是极其巨大的代价，可这一刻，要度过这几分钟的煎熬还是太难了。病痛甚至剥夺了我抱怨的能力。一种恶毒的荆棘，极深的根系，仿佛有一把火珊瑚加剧了病痛的神经那火烧火燎的荆棘丛。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自问是否可能承受住正承受着的一切。还有，怎么办？得挺住。——停电了。我一度以为这故障会持续一整夜。灯又亮了。我要尝试着画出我的煎熬。

有表现痛苦的羽毛装饰物，表现痛苦的烟雾，表现痛苦的花缀、闪电，以及表现痛苦的图画。今晚，九点左右，于斯曼（Huisman）和科昂（Cohen）来跟我聊他们关于我的作品的纪录片的计划。他们看到了我从医生那里回来时的状态。来访五分钟后，他们走了。

我想我不再需要用图形来缓解痛苦，如同在德雷克（Dereck）和索利尔（Solier）医生的时代。那事实上是解毒的手段。而现在，我的痈，不就是一种器官的解毒方式：驱除了食物和厌世的毒素？

星期四，晚上11点

杜马（Dumas）医生没法给我注射硫化铜，因为荨麻疹又在眼睛上出现了。脖子的病变依然很棘手，很痛苦。今天的工作，因为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电源故障而变得很艰难。但我还是把娜娜碰到米拉尖尖的发型上那天鹅绒蝴蝶结这场戏拍好了。我将藤条筐罩着的弧光灯和铁丝放在前面，这样产生的影子类似鸟笼的阴影，投射在演员的脸庞上。

午饭后，我开始拍前厅的戏：姐姐们带着魔镜从马厩回来。六点钟时，拍好米拉在镜中看到自已的位置上是一只猴子的场景，结束工作。那猴子很可爱。我拍摄时将它放在一面嵌在镜框的玻璃后面，戴着姐姐们的帽子，脖子上围着皱领，端坐在一本书上，夏尔丹（Chardin）画中典型的姿势。

明天早上，我要拍娜娜看到老妇的镜头。接着，我就开拍商人从野兽家回来的戏。（在那戏中，马雷只出现侧影或是四分之三。）

星期五，晚上一午夜

每晚都作这样记录很枯燥无味：今天拍了七个镜头。我又拍了这个或那个场景。我的本意，在于让那些某天会读到我的年轻人懂得——英雄主义是诗人本应具有的条件，诗人只是服从于指挥着他的那种力量的仆人，是一个从来都不会离开他的主人的真正的仆人，会一直陪伴自己的主人直至断头台。今天，我在一种无比难耐的痛苦中工作，不停地担心着自己会晕厥过去，但我继续工作着，指挥着，创造着，接待着来访者，仿佛身上装着一个弹簧。好几次，我感到了一氧化氮的征兆：我们工作的这一种混杂的场面突然显得像一种极为粗野的东西，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结合物。我们仿佛行走在一个繁复、精致、神秘世界的斜坡上，与这个世界相比，我们的机构宛如一出可笑的闹剧。我猜测这是昏迷的前兆。但我们的世界依然存在着，它要求我们谦逊。我没有停止决定机器的位置，指导演员的表演，去他们的住处接他们，监察着试验的图像，盯紧阿勒康和阿尔多工作——他们两个人的慢动作真是可以相媲美。我坚持着对抗那个判决例外的法庭。我会完成一个例外。这是法兰西所留存的唯一的威望。

星期六，20日早上

昨夜，病痛令人无法忍受到极致，反倒使我几乎感到一种幸福。这应该类同于那种苦行僧（精神上的）痛苦与极乐。在《诗人的血》中，雕像说：“你写着，以至于你走进冰雪之中还不自知”。这样写一定很可笑：“一个诗人应该是一个圣人”，当现实状况要求我们经受考验证明诚心之时，我们就抱怨，这很可笑。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很难看。但我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丝毫的难过。外表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作品和作品的美将取代它的位置。不可饶恕的罪过，是影片因我自身的痛苦和丑陋而遭殃。真正的镜子，是放映的那块银幕，应该看我梦想的外表。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

我还有气管炎。我咳嗽着，而咳嗽又惹恼了其他那些外露的病变。如果我身体很好的话，影片可能就会很差。我在支付。我用现金支付。这就是《圆桌骑士》的思想，那曾是一出不可理解的戏剧，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要享受，拒绝任何的苦痛。——作品吞噬作者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事实。作品憎恨我们，寻找着任何一种罪恶的手段来摆脱我们。

星期天，21日

昨天，真是发展到了极致。仿佛有人用一把钝锉的锯子锯我的脖子。午饭后，病痛令我头昏脑胀，犯恶心。我害怕自己会昏迷。在机械师们的目光中我证实了自己的担忧，他们对我的关心无时无刻。电工负责人雷蒙·迈雷斯（Raymond Meresse）给我带来了新鲜的猪油，那几乎是找不到的东西，晚上应该用它敷在脸上。我还是找到了足够的控制力，指挥着大家完成了在马雷扇米拉耳光那场戏之前的镜头，找准了正确的方位。

我不停接待着来自瑞士和比利时的人（《形式和色彩》［Formes et couleurs］等等）。他们对片子感兴趣，希望得到剧照。在放映时，令我开怀的是，在我们的片子里不存在那一种制作“图画”的意识。图像似乎应景而生，没有控制场景之感。电影的危险，在于有意展现伦伯朗（Rembrandt），结果却是鲁瓦贝（Roybet）。最好就是不去想它，最终看到韦尔梅尔的风格。

昨天，我让人剃掉了胡子，这令我从可怕的骚痒中解脱出来，因为每一根胡须都是感受病痛的触角。在1945年，让人剃胡子要花两百法朗。

今天早上，由于新的医生点了牡蛎，娜娜·吉尔蒙就带我们到了一家以这道菜为特色的小饭馆。我不喜欢在公众前露面。巴黎的公众不谨慎，残酷，痛苦令他们快乐。昨晚在地铁中，一个年轻的上尉猜到我没法再站立，给我让了座。我没有拒绝。通常，我的膏药会引人发笑。

星期天晚上

我的眼睛又犯病了，肿了起来，仿佛眼眶被抽打过一般。

星期一，22日，晚上

病痛变成一种折磨。这折磨是如此残酷，使我不愿将自己可笑的病样强加于他人。我想，这会是令我决定呆在家里的理由。八点，D医生发现总体而言好多了，可对着这个自成一体、防御又反抗着的神经系统，又能做点什么呢？

我拍摄那个马雷扇米拉的不寻常的耳光。我本来只想拍一个画面的，可是，被震惊而乱了方寸的米歇尔忘记了自己的角色。五分钟以前，这个总有奇怪事情发生的米拉忙不迭地跑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可被自己的裙子所牵绊，她又跌倒了，右脸颊上出现一个很大的瘀斑。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米拉抽咽着。让·马雷安抚着她。穿衣工们慌作一团，竭力尽到自己的义务，在扇耳光那一分钟保持安静。

星期二，23日

淋巴管炎。脖子上的蜂窝织炎。——脓胞病又重犯了。支气管炎。今天早上重拍了昨天的戏。美女的房间。我和波尔韦、达尔邦一起决定停拍。

星期三中午

脸上令人无法承受的折磨。保尔今天早上见了马丁（Martin）教授，让人把我送到巴斯德（Pasteur）科研所。两点半有约会。但病痛是如此难耐，令我都无法肯定是否要等到约会时间。要停止工作令我非常伤心。可我实在已过了极限。工作不再可能。我疯了。

星期四，25日

我想到汤姆斯·马纳（Thomas Mann），当我在土伦得伤寒症时，他曾给我写道：“您是那种将在医院里去世的人。”

从昨天开始，我住进了巴斯德。马丁教授很好心，当即接受了我（他住所就朝着研究院的屋顶）。马雷带我到病房，他回家去帮我取衣物、黄油、水果、雪茄，以及我正在使用的本子和铅笔。他们立即开始了青霉素治疗。青霉素，原子弹，正是当下的时髦。这股潮流会过去。青霉素这个词，对于某一天读我文字的那些人来说，或许会有一种“全景”这个词在《高老头》里的效应。原子弹会成为一种焰火。

但在1945年，青霉素有一种神奇的疗效。他们每三个小时给我注射一次。最痛苦的一次是每天早上他们在我的痈深处注射药液，在那最坚硬也最活跃的肉里。只有在减轻了脖子的炎症之后，他们才能开始治疗我的脸，治脓胞病和皮炎。不过，脸上痒得好一点了。医院是最认真的诊所。我占了一间类似外科手术室的房间，那里的医生和修女们只想着能尽快治愈病人。如果有来访者，他们只能隔着玻璃探望我。我没有书本。除了这些笔记，我不会写任何东西。我拒绝去想影片。这是一次休整，一个安静的括号——封闭在圣·毛利斯，为病痛所蒙蔽，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已到了秋季。从我的铁床上，通过窗台，可以看到一面古旧的砖墙，树木在风中摇摆，飘下黄色的叶片。

5点钟

让诺、保尔、米歇尔·奥克莱尔（Michel Auclair）来看我。看护的人让他们进来了，可我担心他们会说出我是谁，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得到额外的照料。我在医院里，希望这所医院保持它的地位。在这令人惊骇的孤独之中，一次探访成了极其美妙的东西。当看到米歇尔的脸抵着我的玻璃窗时，我的心几乎停止跳动。约赛特和娜娜明天会来。

我发现让诺脸色很黄，而且咳嗽着。我逼他许诺明天去看马丁大夫，并定下约会。订好了，他明天上午十一点会来赴约。

我刚吃了一碗汤和胡萝卜——每天都会出现的食物。这还不错。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给我带来的水果与香槟充当的是如何神奇的角色。那就仿佛是身着公主裙的美女，走进了待洗的衣物之间。

星期五，1945年10月26日

今天早上，我感到特别痒，尤其是脸的下方。不过，我的脖子和肩膀几乎没什么感觉了。看来，那些在痈上痛苦万分的青霉素注射已控制了淋巴管炎，令它不会进一步发展成蜂窝织炎。

青霉素在三个小时后就没了药效。这是他们不停给病人注射的原因。在人们可能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稳定结果前，细菌会又一次战胜人们为了防御而设置的菌种。细菌的这种表现令我想起人类自身，用摧毁自己占据过的地方来自卫。

医生的探视。马丁停止了一般的青霉素治疗。以后，只会给我进行输液，这是我极讨厌的，但这似乎是疗效最快的。

奥班（Aubin）教授的来访，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当年在马德莱娜广场，就是他每天来为让·马雷治疗耳炎。他从来都没要一分钱。（那个年代，马丁还远没有今天这么高的地位，作为普通外科医生的他为马雷治疗时，也是同样的情况。）

马雷对他们怀有极深的情谊，他不停地念叨着这些，并对奥班说真希望他是自己的父亲。奥班可以一次次刺穿他的耳朵。让诺不愿意被麻醉，无法动弹。

有人给我的秘书打了一整天的电话：“科克托好象有胡子了。可以给他拍照吗？”这就是记者的斯多亚主义：对于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

医生刚给我进行了局部治疗。这非常痛苦。我感觉医生虽然已习惯了，可他也并不喜欢给人上这样的刑罚。

我想象着，如果让—皮埃尔·奥蒙能看到我在这个玻璃笼子里的模样，受着美国（青霉素）的治疗，吃着他从好莱坞给我寄来的黄油，会是什么感受？

星期六，27日，早上10点

昨天夜里，我的脸和清白的右手开始发痒，令我很难受，并有轻微化脓的迹象。大夫刚在保险公司的医生面前给我上了青霉素的刑罚。他预计我会在医院呆到下周三，接着，还需要四到五天的静养。我打算周二或周三在圣·毛利斯重新开始工作。

修女们的心理很奇怪。仁慈对她们而言是禁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仁慈的机械系统。任何源自灵魂的动作对她们而言都是不可能的，就像对于很多戏剧演员而言，不可能做任何自己所饰演的角色之外的动作（譬如捡一个掉在舞台上的帽子，等等）。这些修女照料着病人的房间，却不会真正照料病人。病人的情况太个性化了。而个性化的举动需要主动性。主动性则违背了这一机械系统，这在她们眼中仿佛是对主治医生犯下了亵渎君主罪。病人在夜晚受着折磨。他们等候着探视。这时，进入房间的是一个披着布衣的木偶，她处理完再走出房间。这一种机械性却并不妨碍她们依然很可爱，很快乐，会为任何最细小的东西而微笑。

整个巴斯德研究所是以传染病的体系来构建的。这一体系不可以因任何意外而停止。因此，所有的病人都接受青霉素疗程，没有患传染病的人也必须遵守同样的纪律，不可以随意开关气窗，跨过门槛，在没有人用带着作案用的那种手套端起盘子或掀起盖子时不能吃东西。

这些马克贝特（Macbeth）女士们，这些披着布衣的幽灵们，带着红手套，穿梭在走廊间，就像约赛特凭借着蓝手套穿越墙壁进入父亲家中。

2点

保尔刚和瑞士的出版商以及加斯东·博纳尔（Gaston Bonheur）离开。他们在门口没有受到任何询问，就这样进来了。我签了全部作品的合同，今晚，他们返回日内瓦。

星期天，28日

今早，在我的脑中闪过无数有待完成的小事，包括关于连接与充实画面的声音问题；总之，是想到了一部电影所需要的全部用心、耐心的工作，我于是感叹：看到法国的观众面对电影或戏剧时那么散漫、那么坦然地不专注真是令人伤心。因为银幕的光线而导致的催眠是非常少见的，除了在那些普通公众中，那唯一听和看的人。这些先生和女士们转过身，在黑暗里摸索着香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后面的人要，点燃，再掐灭，时不时地捕捉到某个已失去意义的画面（这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只会批评某个侧影或某件衣服）。这种不专注的罪行——没人认为是犯罪——似乎是与思想作对、参与摧毁智慧的最严重的罪行。

自私就建立在这种无序的基础之上。“我到了剧院，我寻找自己的座位，我打扰整个大厅与演员，我轻视这出戏，没什么关系，因为其他人并不存在，或者说，他们的存在只是依据我所需求的快乐而定。”多么奇怪的乐趣！如果我们跳过一行的话，一部佳作就会令人无法理解。而这评判的观众，这胆敢来评判的观众，却在第一幕结束时才到。

这就是为什么，渐渐地，给这不可救药的观众所献上的只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只配拥有这些，也能够这样心不在焉地消受。

大家都不懂得这种愚蠢！如果他们懂得是这一种粗劣之波悠游于一场演出、一只眼睛、一只耳朵之间，他们的生活也就不会是空洞的旋涡了。

建立一个观众艺术学院。可是，上天啊，如果这个学院类似演员艺术学院的话，那观众还是什么都不会学到。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距离只会愈来愈远。

法国好像是欧洲唯一盛行这样一种无耻风气的国度。——且不提那视戏剧为一种信仰的中国、印度或是日本。就说英国和德国，我在那里看过演出，只要有一个观众揉捏一张烟纸，就会招来怒目相向的整个法庭。

在法国，人们首先认为善意、好心是一种愚蠢，而恶毒却是一种聪明的表现。现在，礼貌被视为浪费时间。每天，我都在见证这样的观念。

为了让一位女士先下地铁，我让到一边：“您故意堵住门口！”她大叫。这位女士已是满脸怒容。

我习惯对剪票员说“谢谢”。可很多剪票员都以为我是在嘲笑她们，往往带着厌恶的神气耸耸肩。

我开始理解这些修女们的机械系统是令人赞叹的，所有个性化的热情都会有损这装点着她们的修女帽，这个系统引导她们如同耕地的马儿般直线前行，一分钟又一分钟，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年又一年。

极度困难——对于一个思想非常自由的人而言——去做一架机器的某个齿轮，或是海里的一粒沙子：“您就和他人一样”，他们会这样回答我。确实如此。

马丁来了。他发现病变已被控制。脖子上的痈依旧。但其他的都有好转。这个周日他免去了我的刑罚。哪怕从巴斯德出去，哪怕治愈了，我还得带着膏药工作。

星期天，晚上7点钟

夜晚即将开始，医院里那令人惊异的夜，在众多的探视之后巨大的寂静。我的房间仿佛一间蓝白相间的高级厨房，因为墙壁上映着影子的电影，便如船舱般晃动。这影子的游戏好像水纹，又像是海边的医院天花板上的大理石纹，因为隔壁房间、玻璃窗、走廊、树木后那些楼房的窗户而变得更加复杂。

朋友之潮给我留下了鱼子酱、鲜花、香槟酒。这些与我的厨房极不相衬，令它看上去像美国电影里的厨房。

下雨。娜娜告诉我保险公司对我有怀疑，还威胁说再也不为我下一部电影作保。也罢。我会写书。我会排戏。我会留下《美女》的证词，就像我曾留下的《诗人的血》。

如果保险公司怀疑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出于某种私欲而自残，那他们就不用再为我们这类人中的任何一个作保，而只能接受那些完全休憩式的制作。

克莱蒙和贝拉（Bella）一起来看我，说圣·毛利斯空空荡荡，阴沉沉的。《皇后的项链》（Le Collier de la reine）依然因为两合公司股金的悲剧而停滞着。我们的布景在等待。工人们失业。愿上帝保佑让我能尽快恢复。

10点

是那个男人咳嗽的时间了。他的咳嗽好几次将我惊醒。这声音很骇人。它在发芽，燃烧，涡旋形的，像赘疣，兰花般的分叉，又像弥诺陶诺斯（Minotaure）的嗓音般在这迷宫的走廊里变得庞大无比，像战争片里爆炸的云雾般难以数计。他住在医院有一年了。如果没有他，在这里的日子真是一种休憩。而有了他，就变成一种恐慌。一种对于这咳嗽声的等待。

星期一，29日

这一刻，我得说实话。生病以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幸福。病痛的折磨算不了什么。我为周围这些人的好意、关怀与热忱所围绕、激荡。我因选择他们得到了奖赏。每一秒钟都得做出榜样、挺立着的职责几乎令我走向完美。我将自己的十字勋章献给了电影，我肯定这意味着什么。当自知只会引进死亡之时，我放手了。

此外，我不正是命该如此吗？我的脸在毁坏，肿起，裂开，布满伤痕与毛发，我的手流血流脓，因为，我在马雷的脸和手上加盖了那么令人痛苦的硬壳——那化妆简直就相当于我那包扎膏药的刑罚？这一切符合某种灵魂的风格——那是我的风格。与此相反的情况反倒会令我非常担忧。

爱米尔·达尔邦来访，精神饱满，充满那种令我安心的智慧。可以感觉达尔邦爱电影，爱他的团队，少了我们，他就会烦闷。——我跟他说了关于保险公司的事，他耸了耸肩膀。

看到了马丁。很显然，我的额头和右手手指间的状况不属于他的治疗范围。他建议我去看圣·毛利斯的专家。

今天早上，在他来查访时，痈的脓栓掉了。我为它的体积所惊呆。大夫对我说：“您的脖子上有一个大洞，有一法朗的硬币那么大。”

杜马医生来访。我无法在重拾影片的拍摄工作之前去山里过上一段日子令他很烦闷。他对我说：“您的房间里有多少苍蝇啊！巴斯德憎恨苍蝇。”

晚上10点

好多人来访。他们给我带来了香槟、鸡、鲜花、雪茄。我的小厨房实在太窄，放不下这么多的礼物。阿勒康宣布说我将有六千米的阿格法（AGFA）胶片。在前天的试验之后，他很失望地察觉到我们所拍的一切都是在一种敏感的胶片上。我留着好胶片准备拍在野兽家那黑暗的大厅一场戏。今天早上并未跟我说起这事的达尔邦希望得到更多（阿格法胶片）。

阿勒康在摄影棚听说，所有我发现绝妙的都被认为是不成功、光照不对，好比白奶酪。他怎么会不清楚这么多年以来我所具有的习惯：每当我有新的尝试，人们就会变成瞎子，只将其当成那些类似于他们看到过的东西。于是，人们一劳永逸地断定凡是模糊的就是诗意的。可在我的眼中，诗意就是精确，数字，我推着阿勒康走向对于蠢人而言的诗意的反面。他有点迷惑。他还没有我那长期斗争的习惯，没有面对时代的愚蠢所具有的那种公正与从容。

没有什么令我觉得比一部影片摄像上的单一性更加沉闷的了，那种专家们将之当成风格的单一性。一部影片应该令眼睛得到消遣，靠它的对比度，靠它的效果——不是刻意拷贝自然，而是发现歌德所谓与现实对立的真理（鲁本斯指给埃克马纳看的那些羊羔的雕刻，那雕刻中的阴影就在阳光边上）。我的确有过把一张脸照得比另一张更亮，把一个本不该那么亮或应该更暗些的房间照得很亮，给一支蜡烛某种台灯的力量。在野兽（公园）中，我采用了某种与美女出来的时间不相衬的黄昏的光。如果需要，我也许还会在这样的黄昏加上一点月光。而且，并不是因为我在拍一个神话才如此自由地对待现实主义。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由图像构成的写作，我力求使它的气候更多地对应情感而不是现实。

星期二，30日

大夫认为我应该留到周四甚至周五。

我脸上的皮肤依然很脆弱，真害怕那些磺胺的膏药又会引发荨麻疹。最好还是到巴斯德去进行青霉素药物的包扎。可摄影棚的时间表不允许。

昨天，有人给我带来了（属于谁？）的Grand Ecart的手稿。我开始没认出来，因为班级的本子就贴在上面，标了数码，很仔细地连在一起。

突然间，翻开那画着一只公鸡、涂满难以辨认的字迹的苍白绿色封页，我又看到了拉旺都（Lavandou）大楼，在布拉木斯基（Pramousquiers）的贝斯（Bessy）寄宿学校，拉迪盖卷着香烟，作着《奥盖尔伯爵的舞会》（Bal du Comte d'Orgel）的笔记。我仿佛为一种温情所淹没。

星期二晚上

留下我一个，与咳嗽的男人和那些影子游戏在一起。我的膏药贴在脖子上，很难受，但要找个人来也很难。巴斯德古老的习惯是用小勺敲着杯子来发出召唤，可这样的声音不会被任何人听到。在晚上七点至十一点期间，几乎没有人会听到。——马赛尔·吉安多（Marcel Jouhandeau）在将近七点时离开。他给我讲了神话中公牛、公鸡和母鸡的故事。

一个很可爱的修女刚刚进来，帮我重新整理了包扎布。阿尔多给我带来了新的供挑选的照片，布得利（Budry）是留给《形式和色彩》的那些出色的照片，让我写讲解词。他明天会来取。

还是有很多人和很多礼物。小小的病房里已堆满了规则禁止与其他病人分享的东西。看着这些东西浪费掉我很感羞愧，于是总找借口让隔壁那些房间可以与我共享。

星期三早上

昨夜整晚和今天早上，我几乎都在读昨天吉安多（Jouhandeau）给我带来的书，那书世上仅剩四本。《关于我的随笔》（Essai Sur Moi-Même）。昨夜，在合上这本书时，我想着罗杰·拉纳（Roger Lanne）引用波多马克（Potomak）的这句话：“上帝照着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被上帝所吸引——仿佛其他人为魔鬼所引诱——我用尽全力搂紧自己。”

吉安多的书是一本爱的书。《特雷斯当和特雷斯当》（Tristan et Tristan）应该是它的书名。有一种“光荣”围绕着这本书，而马赛尔为人们在他周围营造的寂静而笑。

马赛尔对我说他在凌晨四点起床工作后找回了平衡。世界上没有人会打扰他。大家都在睡觉。他逃离了人们的混乱之波。而当其他人开始行动时，他已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星期三，晚上10点钟

如何保护我的安宁？如果阻止那一种自然而生的嗓音围困我的安宁？如果阻止这些文章，这些照片，这些不确切的故事侵扰我的安宁——不让它们来妨碍我平静地工作？这是无法解释的命运，一种不幸的集聚的才能，它在我周围引来这种我最讨厌的吵嚷声，这种记者们完全出于好心日复一日营造出来的声音，面对他们这种无序的善意我无可奈何。难道我要不停地生活在过度的夸张和责骂声中，在这将我吞噬的传奇里——不让我的作品平静地绽放？

1945年11月2日

昨天晚上我回到了Palais-Royal。保尔和让诺开车来巴斯德接我。我自以为很强健了。可一到外面，就感到站立困难。回到家，发现了堆成山的信件。天哪，我没法回。昨晚，我无法写一行字。今天周五，两点钟时我继续写这日记。理发师刚带我去剃胡子。他在六点钟左右会回来给我洗头，剪发。——保险公司希望我明天可以工作，这简直是发疯。我尽量在下周二重新开拍，而医院的大夫们要求我去乡下呆上十五天。重要的是坚持住。

1945年11月3日

办事处、电影公司、保险公司的电话。大夫来过了，对我说：“可以一下子将你治愈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山里呆上一个月。如果这不可能，两三天到一周的休息是不解决问题的。这就与在原定日期开始工作一样。”我想也是。我让摄制组周一与马赛尔·安德烈和约赛特开拍（剪辑时缺的那小段）。周二，我回到圣·毛利斯，会拍连接美女房间的戏。

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接电话，在Palais-Royal走来走去，在无数的来访者间站立着，故意搞到极度疲乏以感觉自己的极限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坚持到八点（在对面吃了晚饭），不累。当然，我的脸还是痒，可我猜测这些痒更多是因为换新皮肤而不是病变。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在隆城我会有察觉。我不惜一切在体验。可做的一件事是让保险公司来负责。另一件就是任由这整个世界处于瘫痪。

伊贝里亚今天早上来看望我，她发誓要照料我，要强迫我坐着——习惯上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大夫监管着我，我管着自己的治疗。不陷于担忧与复发的恐惧很重要。要用内在的新鲜气息来代替外部的。

我刚想起一件奇怪的事。命运曾令我到阿尔加雄（Arcachon）盆地去旅行。一切都在牵绊我，阻挠我，建议我们不要出发。可我竭力对抗着这些征兆。我接受了科尔尼利奥（Corniglion）将军借我机器的提议。空军差点把我们都杀死在拉罗什（La Rochelle）。命运在筑起它的障碍。在一个满是苍蝇与白喉病人的偏僻小村子等了一天以后，军营的指挥官泄气了，给我们找了一辆车子，一次又一次的故障，最终到达港口。终于相信我们到达了一个矿场。

并不是一个矿场对我们有威胁，命运之神令我离开那里的原因是那里的阳光和这颗灰色珍珠里致命的蚊子，盆地为垃圾所围绕——因为，渔夫们把他们的垃圾都倒在棚户后面。压迫着我的痛苦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星期一，5号，早上11点

昨天，太多的人。在Palais-Royal的散步。疲惫。五点钟，荨麻疹又在脸上出现，眼睛肿起来。达尔邦今早从隆城来电话。我让摄制组在我不到场的情况下重新开拍（马赛尔·安德烈在雾中——约赛特晕厥）。昨晚，我给了伊贝里亚、克莱蒙、露西尔精确的指令，克莱蒙给我带来了鹿的带子。眼睛看来不错。就等在银幕上看了。十分钟前，蒙特卡洛电台来录我一次关于影片的采访，在我的房间。

星期一晚上

随着影片的拍摄进程，克莱蒙给我电话。没有了教练管制的阿拉密斯站起来，撂蹶子，破坏了布景。约赛特拒绝登上马儿。

今天，我的荨麻疹没有以前那么痛苦。可达尔邦看我恢复工作很是担心。明天我要恢复工作了。八点半有车子来接我。

星期二，6号，早上8点

科莱特（Colette），昨天在我边上承受着腰痛的人，跟我讲起一份波利尼亚克（Polignac）带来的美国科学报刊上的文章。美国学者们为由于原子弹的研究而引发全球疖子病和皮肤病而公开致歉。或许我也是这些研究的牺牲品，就像以前，在安日（Anjou）街我有一次在地上打滚，后来克洛岱尔跟我说起那正是日本发生海啸期间。

恢复影片的摄制工作。我仿佛孩子们在圣诞时的状态。我醒得太早。起得太早。我似乎站得更稳了。

星期二，晚上10点钟

在去往圣·毛利斯的路上，我感觉好幸福，为一种莫名的轻快所牵引着。没有比与这些生灵、脸孔、手、光线、各安其位的物件一起写诗更美好的事了。整个剧组为我搞了个小小庆典。他们给我拿来扶手椅、毯子。我轻松而专注地工作。没有探寻就找准了演员与机器的最佳角度。演员们遵从我指间控制着的这根无形线索最微小的压力。那是美女的房间那场戏接下来的场景。美女坐着，穿着她的宫廷裙，发型师刚给她带上花环和遮面纱，为了相信她的梦幻。她在一面小镜子里照着。浸润在一束超自然的光线中。当门栓有响动时，那束光不见了，她转过身。姐姐们进来。她们把镜子扔在床上。美女站起身，拿起镜子，轻轻地将脸颊贴在镜面上，把它背对着蜡烛摆好，在这面自己奇遇的证据边上躺下。在这之前，我拍了眼睛红肿的姐姐们抽咽着求她不要离开的场景。

中午，我看到了黄鹿那场戏的放映。其中一只，先躺着的，身上洒满叶片状的斑点，站起来，跳了一下，很棒。

六点半，我看到了昨天克莱蒙在电话中跟我通报消息的镜头。马赛尔·安德烈在雾中。约赛特看到野兽后发出一声尖叫，惊惶失措。我看到柯达和阿格法试验片之间的区别。相差了一个世界。

我的荨麻疹几乎都没什么感觉。我开始治疗。

星期三，7号，7点半

马雷七点半出发，为野兽在魔镜中哭泣那场戏作准备。我的眼睛昨晚上肿起来了，又起皱。车子八点半会来接我。我能否完成美女房间那场戏。我走到大厅，又走到姐姐们的房间。

在圣·毛利斯，有人偷走了美女床上的帘子。我用姐姐们房间的帘子来代替。

星期三，7号，晚上10点

我患的不是荨麻疹，而是湿疹，顽固而神秘的病症。大夫试验新的注射，可是，上天啊，他也感觉到了在一个虚弱的机体上，病痛会以各种形式迸发。牙齿也威胁着我。可没有一个小时、一分钟的可能让我去看牙医。这样黄这样老真是可怕。怎样的一种不平衡！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我在处理着美女房间的特技。同时和轮流显现两个人的魔镜的特技（约赛特和让诺），镜子破碎的特技——约赛特的消失和出现。机械师快速地搭好，毁掉，钉好，又拆开。在放映时，我总是寻思那些闪亮清新的图景是如何从我们工作的那个寒冷地窖与布满尘土的地方出来的。在圣·毛利斯站着睡觉，回来，躺下睡，这就是我喜欢的节奏。可我总是害怕在醒来时又有什么新的病痛的征兆。

星期四，8号，晚上10点

D大夫来摄影棚看我拍摄，发现了我脸上的病源自于弧光灯所产生的人工阳光的照射。这并不令我惊讶，八年前，在萨莫瓦（Samois）水边晒伤后，我左眼也出现过同样的红肿。

那些出现同样病症的机械师，用土豆片敷在脸上疗伤。下雨。我在商人的大厅拍摄与显贵们的戏。埃斯科菲很贴切地将之归为“解剖学的课程”。（在姐姐们的房间）美女看到父亲与显贵们进门的镜头。镜头——在此之前的——阳台和楼梯之间的栏杆上从高处看进门处。下午，我把五个场景并成一个大镜头。对于蒂凯（Tiquet）而言难度很高的工作，可我喜欢，当可能的时候，这些机器得快速从一个角色转到另一个角色的大动作。

天啊，我准备结束的。可七点半的时候，我还在拍摄，马赛尔·安德烈得去他的剧场了。剩下一个镜头。我明早拍。（令人生厌的一天。制呢商人在壁柜中。）

星期五，9号，早上7点

昨夜我的左眼肿得很厉害。昨天，米拉的医生法盖（Faguet）揭掉了我手上和额上的硬壳，为了在研究所里观察这些是不是只有碘才能消除的疣状衍生物。杜马医生和他的夫人在圣·毛利斯很是诧异，但也为之赞叹。从未来过这种怪地方的人会为这一种纷乱场面所惊叹，因为我们在五分钟内搭起的脚手架（还在那上面铺设轨道），因为随着我们要求的角度不停组合的幽灵般的布景（剩下的空间被工作人员与大衣所侵占），因为这些看似自相矛盾、最后在银幕上却变成很合理的、太阳的、或是月亮的光线。

裙袍在磨损，被撕裂，变皱，可它们活着。最初的时候，演员们不敢在这样的裙裾下行动。可接着，习惯了，最沉重的袖子，最僵硬的皱领，最长的裙摆都自如地活动着。那让穿衣工与场记员担心的细节在银幕上毫无显现。我从不顾忌将一件家具移动位置。在生活中，要靠记忆来证实眼睛曾看到的东西已有困难。对于图像而言是同样的道理。我选着树林的镜头。总体非常出色，完全是佩罗的风格。重要的在于隔一段时间来选择。在拍摄的第二天，我们都还停留在现场的印象中，只会发现缺点，为一些荒谬的细节而入迷。

电影令人赞叹之处，就是我们在公众面前展示的这种他们不了解其中构造的永恒的牌局。

自然给了我们承受和预感的神经，智慧让我们懂得忍受，令我们警觉。对抗痛苦的斗争和电影的工作一样令我感兴趣。

星期六，晚上9点

我不会说：多么美妙的工作（我对整体状况根本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说）：从昨天早上开始，我的活干得多么出色。一切都源出自然，又归于一种未曾期待的次序。我既没感到眼睛的病痛，也没感到累。演员，摄像，机械师，都仿佛被从我心中飞出来的翅膀所激荡。那是把制呢商人关在壁柜里以后，马雷和奥克莱尔模仿着女儿们在大厅里吃饭的一场戏。我先拍了黑暗中商人的一些镜头，被一丝光线照亮的一只眼睛、鼻子，或是嘴巴。今天早上，我开拍卢多维克—阿弗南的大闹剧。从地面到阳台我搭了一条陡峭的轨道。机器随着他们的运动上升、下降。午饭后（贝拉尔与鲍里斯［Boris］，玛丽·露易丝［Maris-Louise］、布斯凯［Bousquet］和一个美国记者一起来吃午饭），我拆了轨道，又用这种方式搭了到底的另一条，令机器可以转动，扫拍到整个房间。这运动的机子令我可以让男孩子们迅速地活动，镜头从他们身上转移到姐姐们身上，拉出一条挂毯，像裙摆般展开，简言之，就是可以极妙地准备米拉和娜娜的音效，因为当男孩子模仿她们的时候，得由她们来配音。多亏这种方法，我把十二个镜头压缩成了四个。时间限制令我没有拍完最后一个。我拍了十一个。周一早上，我会在进入姐姐的房间之前拍好这第十二个镜头。

星期一，12号，早上8点

我用整个周日在脑中从头开始纠正着剪辑。我认为电影应该利用空间与时间作弊。箭的那一段不该在正常时间发生。我要把狗儿在垫子上那一段提前到箭到达之前，就像观众在看到箭离开弓之前已身处房间之中。我要在人群的拥挤后，让诺的手上再多停留一点时间，爬到椅子上的娜娜身上也要再多四分之一秒。克罗德的第一次剪辑太接近现实，离创作太远。例子：雨果的作品里，克罗德·弗罗洛被卡西莫多推了一下后，从巴黎圣母院摔下来。另一个章节开始。“这么高的坠落很少会垂直。主教代理……”今天下午，运气帮了我大忙！我想在房间里拍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其中，美女与阿弗南的脸会在我们眼前出现）。大家还只是看到过他们的背影。

星期一，晚上10点

和谐的工作。分镜头剧本，梦，预先的想象，光线，房间，在烟囱前丢失的衣物，演员们，一切抹了油般，极其自如，有次序。

制呢商人闹剧第一天以及显贵们那场戏的放映。这是直接的创作，没有经过任何过滤。错误并不重要。它们变成一种生动。我觉得看到了莫扎特的音乐（这音乐，其中最小的细节，如四个音符可以分开，可总体的律动是那么令人赞赏）。这从视觉上接近——直到新的次序——《魔笛》（Flûte Enchantée）的开幕曲。

星期二，13号，早上7点

我试着吃了鱼。立刻发作。不再皱紧的眼睛又肿了起来。可怕的骚痒。N大夫曾对我说：“多亏了L'Antergan，你才可以吃任何东西。”

金钱这有害的东西，在电影这个机械体系里变成了一种吉祥物。事实上，若不是害怕失去它，制片商们就不会要求我们的工作有这样精确度、速度与合作的义务。让我们等的汽车，闲逛的工人，在路上的布景，难以找到的物品没法安置好，就像这些，都得在我们掌握之中。

我在等汽车时写着日记。供电故障。我用蜡烛照明。这些故障又拖延了我们的进度。演员们没法化妆。当我到达的时候，原本提前的进程又没了。此外，这故障还有可能在实验室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五年里，我都被一种恶意的、仇恨的、危险的氛围所包围、瘫痪着。在公众面前即兴发挥的能力也完全丢失了。我一点点地找回某种轻松。曾经有过一阵，我在自己房间里，想到某个问题，一个人用话语去阐释。也许有一天，我也会重新找回与公众那种和谐的相处。我暗自思忖着。

抬起眼（我在自己的膝盖上写字），我看到时有发生的场景故障，那是工作不断逼迫我犯的错误。蜡烛反射在盖着Antinoé面具的玻璃上。由此导致了面具的左太阳穴处起皱，凹进去，拉长了成为一种白色伤痕，头发与胡子的圈圈。那火苗很高，似乎要从思想的中央跳出来。珐琅质的眼睛闪着光，反射着这在后面燃烧的直立的火焰。在这视觉现象中，有一些神奇的东西。

昨天，我用了两个小时调试一个镜头：约赛特擦着地板，地板上映出她的影像，让诺的手这时伸进图像里，拔走了箭。

不断地重建偶然，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星期二，晚上10点

眼睛和脸颊上肿起的红斑令我变形，将我吞噬。我所希求的，只是能继续我的工作，在我所处的这个接受我、也爱我的环境里。今天早上，我把六个镜头拼成了一个，多亏了蒂凯的灵巧和精确——他控制着摄影机，令机器仿佛长了翅膀一般，上升，下降，推进，停止，就在应该放置的地方（让诺，约赛特和米歇尔在姐姐的房间那场戏）。第一次来看拍摄的人会惊讶于摄影棚平台上这样混乱、拥挤的场面：不断地重拍一个镜头，在离一大群机械师和聚光灯脚仅几公分的地方。一旦到了放映的时候，这个场景就会孤立，开始活在一种凸显立体感，令最小的错误也变得巨大可怕的空洞里。今天下午，我们在下面拍摄下棋和高利贷商人的戏——搬运工们把大厅搬空了。电影一旦远离主要人物，加入陌生的因素，节奏就会被打断，只有靠不可思议的努力才能重新找回。有几次，在调试好一场戏后，我又得到另一个与我刚刚拍摄的角度毫无关联的地方，发号施令。从两点半到六点半，我在一个类似布尔高涅（Bourgogne）酒店的高档画廊里，与扮演高利贷商人那个俄国演员的无数愚笨行为纠缠。他既不懂移位又不懂说话。外表棒极了，可其余的一切都太差。如果我发现他在银幕上不行，我会亲自为这个角色配音。勇气。勇气。勇气。

星期四，晚上11点

昨天无法写日记。我被工作和一次迟到的放映搞得昏头昏脑。阿勒康在演员和他们脸孔的研究上有很大进步。因为最早拍摄的镜头会放在其他镜头之后，会成为与电影的扫尾工作同期进行的所有工作的末尾，这些我所注意到的高低起伏也许就不会那么显眼。今天，七次供电故障。工作几乎没一点成效。再也没有比圣·毛利斯这个工厂更令人心灰意冷的：这里笼罩着严寒，一切没有生机，唯独少数几个机械师在烛光下为布景而发奋工作。

贝拉尔（总是点着蜡烛）在道具师中间创造着，剪裁着，在一个他发现的年轻女子身上披挂着，要塑造出射死阿弗南的狄亚娜石像的轮廓。我结束了大厅的工作。还剩下在姐姐们房间里拍摄，我得在另一个角落重新设置角度（约赛特·戴染上了肠道流感，要在房间呆上一周，令我不得不先开始别的工作）。明天早上要去狄亚娜楼的玻璃棚，那是一个真正布满常春藤、白雪与玻璃的温室。

星期六，晚上11点

这两天太过忙碌，令我找不到时间写日记，而在这两天里，又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教训！

我拍了两个男孩子到达狄亚娜楼的场景（分别从底下和高处）。我从高处拍摄这个方形塔楼内景开始，楼表布满了白色和深色的常春藤。这难度很高的布景无疑会是贝拉尔最出色的杰作之一。

以下就是我让这个燃烧在无序与几近苛求的精确中的人工作的方式。我走在他的前面。我先给他看一个中等的布景。令他产生警惕心，惊吓感，然后再去校正，使其变形直至达到我梦想里的样子。狄亚娜楼的外表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值。那就是贝鲁书中居斯塔夫·多雷插图的模样。（譬如，当王子走到沉睡的公主那城堡之前的情景）——在屋顶上，当男孩们登上铁扶梯，再显现，完全一样。闪光的玻璃棚宛如一颗钻石。楼外蜿蜒的常春藤在旁边的人物身上洒下斑点。右边，一幢布满植物的球状建筑与拉雷的墙正好吻合。这几乎就是我所拍摄的电影末尾，还剩下几乎一半的工作。在四、五点之间，阿弗南被狄亚娜白色的箭射中。马雷荡在空中，被卢多维克的手拉住。他的动作可是费了极大劲才做到的。一个弓箭手，在他的披风下面，用锁子甲和软木板遮挡着，在聚光灯架上瞄准他的背。弓箭手要求平直射击。他怕有事故，拒绝射向高处。马雷坚持着。他把箭射出。那箭跳了一下，滑在布上，擦过脖子。弓箭手说：我射穿了他的脖子。

我拒绝再拍一次。可马雷发现了一个朝我们弓着背的姿势，箭正好插在准确的位置。每一次在场的人都有点滞后感，总以为箭刺中了演员。在前一次拍摄时，马雷的靴子蹬破了玻璃窗和窗棂，他竭尽全力用弓抵着最后一面玻璃，当那个洞出现时，还得开口说话。第一次，窗棂碎得不够。第二次，窗棂飞向摄影机。第三次，他忘了台词。第四次总算好了。第一次拍摄中间，道具师们得重新安装窗棂、玻璃、常春藤的枝蔓。为这短短的一个场景所作的无穷无尽的尝试令我只拍了四个镜头。我得在手变成野兽的爪子那个特写镜头处停止，卢多维克在这时撒手。

周一，中午到八点。早上，贝拉尔准备了狄亚娜的塑像、雪地、宝藏。狄亚娜的弓没有弦。她得模拟拉弓射箭的动作。我们不会看到她射箭。我们只会看到箭射到阿弗南的背上（镜头拍完）。——阿弗南掉在雪中（野兽的脸和手）。

看剪辑的草样。艰难的阶段。习惯了重新开始四、五遍的图像，习惯了细节、停顿的机器，我什么都没发现，电影似乎转得太快了。我得习惯这个阶段，并在对我而言太短的时间里发现它的长度。为了这个工作，我得有一双新的眼睛，洗去个人记忆，专注于每一帧图像。在拍摄之后，我和伊贝里亚、雅克·勒布勒东会有压力极大的混合工作。

没有看到最近这段日子的工作。由于供电故障，实验室不敢再冲印。我一想到可能会有的险情就发抖，因为这将是强迫我去重拍不可能重拍的东西。

星期一，19号，晚上11点

昨天是星期天，他们费了大力气用车把我带到德若贝尔（Dejobert）那里，完成我一直未能完成的两幅石版画（“两个化妆者”：“马赛的幽灵”和“巴贝特”［Barbette］）。我干得非常快：当我完成了自己的石头时，德若贝尔的儿子还没做好画框。我想回家，躺下来，睡一觉。不可能。朋友们来了，这是我唯一可以见他们的一天。

今天早上，十点半时我来到了摄影棚。贝拉尔正在布置雪景，给多多（Doudou）化妆。多多是克里奥尔人。她最讨厌寒冷。她有理。我决定在狄亚娜身上重试拍摄《诗人的血》时所用的方式：在最后一刻，用所有随手可及的东西来给演员化妆。可天哪，一部庞大的电影令这很难。阿勒康害怕这布景的光照太闷，太高，没有余地。为了让阿拉（Ara）完成化妆，我坚持拍一个米歇尔惊恐万状的特写镜头以配合阿弗南变成野兽的场景。

他们把多多带到了平台上，她的眼睛上嵌着雕像的两只假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她冻得发抖。浑身起鸡皮疙瘩。用聚光灯给她取暖。阿勒康犹豫着，摸索着，努力使宝藏发光。多多是早上七点睡的。她没想到我们工作的规律性。为努力避免神经性危机。她打着盹儿。

我们借助一个披着布料的替身调试。最终可以开拍了。我们把多多放到了雕像底座上。电阻器爆炸了，发出火苗。多多拒绝离开她的底座。旁边有人用坐垫来支撑她。我害怕她会晕过去。贝拉尔失去了控制，大叫起来。我们重新准备。我在梯子上爬了五十次。电阻器修好了，我们开拍。那些模拟雪花的羽毛在可怜的狄亚娜周围飞舞，粘在她的盲眼上。

在这个镜头之后，我心想：“完了。她不会再拍。她会令我们隐入困境。”可她好像重新鼓起了勇气。我们离开高处。把轨道安在雪地里。机器勉勉强强对着狄亚娜推进，她抬起头，举起弓，准备射箭。这个动作很复杂，因为她什么也看不见，仅仅猜测着射击的角度。（她拉开的是一副没有弦的弓。）我想有两次都拍得不错。一切取决于银幕上那眼睛和布料的形象。

令人惊讶的事。多多提议说，如果在放映时发现没有成功的话，她可以重拍这可怕的镜头。

她精疲力竭的样子令我也很累，几近虚脱。直到七点左右我才恢复了体力。

不可能让她呆在原地直到拍完阿弗南掉到玻璃窗洞里的镜头。我找了个替身来化妆。我想办法解决。肩膀、弓或腿部的一个角应该足够了。

明天早上，这个镜头，以及被箭射穿的让诺坠地的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野兽的城堡那平台上，机械师与画工们刚刚结束。我会用到吊车。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多多的发型。马雷建议说用他的假发（王子那角色的假发套），他决定去染发，拍摄时用自己的头发。那假发套带在多多头上非常合适。就等着在她身上抹石膏了。

星期二，20号，早上7点

如果我的健康状况允许再到布拉格拍一部彩色电影——像波尔韦建议的那样，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一流的主题。

昨天夜里，眼睛的病又发作了，因为弧光灯的光线照射之故。我策划阿弗南变身成野兽的最后特技处理。我压着这个特技处理工作，因为它会导致两个篷泰（Pontet）面具的毁损。难点在于，得令马雷的形象保存在一定状态下一丝一毫地变动，同时却要让人感到可怕。一小点一小点地，我令毛发开始侵占他的额头、脸颊。化妆了一个眼睛，再按上假牙。我割出一道伤痕，再把它当成闪电粘上去。我慢慢加快这进程直到整张脸被盖住。得用类似一阵棒打、一场洪水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变形。

星期三，晚上11点

昨天，白与黑的一天。中午时分，在放映时我看到了想要看到的（狄亚娜楼的外部）。晚上六点，看到了害怕看到的——有理由的。狄亚娜楼内部。宝藏没有反光。狄亚娜没有瞄准，当机器凑近时，她的眼睛变形了。这个镜头的失败抵消了我其他镜头成功的喜悦。在两次放映之间，我拍摄了长着野兽脑袋的阿弗南的坠落，以狄亚娜开头、马雷窜入玻璃窗洞里的镜头。一个群众演员当了多多的替身。这个演员很漂亮，强壮、单纯。

在医生那里，他发现我痊愈了，虽然惊人地消瘦，还极易疲劳。他们曾禁止我吃糖。现在他取消禁令。我回来，睡得很差，但发现了一种剪辑的方法可以挽救狄亚娜射箭的镜头。只看到她转头，射击动作的初显也许更显庄重。在机器接近时就剪掉。至于“宝藏”，我会试着“弄虚作假”，人为地加上一些宝石。

今天早上，我一到圣·毛利斯就很忙，和克罗德一起看了狄亚娜的镜头。接着，我准备与罗什高尔邦相吻合的马厩。姐姐用洋葱擦眼睛在美女面前假装哭泣的镜头。阿弗南和卢多维克来赴约，又骑上“神奇”离开的戏。有一瞬间，我在这些重建的地方感觉自已到了现场，本能地，以为就要到她们来的地方而走向一扇门。我惊跳了一下醒来。

我把五个镜头并成了一个。我还想着拍剩下的（两个并成一个镜头）。可天哪，马雷在一句台词上卡住了，这种与演员记忆力相关的奇怪现象时有发生。他在同一句话上卡了十二次。这灾难又因为每一次克莱蒙都得安抚、说服那些母鸡在一定的位置保持不动，饰演好它们的角色而更加复杂。

马雷终于越过了障碍。可这时蒂凯的摄影机卷入一团线缆中，没法完成全景镜头。最简单的就是停下来，让演员们去散一下步，等一会儿，放松一下，在这小小的休整之后，接着试拍最后一次。两次，马雷都克服了障碍。六点了。阿勒康准备下一节的照明，我撤掉场景。

走进视听室，克莱蒙正在为《铁轨》一片无声的图像配音效。有人用德语在喊叫。图像放一遍再放一遍。演员们跟随着嘴巴的运动，给这些幽灵加上声音。摄影棚的灰尘令我眼睛很痛。我回到Palais-Royal。

星期四，10点

今天早上，我拍了马雷半开马厩的门，将头探进来的镜头。他的头探进马厩的镜头在罗什高尔邦拍过，但那个马厩内部太暗，与现在不相符合。于是重拍了在罗什高尔邦的那个特写镜头。午饭后，我们给阿拉密斯套上马具，将“天使的毛发”掺加到它的鬣毛和尾巴上。

我开始拍马雷把马儿拉回院子里，让它倒进马厩那一段的反打镜头。接着，马雷上马的戏。一次故障妨碍我们拍剩下的戏份。这是一个机遇，因为我刚刚发现一种方式，可以在卢多维克摘下弓后，避免来回走动。机器要对准的是正在摘取弓箭的费利斯，由她把弓箭拿来。所以，在拍摄镜子那场戏时，她得在场。阿黛拉伊德（Adelaide）只要在跨上马的后部时从右边进来就可以了。还剩姐姐们的上身，男孩们的腿和手（如预料那般）。伊贝里亚给我看了在图兰拍摄的阿拉密斯起身的镜头。天哪，那个镜头不能用。太短了，构图太差。得让阿拉密斯明天重新起身，还得让某个人坐在上面，它可能会拒拍。无数困难的前景。但每一个镜头都是虚无中抓取出来的。没有一次是简单的。需要勇气和耐心的职业。我们生活在石膏和稻草灰之中。

早上没法刮胡子。故障从七点到八点。我把电动剃须刀带到了摄影棚，在可能的时候再刮胡子。

在圣·毛利斯给《铁轨》那些无声的画面配音的克莱蒙睡在那边，住约赛特的地方。我明天会跟他再碰面。

狄亚娜楼的那些图像美妙之极。我可以开始剪辑了，除了阿弗南—野兽的特技，要留待影片结束时再完成。

星期五，9点

今天早上，Palais-Royal供电故障，令我不得不就着烛光穿衣服，我到达摄影棚，那里也发生了好几次故障。阿拉密斯很神经质。它在隆城，在它的窝里度过了一晚上。我开拍镜子的戏，还有多亏了昨天的故障想出来的弓箭的场景。娜娜很怕马儿。午饭。S和另一个高蒙（Gaumont）的头来看几段戏的放映。这考察很重要，因为电影超出了预算，波尔韦得争取高蒙追加资金。全线胜利。达尔邦的满意度在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里可见一斑。贝拉尔不喜欢城堡的布景和大门的镜头。达尔邦提议重拍（这在制片商历史上可是史无前例的）。贝拉尔安排好了布景，明早重拍。我拍马厩之后的场景。机器被放置在马身后面，在一个高高的脚手架上，俯瞰着男孩的背和开门的米拉。我本想开拍约赛特骑在阿拉密斯身上的镜头，可故障又令我们瘫痪了。解散。有些人躺在阴暗的马厩食槽里，另一些在院子里闲逛。我在卡日（Carre）家里再见到贝拉尔。他把大厅设计成了大教堂的风格。

在住所的门口，埃斯科菲领来一个又一个男孩子，用所能找到的东西给他们化妆。贝拉尔来与我们会合，开始修改。看他如此创造着小矮人和彼得·得·龙（Peter De Hoog）真是不可思议：在几分钟内，不需要任何一件基本的服饰。对于电影工作者而言这是神秘的一幕，他们习惯了预备好的模特，租来的服饰，看到戏剧服装师们这种化妆的精确度实在让人无法置信。六点半时又来电了。我回到布景处。它失去了断电时烛光所赋予它的那种令人惊诧的真实感，得利用聚光灯来营造这种效果。阿勒康开始动手。约赛特很勇敢。由于米拉在图兰的事故，她自己以前也有过从马上掉下来的经历，阿拉密斯令她很害怕。可是，我需要一个她在马上、还把脸贴在鬃毛上的镜头，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用她替身的那些镜头来玩花样。我拍了四次这披着月光的苍白的侧影：鬃毛上装饰着银线的阿拉密斯的侧影，和约赛特的侧影——她从左边进入画面，念着咒语：“去我要去的地方，‘神奇’，走吧——走吧——走吧。”明天，露西尔拍替身的戏，结束约赛特在马背上挺身、出发的镜头。

明天，如果马雷能让阿拉密斯起立，摄影机可能会碰到屋顶。我订了房梁、木板和稻草。在图兰有过晕眩的可怕记忆的米歇尔大概不会快乐地期待那一刻（马雷对我说不是这样）。确实，米歇尔的性格那么开朗，那么可爱，那么平和，仿佛任何事都不会给他留下阴影。

所有从外界来到我们这部电影的圈子中的人都会惊讶于我们这个剧组相处的融洽度。他们觉得如此和谐的共事十分罕见。我寻找着原因。在悲剧与坏心情的氛围中工作，可真会是一种酷刑。同样的一种和谐氛围也曾产生于《永恒的回归》（L'Eternel Retour）主角们之间。唯一的阴影是看到电影在顺利进展中，无法再一起生活的那一分钟越来越近。最不起眼的一个小机械师都会令我想念。再也无法在清晨的寒意中听到自己对隆城的工作人员说：“早上好，我的将军”，这令我很是伤感，几乎都不敢再正视前方。

星期六，24号，9点

修修弄弄的一天。重拍城堡大门的镜头。可昨天的供电故障延迟了工作进度，布景直到十一点才搞好。这拖沓打乱了我整个计划。我得拍完马厩的戏。我把场记当成了约赛特的替身来拍摄。马儿没有耍一点脾气，离开了马厩。我把阿拉密斯的教练装扮成约赛特，成功地拍好了高乃依（Corneille）称为（马戏里）半旋转的动作。提前完成了。阿勒康很有效率。我征得达尔邦的同意，让阿拉密斯周一早上再返回。

其间（布雷松和艾利娜来看望我）我跑到大厅布景的地方，贝拉尔正在那边准备烟囱上塑像人脸的特技。

晚上，在实验室，我看到马厩的无声图像。成功。阿勒康找到了现实主义中神话的风格。这是孩提时代的现实。没有仙女的神话。厨房里的神话。

1945年11月26日，星期一，10点

我曾经说过那是公平的：因为在马雷（脸和手上）盖满胶布和毛发，我的手和脸上也就招来了那样可怕的病况。正是萨特（Sartre）所谓的那种作家入世的义务。他说得有理。躲在自己书桌后面的作家属于另一类。现在，在电影结束时穿透马雷身体的那支箭在我身上，就变成了这灼伤我眼睛、额头、脸颊的弧光灯的光线，一旦我的脸稍有好转，它又在同样位置来侵袭我。今晚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早上拍了约赛特的替身上马的镜头。接着，为了完成背景，马儿得起立。我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放了两台摄影机，防止有意外。三次，马儿都拒绝起立。出于迷信，我离开了平台。几乎刚离开，马雷就找到了那种习惯了轨道训练的马儿所能理解的神秘语言。他夹紧膝盖，轻轻地拉了一下马嚼子。马儿不动了，以为在要求他后退，可这时没法后退，就站了起来。当红色的灯熄灭，我回来。镜头已拍好。

我重看了一遍有声的放映，就是前天无声放映的内容。勒布勒东令人叫绝的工作——他把同期声和音效都浸润在一种温柔而有力的氛围中。

贝拉尔给客栈的伙伴们穿衣（或许应该说化妆）。午饭后，我把他们集聚在布景一角，在台阶上，桌子后面。我点燃了刚皮耶（Gambier）烟斗。分发中国牌。阿勒康照明。把一串串洋葱挂在墙上，派给每个人我自己创造的一个游戏术语。他们重复着。我们拍摄。

全景镜头：对着一个抽烟的男子，一个穿着宽袖大衣的老人，两手交叉着放在肚子的小女孩，在放着玩具的桌前驻足。所有的人都相互认识，没有一个显得像跑龙套。这是真的。比真实还要真实。一种深刻的真实。

在拍好高利贷商人，阿弗南和卢多维克的戏后，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时间限制压迫着我们。演员们结结巴巴地说话。超支了。立刻放松。戏自然成功了。即便是那猫咪，也显得就像在自己家里闲逛。

星期二，27号，11点

病况恶化。我的脸上满是红斑，眼睛肿胀。几乎都无法张开。凭着一种意愿的努力，我工作着。一个机械师为我买了一副眼睛。它令视线柔和，但不能遮挡弧光灯的射线。明天，蒂凯会带来他那一副有防护作用的眼镜。

与克里斯蒂安化妆好的那些水手拍摄客栈场景。那是一群矮人的戏。

我有点幼稚。其实就是要把整个场景分割成无数段落，再一气拍成。场记于是记录下十二段，制作令人满意。我一气呵成，拍完了制呢商的最后一场戏（以野兽的镜子结束。）

马厩（续）的放映很快，有点灰暗，加强了明—暗对比处理，很吸引人。美女俯身贴向“神奇”那个画面像我的一幅素描。

星期三，早上8点（28号）

痛苦不堪的一夜。头皮将我吞噬。我混淆了梦境与病痛。我的痒处变成了一堆马鬃。我想拨开它。我挠着。我醒了，被浮肿折磨。我等待汽车。黑暗的大厅没有准备好。我拍摄连接美女—阿弗南和约赛特为米拉梳头的戏，那是在图兰没有拍过的。

星期三，晚上9点

多亏了蒂凯的眼镜，左右两边又有机械师们用黑色纸板为我挡住光，额头和眼睛的病痛平息了。由于黑暗的大厅要直到明天才准备好（除了手臂，因为贝拉尔让人重新雕刻了披在上面的布料）。今日计划中只有两段戏。

重拍我不喜欢的（在图兰）约赛特—让诺的镜头。现在，这一段就和美女在姐姐的晚餐后出逃的那场戏连起来了。

新的弧光灯爆裂。我重拍了七次。超时，到了十二点半。

午饭后（茹尔当［Jourdan］，吉克［Kique］，索洛涅［Sologne］来看我）我为米拉—约赛特的镜头作着准备工作，也去察看贝拉尔工作着的黑色布景：米拉—约赛特的镜头：要揭掉赛尔日·罗杰（Serge Roche）那面珊瑚镜的玻璃，把摄影机放在后面，拍摄照镜子的米拉，她得面对镜头，仿佛对着镜子一样。接着，我摇向约赛特，她说：“我再也不敢了。”赛尔日·罗杰的镜子价值连城。我把它拆开，偶然间发现了一块木板。在木工那边，我用一个机械锯子把木板锯开。当我们再把镜子竖起来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个镜头的困难。我们用看不见的线把镜子吊起来。固定木垫。终于米拉对准了镜头，阿勒康调整光线。这平衡花了太长时间，又一次接近了时限。只剩下九分钟让我完成这个镜头。飞机。充电。只剩下五分钟。我担心又一次故障会令我中断。镜头终于拍完。我让勒布勒东和布波尔（Bouboule）在一面玻璃后面录下费利斯的声音，以便给观众一种身为镜子的感觉，又能和机子同时转向美女。

我向索洛涅·斯考洛斯本（Sologne-Schlosberg），路路（Loulou）放映影片的开头部分。可最大的快乐既不是他们极度的热情、也不是Metro-Goldwin来访者们的赞誉带给我的。而是因为大厅的清扫者对布波尔说：“这，才是电影。”

《永恒的回归》刚刚在比利时的国际大赛上摘得奖项。

马厩、重拍的大门和客栈开端的图像放映，很棒。（高利贷商人的戏——游戏那场。）——明天我开拍大厅。

星期五，30号，晚上10点

当我想上床写日记的时候，断电了，今天早上到现在这是第五次了。

昨天，故障和劳累令我没有写日记。那是令人疲乏而又充实的一天。没法拍摄。黑色布景太长了。布置好，真人头构成的图像与建筑融成一体。搭聚光灯架。挂旗帜。六点钟（化妆好的马赛尔·安德烈从早上一直毫无怨言地在等待，他对一切与才智相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我在柯达和阿格法的胶片上分别试拍。

昨晚，实验室将胶片洗印好，今早九点时分带给我们。结果是：阿格法的胶片上，黑的更加柔和，而白的更加清澈，证据是画面中那布景的出色程度——因为我们没有照亮各角落，大厅的轮廓因而显得模糊，但那些浮雕却极具立体感。（克莱蒙、阿勒康和蒂凯显得有点悲观。）——在这些试片放映之后，供电故障间隙，我们开始动手拍摄。（当我写下“致命”这个词的时候，电来了。）

而我刚写好这一行，电又没了。我们在一堆美国游客中间工作，他们被特技的场景所吸引，都聚在不太牢固的台阶上。

那些饰演着石雕脑袋的年轻的群众演员们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他们的状态其实非常难受：跪在布景板后，肩膀嵌在某种盔甲般的道具之间，还得把抹了发膏与石膏的头发顶着缦布，直面忍受着弧光灯的灼烤。效果那么出色，我不禁自问机器能否把这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样一种神奇的真实表现出来。这些脑袋活着，看着，忍受着烟雾，转动着，跟随着看不到他们的演员的表演——这仿佛就是围绕着我们的物体在活动着，而我们却习惯性地以为这些都是固定不动的。

我拍摄商人到达的那场戏（经过大烛台的场景，我明天再拍）。烛火燃烧着。挂钟在响。桌子摆好了，放着盘子、水壶、居斯塔夫·多雷风格的酒杯，一切就在恐怖的边缘（里昂火车站的风格）。从一堆无序摆放着的肉糜、常春藤和水果中间，伸出一条活动的手臂，抓向大烛台。

我拍了跟随着场景变换的雕像脑袋的特写。又拍了手臂离开大烛台，抓牢水壶的镜头。再拍倒水的手臂（这个镜头将切到马赛尔吓得魂飞魄散的画面）。时限到了。我撤景。达尔邦担心片子太短。我趁机把它延长。强化一些可能会令整片不够妥贴的细节。阿尔多和记者们要求我摘下眼镜和这些活的雕像们一起拍照。弧光灯就趁机肆意攻击我。眼睛周围又出现了红色的肿包。

在拍了无数石像头部的镜头之后，我又使了常用的一招。开溜。留下克莱蒙一个人去应对。克莱蒙和他的夫人贝拉真是两个高尚的灵魂。我的工作变成了他们的工作。当克莱蒙在指挥这些脑袋时，伊贝里亚带我去选狄亚娜楼最早的一些图像。

七点钟，给我们放了客栈结尾的一段。多亏了阿勒康、蒂凯、贝拉尔、米歇尔、马雷（在餐桌边的戏里最重要），以及所有在场的伙伴们，这场戏以精彩结尾。

因为我们在比利时得奖，罗杰·于贝尔（Roger Hubert）得到了波尔韦的一大笔奖金。有可能，索洛涅和马雷明天早上要动身去比利时。

1945年10月1日，星期六晚上

无论我所藏身的这个世界多么的不真实，多么的隐匿，也不可能对于纽伦本（Nuremberg）的诉讼漠不关心。在拍着大腿的格林（Goering）疯狂的笑声中，突然间一切静止，只剩下被告人们的头被一束蓝光所照亮。在放德国暴行的电影。那些容许或遥控指挥着这些暴行的被告们出席，腐烂。格林的脸变成一个非常老的病女人的脸。

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半，我和贝拉尔一起毫无懈怠地在为那黑色布景忙活着。我不惜代价在细节上精雕细琢，因为在选择图像时，我注意到影片飞速展开，类同《小捣蛋》（Les En fants Terribles）或《伪君子汤姆斯》（Thomas l'imposteur）的风格。在野兽家这一段要停顿一下，展开，仿佛形成一个水潭，有另一种时间感，这很重要。

我发现，阿勒康在那些活着的雕像脑袋上的照明太强烈，使他们接近真人。我重拍镜头，令这些脑袋变成阴暗的图画，仿佛有火光将之照亮。立刻，眼睛就闪亮了，头部与槽板相融合。试验片又进一步给了我证实。

蒂凯对我说当马赛尔·安德烈从餐桌上起身时，如果略过拿着烛台的手臂可能会比较平淡。他说的有道理。我下令。可被看不见的绳索吊着的烛台在盲目的手臂末端晃动。卡日想用黑色的支撑物。机械师们开始动手搭建。经过一个小时的劳动，与墙和烛台融成一片的支撑物竖起来。这一片光亮的树林令人惊叹。克莱蒙依靠一个晃动的胶合板令蜡烛的火苗更有生命力。拍下了这个在我看来（下礼拜之前的工作之前）不可或缺的画面。六点一刻，注意到椅子扶手顶端的狮头，我拍了这个镜头。商人的手在这狮头之上沉睡。可以听到远远传来野兽的吼叫声。那只手醒了，逃离。下周一我会拍燃着蜡烛的烛台。从烛台再移到马赛尔的惶恐，再开始他的逃窜。

我的眼皮和脸颊又被弧光灯灼伤了。一次又一次。我真得为这部电影付出很大的代价。

星期一至星期二，3点钟

紧张、疯狂的两天，暗暗寻思是否会有另一个人像我这样为一部电影如此拼命。但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这种状态令我的画面也具有了一种强烈，一种热情，一种力量，尘埃与光线的动感。这是对我们无穷无尽的等待的慰藉：蜡烛不肯在螺旋桨的风中熄灭，群众演员们不合时宜的工会运动。今晚（我们重拍今天早上的那一幕），当那些举着烛台的臂膀终于如期望那般折叠、伸展，当我们正要抓住节奏之时，那些臂膀离开了烛台——借口是这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就会超过时限一分钟了。

放映给了我们安慰，（图像）丰满、有力。

狄亚娜女士（Lady Diana）和苏希尔小姐（Miss Churchill）来访，与我们共进午餐。我给她们放了电影最开始的几场戏。她们为没法看到其余的颇为伤心（我却只看到了自己的缺点）。

纽伦本（Nuremberg）的诉讼：二加二等于四判定二加二等于五和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我几乎是故意不想注意到这些令人沮丧的镜头，这牵涉发动机、照亮和熄灭的聚光灯的细节，本该与吹熄蜡烛的风相对应的（可烛台在画面上一个接一个地点亮，因为我是倒着拍这个片段的）。我之所以不想提，实在是因为找不到词来称赞阿勒康、蒂凯、克莱蒙和这个无以伦比的团队的耐心、能力和技艺。独立的意志，无序中的巧妙，在尘土中奋战，紧拉着（我站在黑色阶梯上从高处监视着的）这台庞大而又精细的机器中最细小的绳索，控制着它的进程，中断（由于线断了），重来，从不撒手放弃一切——这是至高无上的踏实精神的一个典范，这种踏实在法国已几近消失。

今天，我的脸很红，很肿。我的额头像是镀了釉，还在渗液。格雷米龙（Gremillon）在布鲁赛尔，对让诺讲他曾有过同样的病症，而在病发三个月后，又莫明其妙地痊愈了。

星期三晚上

又是从病痛手里夺取的一天，（这病痛宛若）一个黑暗无边的大洞，从中走出来的我们就像扫烟囱的工人一般。查理·特雷纳（Charles Trenet）、候爵夫人、罗西纳（Rosine）和她的儿子今天都来与我们共进午餐。早上，我拍了约赛特走进烛光辉映的前厅的慢镜头。午饭后，一直到晚上，约赛特登上巨形楼梯的慢镜头——我们用吊车带着机器与她同步上升，跟踪拍摄。

大家精疲力竭，在细节上耗费时间，修修补补直到最后一分钟。她这一（相对于慢镜头而言的）快速进程中掀起的烟尘在银幕上会显得非常高贵，非常丰满。在高处，一个女像柱朝右转过头，穿着盔甲的手臂揭起了帘子，约赛特进入走廊。这一切很快（八十帧图像的慢镜头）。明天，我要拍美女与野兽在桌边的戏。在布景拆掉之前拍好全景。女像柱们自动点亮（反方向转动）一幕的放映。风格类似梅里埃（Melies）、罗伯特·胡丹，与《诗人的血》。很刚硬，略显粗暴的意外，很强悍。我喜欢这种风格，比我原先期待的更喜欢。

昨晚，我新创作了加入片中的一组新的戏——在美女看到正在喝水的野兽之前。因为我缺少一个缓慢、无声的场景——展示约赛特既恐慌又满是乡下人特有的勇气。我把这一场景放在楼梯高处的女像柱边，走廊里，在半身像后，在美女的房间中。野兽送给她那串她在厄比纳带的珍珠项链，而在狩猎墙那场戏里却假装忘了戴。

星期四晚上

按部就班、顺畅的工作。拍了美女在大厅第一次晚餐的整场戏。靠小吊车在空中的活动完成了绕桌边与一个活的女像柱靠壁炉的镜头，还有野兽从约赛特的座椅后离开。野兽走进拱门，最后一次转过身，关上了铁栅栏。人们看着他在那后面消失。

贝拉尔在这里。他给约赛特（用人造玉石和鸵鸟毛）做发型，摆弄好让诺的披风。让诺又恢复了野兽妆容的性格。他拒绝吃午饭。我们强制给他带了肉糜和土豆泥。

与贝拉尔一起察看走廊，看我们想放雕像的位置以及美女房间的缺陷。让诺提议我去布鲁赛尔演《可怕的父母》（Les Parents Terribles），而不是去演那出准备工作过于冗长的《雷诺和阿尔密德》（Renaud et Armide）。他打了电话给布雷（Bray）和多尔齐亚（Dorziat）。日期有困难。

我的皮肤发干，肿胀，瘪下去，皱起来，再鼓起。那些疖子想要重生。分分秒秒的斗争。

星期六，1945年10月8日

昨天，星期五，拍了在桌边的第二场戏。十分接近我第一个分镜头剧本。我用两个镜头完成整场戏。今天早上，准备开始拍特写镜头。周四那天约赛特很累。阿勒康害怕有痕迹。于是，我在试验片上看到有一点发散的感觉。他们跟我说起“即时点”与其他的原因。在车子里，约赛特向我坦白说是她害怕图像太过清澈。

昨天，约赛特的脸看来休息得很好，于是我让阿勒康恢复我的风格。我在桌上加了一只孔雀和羽毛。约赛特在壁炉前回来踱步，左边一个女像柱的眼睛始终追随着她。摄影机镜头移到挂钟上，接着是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野兽从楼梯顶端走下来。

星期一，早上7点

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我得赢这一局。也就是说，尽管不舒服，但我不能离开圣·毛利斯，我得坚持到底完成自己的计划。昨天，星期天，我曾决定让马雷在布鲁赛尔演《可怕的父母》，当马雷在布鲁赛尔和瑞士上演《雷诺和阿尔密德》的时候，由雷吉亚尼（Reggiani）在巴黎接替。艺术馆的罗尔（Rolle）小姐给我打电话说，雷吉亚尼签了三部电影的合同，不会有空。对马雷和我而言，这都将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因为我想不到其他任何可能的日期。在《可怕的父母》之后，是福莱尔准备在十月份的《阿兹拉埃勒》（Azrael）。

今天，明天和后天，电源都只允许我们从七点半工作到傍晚五点半。接着，我们很可能在晚上拍摄，这倒是我更为喜欢的。寒冷。我担心这寒冷会影响约赛特在帕坎的换装。贝拉尔中午时分来与我们会合，帮忙搞发型和走廊的布景。

星期二，11日，晚上9点

无比忙乱的两天，因为我换布景了，而从一个布景换成另一个所要求的有关器材和聚光灯的工作很是繁重，那场面就像一场自然灾害，令人意气消沉。我们所遗弃的那个布景的废墟就像是儿时家园的废墟。关于它的回忆在新的布景地压抑在我们心头，以后每一次变动也是一样。电影拍完那一天，应该会如同灾难降临。

今天，我开拍12月5日晚设想的那一幕。贝拉尔在走廊上安置了两尊美丽的半身雕像。那是路易十四年代的土耳其人，大理石雕像。我让美女躲在其中一个雕像后面，当野兽夜晚在走廊上像梦游一般出现时，野兽的手在冒烟，美女第一次带着惊恐望着那双手。野兽刚刚杀死（什么东西）。

月光和烛光都是超自然式，但是，天哪，放映结果证明我们的阿格法胶片太老了，需要加强光线。得以舍弃某些细节的方式来解决，把我们现场所看到的当作另外的（东西）：某种更加暗沉的类型，倒也不失美丽。

马雷的手花了半天时间来定型。仿佛是中国演员的仪式。

明天，我继续走廊里的戏——（美女腿脚不移动的前进：依靠一个拉绳式的幻灯片，还有就是令波尔韦看过第一次试拍后决定出资这部片子的那不寻常的一幕。）

今天是马雷的生日。机械师、电工、穿衣师们给他送了一个玫瑰花篮，挂了这样一个牌子：“送给我们善良的野兽。”

1945年10月13日，晚上6点

我们还未像加瓦（Java）王子那样五年排练一个舞蹈，但马雷的化妆（头和手）也花了五个小时。

我在化妆室里写日记。现在是六点钟。我们九点开拍。照我那旁人眼中颠三倒四的习惯，晚上拍摄一点都不碍事。只是为了不在Palais-Royal被电话和来访者打扰睡眠，我住到了卢浮宫旅馆。晚上七点吃早饭，接下来就依次顺延。今晚我得在八点半到。我和马雷一起到达，因为我想看卡日有没把阶梯上面的女像柱打碎。在银幕上几乎看不清它们。我把它们放到了美女房间的角落里，准备派用场。这个房间开始成形了。帆布的墙壁，透过墙壁隐约可见的岩石布景，长在其中的荆棘丛，牛头船形的床，窗子，石门，地上的草皮为我提供了一流的资源。

今晚，我得完成走廊。魔镜的戏，野兽抱着美女走进房间的戏，野兽在“这时候您站在我的房门口干什么？”那幕戏里的一个反打镜头。

当我在写化妆间的大理石上写日记的时候，我的右边，马雷和阿拉凯利安开始头部的化妆，撕破了宽阔肩膀的衬衫（因为马雷的妆容令他正常的肩膀显得不对称了）。拍美女的房间时我决定不用阿格法胶片，因为这胶片会吃掉细节，变黑，但与野兽的城堡那压抑的氛围却十分对应。美女在城堡的房间应该有一种天堂般轻盈的空间感，代表着野兽想创造出一种高雅氛围的努力。

晚上的拍摄令我想起了孩提时代的圣诞节，守夜的准许令，对惊喜的期待，灯火通明的屋子周围皑皑的白雪。可是天哪，工作人员却只感到了其中的困难与疲劳。

我喜欢这个圣·毛利斯的工厂，就像我曾喜欢圣·克鲁（Saint-Cloud）的保健站，我在那里写了《鸦片》和《小捣蛋》。格林带给我《利维坦》（Leviathan）的校样。我在月光下看了pozzo Di Borgo舞会古老的棕榈树温室。我看到埃利沙贝特（Elisabeth）在那里织帆布。

今晚，一个人在圣·毛利斯，我浏览了正在搭建或是拆除的走廊、平台、布景。揣着我的梦想。这童年时圣诞的白雪，这轻盈的雪花，闪着荧光，将我带向别处。那一片白色驻留在我心田。

星期六，10月15日

我从未在戏剧或是电影中看到过像我现在所处的“美女的房间”这样合我心意的布景。这房间有一种魅力。工人们乐在其中。饭店的服务人员们来参观，个个都心驰神往。

这个房间令人感觉与爱得加·波埃笔下描绘的如出一辙，它完全是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位于那树林的布景残余物和将要使用的水源布景框架之间。于是透过那些帆布墙壁，那丛生的荆棘，令人隐约感到一种无法设想的风景。地毯由青草构成，展现着居斯塔夫·，多雷那绝妙的庸俗品位的各种摆设。在角落里，门左右两边的小树丛间我放了活的女像柱。透明的墙壁后面，悬挂了由石膏臂膀在外部握着的烛台。这一切穿越弧光灯的照射，那苍白光线伤害了我，可却是如此惊人地炫丽夺目。

我们从晚上九点工作到早上六点。我从七点开始在摄影棚，亲手用藤蔓装饰着床，摆放着家具和发型的饰品。

像这样一个布景的搭建需要很长时间。直到凌晨三点才开始拍摄，部分照亮的房间的全景[3]，约赛特进入房间的第一幕（当镜子开始对她讲话）。在两个镜头拍摄的间隙，我看了抽拉式走廊以及马雷（要插入他看自己的手那场戏）的特写镜头的放映。成功。人们会猜测约赛特是如何滑到地面上的。

我睡在卢浮宫酒店。有人在楼上整理。我睡得不好。五点钟，我在Palais-Royal吃了早饭，现在圣·毛利斯的一个化妆间里写日记。

流感，湿疹，弧光灯的灼伤。我如何坚持下去？还要坚持三个星期。

星期日

我一直工作到早上七点。八点回来。九点睡。被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和他的姐姐安娜（Anne）叫醒，他们带我吃午饭。四点钟我再睡。明天七点到摄影棚。白天工作。这个日夜交替的节奏打乱了一切。马雷的妆容保留了十五个小时。我不敢再要求他重拍一个场景。我们在美女的房间接待夜间的来访。可这些来访者很快都厌乏了。他们无法相信我们的职业要求这样一种努力。他们面面相觑。他们精疲力竭。他们走了。而弧光灯、高温和寒冷相交替的刑罚持续着。但应该，至少，尝试一次：由摄影机的镜头来叙述诗篇。我知道他们责怪我为一部片子把自己搞得太累。但他们都错了。

星期二，18日，早上7点半

艰辛的一夜。深受这些侵蚀全身、在臂膀下噬咬着我的红斑的折磨。在圣·毛利斯，工作成功地把我从病痛中解脱出来。可在家里，它战胜了我。两天以来，我一直疯狂工作，在美女的房间里，顶着各式各样的困难。得看放映，对自己的工作有意识。可实验室冲印得很少。他们给我展示的图像，也是次序颠倒，不是应有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帮助。阿格法太生硬，看上去没有传递出这个具天堂感的房间那种绚烂多彩的透明。我把迪奥（Diot）（实习助理）打扮成了野兽。可以把他当成马雷。面具赋予了他同样一种野兽伤感的外表，令他也有同样的举动（为了带好面具，把手放在嘴巴和眼睛上）。我让他站到帆布后面，走廊那一端，在“您在我的房间干什么”那场戏之前[4]美女在梳妆，猜测着那个人影。她摘下活的手臂握着的烛台，走向门口。接着，我拍了约赛特的反打镜头——与让诺在她门口的镜头相对应。我在银幕上看到了这些镜头。还算精彩，但试验的记忆依然困扰我。我得在今天早上重拍一个野兽正在吼叫的特定镜头。半身的图像吸引力不够。还剩下约赛特后退着离开的场景，接着就是让诺在房间的戏（当他在美女借着魔力离开之后，回到房间，走近空了的床，闻着那皮毛）。

劳累，病痛，黑白交替的工作方式令我迷糊，阻碍我形成一个总的观点，尽管我感觉到了这些图像那夺人心魄的美丽。

得恢复平静，如河水静静流淌的状态。我努力战胜自己。

没法回复那越积越多的信件。没法回应朋友们的召唤。保尔为我买了一辆车。他找了个司机。我刚刚坐上这辆车，准备随便到哪里换换空气，逃离这包围着我也浸淫着我的脏乱。

没有比丝毫不能喘息地拍摄一部影片更可怕的事了。这令人不禁暗自思忖是否会在达到目地之前就倒下。

星期四，1945年10月20日

我没有规律地记日记，因为像我们这样一部电影的结尾承载着前期工作压缩的重量，为了不失去平衡，得做出巨大的努力。我意图在尽可能少的镜头里面放入尽可能多的火焰。摄影棚被出租了，要等着。接手的人威胁着公司。隆城发现我超过了用电份额。总之，我在与各式各样不该有的困难作斗争。昨天，在美女的房间，我缩减了好些镜头。今晚我还会压缩几个，因为达尔邦要求我在晚上九点和明早八点之间完成金钥匙那场戏（垂直悬空的阳台）。我拍了美女消失和重现的戏。

我想为马雷野兽那一角配音，改变嗓音，让一个更深沉的嗓音来模拟。可经验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角色嗓音的特殊性是无法模仿的。一旦配音，哪怕极为准确，催眠功效就不灵了。雅克·勒不热东将“编织一个过滤器”，可以记录和改变他自己的声音。

在这些镜头拍摄的尾声（还剩十五个以内时），我无论如何要开始影片制作工作了。得剪辑、混音、为乔治的音乐找到位置。得为他打传递声音和我的节奏。

昨天，在圣·毛利斯的院子里我看到了贝拉尔建议加在水源布景里的那匹飞马。周一下午，我拍了两个布景（每一个一场戏），完成马赛尔·安德烈所饰角色的摄制。

1945年10月22日

折磨持续着。由于忽略了一颗牙齿，又形成一个脓肿，令我痛疯了。今天早上，八点钟结束工作回来，九点睡觉，十点醒来——因为得穿好衣服赶到牙医那边去。前晚，在红斑和牙齿的折磨下，我失去了理智，无法自控以至没有导好戏。女像柱们在他们的框架中昏迷了。人们把她们抬到室外。她们醒了过来，坚持要再化妆，可重新晕了过去。早上回到卢浮宫酒店，他们给了我一个极差的房间，就在电话亭边，人们在里面大叫大嚷。无法入睡。多亏了这次失眠，我想出了一个压缩场景的方式，带着些许华彩、壮丽结束那一场戏。昨天，我删除前一晚的工作，重拍了新想出来的一幕。马雷在其中真是令人称叹。放映时展现了极为动人的美丽图像。

今天下午，和贝拉尔一起去看了最后的布景，他在那里指挥。

下雨。我颤抖着。忍受着。周一，我拍摄查封和港口。

1945年圣诞

天哪，从童年时代开始，圣诞就不再是圣诞了。那热腾腾的大雪已不复存在，我讨厌闹剧。从不吃圣诞大餐。昨天晚上，我在B家吃晚饭，回来睡觉。白天工作了一天，研究法律界人士以及港口。五点钟，我让马赛尔离开。在这小小的研究中，我把卡里尔（Carrier）打扮成法官书记，把机械师们打扮成港口的渔夫。这是工会制度明令禁止的事。但他们都那么好心地帮忙，他们的领导也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就有了那些纯朴、真实的人物，没有游离于影片整体风格之外的东西。贝拉尔和埃斯科菲就用一些破布凭空创造着道具服饰。机器装在小吊车上，拍摄屋子的一角，拍了马赛尔离开，门被关上，在原地（添加的平台上）又拍到另一扇（研究用的）门，法官从那扇门离开。马赛尔的马儿经过，法官带着嘲讽的口吻对他喊：“旅途愉快”。马儿在街上前行，街的尽头，可以看到护墙、船、岸边的房屋，转到右边，在一个鱼市柱子的后面，一个胖乎乎拄拐杖的人穿过空荡荡的街。渔夫们席地而坐，织着一张棕色巨大的渔网，边上一个女子坐在卖牡蛎和鱼的店边（伏尔贝［Volpère］装了一满车的牡蛎和鱼来）——所以丝毫不必为氛围担心。整个机械系统带着一种时钟的精确在运作。

五点半，放映了夜晚那一场，拍摄当时我结结巴巴说不清楚，蒂凯和阿勒康认为工作糟糕透顶，女像柱们感觉不好，我还责备了一个实习助理。但那场戏却棒极了。完美的女像柱。所以我把这些镜头当作应急品保留起来以防新的镜头不是我想要看到的那样。我不断地为不得不删掉一部浓烈诗篇的某些章节而感到遗憾。但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一些意外图景的魅力引诱。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保留女像柱的镜头，把它放在美女的房间全景的最后。这是房间最终的角度，她望向美女所处的门。她转向左面的眼光是我全景的起点。

在放映后，我和贝拉尔一起穿过房间的残余物，去安设水源的布景。这是我最后一个布景。令人心碎的伤感。一部影片的沉重负担瞬间挥发，只给我们留下它的反射光影。那些我们痛苦过、斗争过、一起承受过的地方变成了他人居住的新的所在，那些住户把我们当成了游览的陌生人。

这就是水源，脏水，岩石，岩洞，渗水的墙，长翅膀的马儿望着天鹅。就在这里，我又将再一次激情洋溢，忍受折磨，再忘却痛苦。

星期二晚上11点—12月25日

我从英国大使馆回来，今晚在那里为了圣诞树而晚餐。乔治·奥雷克（Georges Auric）与我同桌，我们于是有机会聊了他的工作计划。他下周开拍。

围绕这部片子已有惊人的广告，但显然不完全因为我们（我指我们这部影片所引起的好奇心），而更多因为曾令我们童年时代那么心驰神往的美女与野兽。在这令人腻烦的广告里，幸好还有童年的影子。因为要抓住的就是这个童年。这是我们要征服的那些成年人们疑惑的根源。

12月28日，星期五，8点半，圣·毛利斯

我所承受的病痛、夜里的工作、白天在卢浮宫的睡眠都阻止我记日记。要拍从野兽变成迷人王子的特技。计划下周三开始。出于谨慎，我明天切割野兽的面具。昨晚，为了防止我的方法有意外，阿勒康先用倒影试拍了一个特技（三个小时之内，马雷不能移动一毫米）。前晚，拍了野兽奄奄一息的场景。我用项链圈住了天鹅的脖子。它们花了一个小时摆脱出来。用力和愤怒令它们的身影现出花体字母的曲线。偶然带给我真正诗意的发现，那引来的是我们预先设想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天鹅愤怒地对抗着这头陌生的野兽，它的皮圈和爪子垂在水面上。它们对野兽发起进攻，喘着粗气。马雷虽然一直有蜂窝织炎，却没有咳嗽，一直忍受着它们的进攻。这些天鹅对他们失去了优势、生病的主人发起进攻，给这幕戏添加了一种离奇之感。我喜欢这布景。带翅膀的马儿倒映在源头缓缓流淌的水面上。月光照亮了一潭墨黑的水。

前一晚，马雷创造出一个野兽喝水的极具吸引力的动作。他喝水，晃脑袋，再把水吐出来。他喝这令人发呕的脏水。我没有认识任何其他的演员会去喝这水。

星期六，29日，晚上8点

六点在卢浮宫酒店醒来。七点在Palais-Royal吃早饭。汽车八点半来接我。

从昨天八点到今晨八点，我让位给蒂凯和阿勒康：制作阿弗南变成野兽的转换特技。真实的马雷和化妆成野兽的迪奥得在玻璃两边保持静止，然后把他们的图像重叠，就像我童年时代贝尔维勒（Berville）店橱窗里巴斯德（Pasteur）的图片一样。

此外，我拍了狄亚娜楼的模型以及美女手中的魔镜。看了法官与港口试片的放映。非常好。还选择了走廊的镜头。

剩余时间，在这乱哄哄的特技场中，我依然忍受着细菌的折磨。今天晚上，要开始制作我的特技。需要马雷在三个小时纹丝不动，让人逐步化妆。移动四分之一毫米就会令拍摄失败。这是我放手让阿勒康工作的缘由。因为一旦我的镜头不成功……就在他的镜头中选择一个。

我努力把约赛特的戏拍清（需要重拍她倾听马雷的镜头），还有野兽的手：珍珠项链在其中自动形成（倒着拍慢镜头）。

星期三，节日之后，我开始在罗吉斯特（Rochester）胶片上拍迷人的王子，这胶片比阿格法和柯达的都要柔和、清晰。

如果天不下雨，克莱蒙准备在圣·毛利斯的院子里拍假的云彩。

星期天，早上9点

从圣·毛利斯回来。真是讨厌工厂的工作。我喜欢随性的方式和能激发想象力的简单工具。花了一个晚上与一台减速机作斗争，那是某种类似老式缝纫机的装置，得把头伸到底下以便反向摇把手，这机器会划伤胶片并令其脱轨。墙壁的大特技无可挑剔，除了墙上那个洞的准备工作有所欠缺——在洞上的纸粘得太快太短，隐约可见门的形状。结果：晚上再试验。我得重新开始这戏法，还有在野兽手中渐渐成形的珍珠项链，一颗接一颗（由于胶片划伤）。我拍了约赛特的过渡镜头。

大吊车很好地完成了它活动翻板的使命。约赛特缓慢轻柔地钻入墙壁。

种种失望因水源那一幕的放映得到安慰：（那一幕）达到了一种伟大的高度。我还想，可能会保留阿勒康那个阿弗南变野兽的镜头。他的试验品中有一个脸渐渐模糊、眼睛突起、长毛的镜头，剪辑时应该会是第一流的资源。这也可以避免拍我那个可怕的特技。我急切地想完成水源的戏（周三—周四），把整部片子握在手中。那就只剩透明特效了。

在院子里，当我在与木板和电缆纠缠之时，克莱蒙用德国烟在拍摄云彩。如果胶片被划伤，一切只能重新开始。

星期一

今天是1945年的最后一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仍需不断地重复我们是在法国，最坏的内哄也比被占领好。被占领的滋味我很清楚。我正被细菌所占领。这折磨我的红斑令我想起那些已经消失的灰色苔藓。对于将我从细菌中解救出来的人我是怀着何等的感激。同样的敬意致于解救法国的人。剩下的只是小恙。

我记录了电影字幕的节奏。现在只要做一块假响板，列姓名，拍贝拉尔、奥雷莱尔的图像。

我寻找（制作）会飞的大衣的布料。密西亚跟我提起褶皱很多的植物缎。

如果赛尔（Sert）还活着，他一定会为我打开那个阿里巴巴的百宝箱，而我一定会在其中找到一种精彩。可赛尔死了，大门上贴着封条。

星期二，晚上11点

1946年的头两天。病情严重，我每次醒来感觉越来越难受，决定结束自己的工作。

摄影棚还剩给我一天一夜的时间，可需要完成的是十个工作日的量。我了解计划。在纸上，那意味着什么。但现实中，毫无意义。出现了上千个不曾预料到的困难。影片结尾时分总有点笨拙的狂热。大家奔忙着，跌跌撞撞地。早上八点半变成了十一点。演员们得一个接一个地化妆，做发型，套上还没有活起来的道具服。那些设计时感觉很简单的特技，当真正实施时却也有无法克服的技术难题。我在尝试着不可能的东西，但看来我（至少）得抽出一天休息的时间，去别处转转。马雷迷人王子的造型高雅之极。当他走进食堂，那里挤满《皇后的项链》剧组的人。他引起轰动。我拍摄美女在水源边上发现他那场戏最开始的几个镜头。我把他反身起立的特技留待明天完成。

星期四，3号，7点半

在Palais-Royal的小红房间里，我望着别人帮我做的居斯塔夫·多雷的铜模型。就是在小模型的启示下我拍了这部电影。这模型概括、解释了电影。某个物件对我们深层次的影响超过了我们所相信的程度。这一珀耳塞斯、安德罗墨德（Andromède）和龙的组合将会装点美女在野兽城堡里的房间。

在穿过怪兽大嘴的钢枪上方，珀耳塞斯骑着飞马柏勒罗芬（Bellerophon），几乎是站立在翅膀之间的马蹬上，投身于火焰和鳞片涡旋的混合之上。这1900年风格的模型仿佛一股愤怒的浪潮。每次我走在房间里，钢枪在抖动，马儿和英雄在颤栗。我得像这样成功地结束片子，并且在院子里创造出这样不同寻常的一种云的形式。

也许我们——克莱蒙和我，会使用玻璃，在那上面混合云彩和飞翔的情侣的影子。

星期五，1946年1月4号，晚上7点

我们晚上要干活。最后一晚。我不知还有什么比一部电影结尾、一个亲密团队解体更令人伤心的事。最不起眼的一个小机械工都对这小小的死亡很是敏感。剩下的工作很艰难。王子和美女飞翔。王子和美女在云间飞翔。美女穿过墙壁走进她父亲的家中。特技，但是直接的特技——我唯一喜欢的，我创造的，也是令我乐此不疲、倾力工作的。

我昨天拍完了迷人的王子在水源边上的戏。马雷是王子，他也很迷人。为了让他在瞬间带着另一个世界的优雅站起身来，我最后拍了（逆向、慢镜头）他朝前倒下的场景。可是，尽管他们提供的合作，他们对我的帮助，阿勒康、蒂凯、克莱蒙都开始在别处生活了。克莱蒙得拍摄诺雷·诺雷影片的外景。阿勒康准备斯托莱茵（Stroheim）的电影。蒂凯作助理。我们再也不是封闭在同一个梦中。每个人都醒了一半。

如果我在明天早上完成计划，那就还剩下透明效果的工作。透明效果工作室都没空。得等待，在某几个周末把《美女与野兽》分散的剧组成员聚集起来，完成我的电影，我还缺少这部片子的句号，悬而未决。

下个星期，开始剪辑工作。那是一部电影真正的节奏。我的创作。真想有另一个人还给我校正好、用圆体或斜圆体誊清的一页。

伊贝里亚猜到了我的心思，努力想帮我这个（事实上无法帮的）忙：代替我来写。可她的工作令我的任务变得简单，使我免于陷入那无法理清的一团胶片的纠缠之中。她为我的工作带来了她的镇静、她的好心和她的谨慎。

昨天细菌的折磨轻了些。它们似乎正在恢复元气。摄影棚的工作之后，我要回去看那个一直通过书信联系为我治疗的医生。

星期六，1946年1月5号8点，圣·毛利斯

很自然，我回到隆城。昨晚的工作让人感到了结束的气息。大家匆匆忙忙，脚步凌乱地奔来跑去。有很多的来访者。那个代替约赛特的年青女孩太高大太笨拙。我心想：“她一上来就会扭了脚踝。”在第三跳的时候她果然就把脚趾给扭了。倒下。顺势把让诺也带倒。我拉掉了所有的镜头，会尽量使用在他们跌倒后的慢镜头。

为了能用上，我拍了马雷抱着约赛特到来的镜头。他把她放下。他们走向摄影机镜头。把他们定格为半身。他们走近，再拉远，这样，我就能倒着使用这组镜头。但剩给我的东西不多了。

透明或是玻璃的镜头，云彩和移动地面的镜头有无法立刻解决的问题。我要开始剪辑一部没有结束的电影，等着那个结束到来。

达尔邦延长了一夜。这是我们今晚又在圣·毛利斯的化妆室的原因。我要拍约赛特进入她所穿越（前一晚已拍好）的墙壁的镜头，和以墙为基点、她走向马赛尔·安德烈的镜头。还要用小吊车反向的机械系统拍这对情人在大吊车平台上的镜头。如果能让演员们一直移到摄像机前，我就可以自由地把机器移到反打位置，或是把人定位在云间，或是定位在移动的地面远处。

无论怎样，我不喜欢一直留待未知。我更喜欢把所有的图像都掌握在手中。

星期日，早上4点半

我们刚刚结束一晚的工作。脸上有手套影子的美女的镜头。两驾大吊车相连拍出来的镜头。以水源为背景，俯瞰美女和王子飞翔。

杜维尔杰（Duverger）为我在剪辑室里安了一台无可挑剔的声画编辑机。可以很快就开始曾因老的机子而举足不前的工作。声画编辑机是一种机器，它让我们可以缩小了尺寸看、听影片，在中间将之停顿，原地返回或倒转。

周二，我要拍贝拉尔、奥克雷和我自己的图像（片头字幕）。周一，我和奥林（Orin）一起安排透明效果的日期。

星期日，晚上5点

和往常一样，我在一堆荒唐无序的乱梦后醒来。那是另一种生活，我必须体验其中最微小的细节。

影片拍摄的结束，在隆城曾令我难过，今天早上（现实中的晚上）没有再让我伤心。那一种计量的本能——多亏了这点，我写剧本时从不精确考虑一场戏的时间——令我完成了前两晚接近极限的工作，达到目的。胶带在我的灵魂里已完成它的行程。

这令人兴奋、吸取我们能量的可怕的玩具工厂，还留给我一件有魔力的玩具：类似《风先生和雨夫人》（Monsieur le Vent et Madame laPluie）的微观戏剧的“声画编辑机”。在香烟盒大小的那一块毛玻璃上，会看到我那些布景和人物的重生。可以按我的意愿令他们停顿、重来。可以随心所欲地让他们在时光中倒走或是前行。

对巴黎工人们的称赞。物质不再起作用，他们的天才取代之。我用了“天才”这个词的通俗意义：斯汤达（Stendhal）所赋予的。

我总是要求机械师们一些不可能的事。他们从来都不回答我：“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思索。他们找到办法。我能说什么呢？他们找到办法。他们思索。探索是跟在发现后面的。他们先找到解决方案。

人们可以向他们提任何问题。他们回答：“这是可行的。”他们消失了。又带着钉子、木板、垫块等回来。他们思考。他们讨论。他们开始动手。他们总是对自己的作品那样充满激情，所以常听不见音响师们请大家安静的要求。一旦最后一句话录好，锤子和剪刀声又响起。我暗想，不知他们是否认为演员们的活是一种真正的工作。在隆城的一辆公车上，一位胖胖的的妇女在谈论着《皇后的项链》。别人问她：“您是演员？”——“不.不”，她回答，“我是干活的。我是助理化妆师。”

围着炭火盆，组织一个露营。明星和机械师们一起取暖。各自谈论自己的战役，也就是最近完成的影片。

星期五，1946年1月11日

我结束了。也意味着我开始工作。已收获图像。剩下的是把其中一些融合到另一些之中，让它们运动起来——与这个童话一样没有一丝停顿、流畅无比的精妙，以一种舒缓的节奏。不可能奢望令人动容，不可能垂下眼泪的钓杆。得不惜一切代价令人喜欢，或者不喜欢。

上周一我在影棚拍摄，在那里阻击新的摄制组。我拍了一些要插入迷人王子最后一幕的几个特写镜头，在黑丝绒上的特技。最后的衔接，是一个月后，美女在树木前奔跑的透明效果和一个反向下坠的镜头——用来充实飞翔的场景。

我让人拍了贝拉尔、奥克雷。拍了我自己（片头字幕）。

昨天，在隆城，我看了由伊贝里亚一点点拼接好的影片整体。看这样一部电影没有沉浸在音乐元素之中有点难受。重要的是我得变换一些场景的位置，野兽的城堡，商人的家园，水源和狄亚娜楼。这部从我的思想中提炼出来的电影有什么价值？我自问。它与我自己融合太深，为太多的回忆所牵绊，令我几乎无法抽身、客观审视。

我等待周一。周一我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会开始剪辑。在这新一轮的剪辑完成之后，就要开始细节上的雕琢，细节之后，是同期音效，同期音效之后，是混音和音乐。我不会再给乔治·奥雷克看，直到把所有错误清除之后。

星期五，1946年1月18日

我还在小红房间的床上。这一次，是流感，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将我击倒。无法再继续与艺术馆的排练交替的剪辑工作。通过电话纠正，移位，替代，剪除，加长。四十度高温的疲乏无法形容。外面，下着雪。我的脑中，疲惫也像窗外那童年时代玻璃球里遥远的白雪般飞旋。两点钟，奥雷克会去看片子。达尔邦和克莱蒙把他带去隆城。我就在Palais-Royal受折磨。等待他们的来访。

星期天，加斯东-P.请我和贝拉尔一起去战备部吃晚饭。惊喜：发现了一处因暖气而变形的场所和家具储藏室里的宝藏。

P.想从我们身上了解令法国电影无法存活的原因。我对他说了。我不认为形势严重到此种境地。谨慎和非法交易阻碍了正确的信息到达上层。但愿我偶然的消息可以在这奇怪的环境中为国家效劳。沮丧的P.请我为他写一份秘密报告。我回答说写报告不是我的强项，但我可以要求那些服务机构的领导们去写，他们从来做不成任何事，只会抱怨。

我请奥林（技术协会的主席）、杜维尔杰（圣·毛利斯的音响负责人）、雅克·勒布勒东（音响师，完美的技术人员）写报告。

我想，天哪，痛苦是无法补救的，但如果法国还想维持这地位，就得在剩下的摄影棚和器材上点把火，那颜色也许能迫使公司不再让我们在仓库里打转。

P.谈起“创造一种风格”。把宝藏从家具储藏室里搬出来是无法创造风格的。只有减免艺术家们的税收，允许他们存活才能创造出风格。1946年，一个画家都不再有设想拥有一栋印象派画家乡间小屋的权利。他们越是干活挣钱，就越是没钱。

M.对保尔说：“让为什么要拍电影？这没法持久。”令人震惊的话语。仿佛这世上真有什么事能持久一样。

我不是一个桌边的作家。我只有在无法不动笔的时候才会写作。越少越好。不喜欢写对白。但是晃动这台造梦的大机器，与光线、机械、空间和时间的天使作斗争，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工作。结果无所谓。我不想说我做的一定是好的。我尽力而为，只想证明法国还能与巨大的阻力作斗争。还有什么好说的？无法再与巨大的阻力作斗争？这才是她真正需要做的工作。如果法国继续否认自己的优势，奋力争取不可能的，蔑视可能的，那么，属于我们的只能是绛紫色的棺材。死亡，等待未来在我们的圣庙上祈祷。

“电影不是一门艺术。”荒谬的话语。有人在阻止它成为艺术。只有当丝绸厂厂主不希望成为蚕的时候，它才会不是一门艺术。

星期六，1月19日

在发烧的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思考着影片结尾的剪辑，希望能找到可以掩盖阿勒康某种弱点的方式。这弱点不是他的错误。那是我们大家的错误。那是电影结尾时分可怕的急切导致的错误——摄影棚得马上让给他人，布景立即要被毁掉。正是在这样的急切中我们出现了大意。一部电影的拍摄应该按照一定节奏，而不是急急匆匆。思想没有一刻的休息，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现在我的无意识开始转向渐渐发觉自己的失误，寻找着一种剪辑时补救的方式来尽量使其不显而易见。

昨晚，我发现了一种方法令王子的出现显得更为惊人。

在阿弗南坠落倒在雪地中之后，我切换到后退、惊叫的美女：“野兽在哪里？”接着我们就会发现——全景镜头——一下子站起身来的王子。我删除了手套，手和缺乏活力的王子的第一个镜头。

也许我会让影片以楼上的雪花飘落在变成野兽的阿弗南身上的图像结束。这还得再考虑。

星期日，1月20日

我醒来时感觉似乎好些了，尽管左眼还有点难受。得期待机器的零件一个接一个地坏掉。或者，细菌也许会逃跑，顺路摧毁一切。这也还是有可能的。

达尔邦今早上打来电话。我们周二在隆城吃午饭，为姐姐们的那场戏同期配音。周三我会完成影片新的排序。对我而言，知道这胶带没有安排好而活着是很艰难的。

法国不属于群众的体系，而是真正个体的集合，除了对少数特殊人物（也许只是简单的投机分子），这根本是无法容忍的。除非任由自己为职位和荣誉所控制，否则诗人无法生活。

我有幸成为这些原地转圈的阻止者之一，而且我想坚持下去（为了这个完全自由的神圣职业，我可以快乐地死去）。所以，我也许比那些自以为在为国效力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星期二，22日，早上8点

昨天，我和米拉、娜娜、米歇尔和让诺一起在圣·毛利斯。早上，他们给我注射了一针SOLUCAMPHRE。我几乎感觉不到劳累了。我喜欢圣·毛利斯，在那里就像在家的感觉。

午饭后，我们到了视听室，立刻开始工作。工作其实就是把女孩们的嗓音配到模仿她们的男孩身上。胶带一遍又一遍地放映，一次有声的，其他都是无声。在片末显出台词。这活挺简单，因为男孩模仿女孩的声音，所以现在只要女孩们合上他们的嘴型即可。我站在听音室。因此，透过玻璃看到电影，从高音喇叭里听到声音。娜娜的声音从米歇尔的嘴里发出来真是很好玩。

晾床单那一幕之后，我纠正了米拉和娜娜的一个小地方。五点钟完工。

看到了莱蒙（Raimu）拍摄《永恒的丈夫》（L'Eternel Mari）。他的表演太棒了。

看他的拍摄，我感觉到美丽是如何令演员瘫痪，而一副善于展示立体感和鬼脸的外表是如何对他们有利。“那些嘴脸”。昨天晚上，我看了卡特琳娜·赫本尔（Catherine Hepburn）的电影，那里面的她不仅仅是美丽。给人印象深刻的一张脸。一张以内在和外在同时吸收着光线的脸。铲子和斧头刻划出来的脸，带着一种极致的精妙。

星期四，晚上11点

从昨天开始，我的耳畔充斥着这种奇怪的语言，陌生的，几近斯拉夫语，来自倒转的世界。看着我的演员们倒转着生活，听他们讲着这种类似某种真的语言的话，因为那也如我们的语言一样有一套体系。这种语言生硬，刺耳，具有威胁性，沉重，弯曲，有棱有角。它出自这些我认识的嘴巴，并带着一种惊人的流畅。如果我反向摇手柄，他们就开始嘟囔，脸红，犹豫不决，突然间，又把这些陌生的讲话译成法语。

剪辑的工作是最令人兴奋的工作之一。靠着剪刀和胶水，我们在修正着自己创造的生活。添加，剪切，移位，把话语放到正在倾听的脸庞上，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加速进程，限定动作。

星期五，晚上11点

我的感冒似乎又严重了。流鼻涕，咳嗽，睡眠很差。在圣·毛利斯度过一天。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承受和享受着三重生活的一个真正的村落。早上，校正了最早的三卷胶带。乔治·奥雷克两点半到。午饭后，我给他看影片，他精密计时。回到巴黎，我把他带到艺术馆，两人躲进了罗尔夫人的办公室商谈工作。我比较喜欢合声，一个普通的乐队再加（在野兽家）一个特殊的小乐队。

在想象了这三条风格的音乐的位置之后，我们去现场。我们的演员们正在排练。令人赞赏的依伏娜·德·布雷（Yvonne de Bray），哪怕是她毫不费力在低声背诵之时。

1946年2月2日

几天来我把圣·毛利斯和电影放在了一边。由于不停地剪切，在故事中后退，前进，我什么也看不到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枯燥无味，没完没了。奥雷克在工作，计算着他音乐该有的长度。

电影成了一种烦扰，令人生厌。晚上，我咳嗽。我梦想着这咳嗽是剪辑中的一个错误，我可以切除，粘贴，把这咳嗽移到别处，我就可以安然入睡了。我醒来，咳嗽，迷迷糊糊之间梦境继续。我“剪辑”着我的咳嗽，却没法把它放到一个好的位置上。因为有这样的梦，以及没法回复信件，没法思考诗篇，我决定中断夜晚的这种生存方式。伊贝里亚为同期录音备好了胶带，给我电话。而我，暂戒了这部影片，助理《可怕的父母》的工作。演员和罗尔夫人有点埋怨我。他们感觉我像是隆城的囚犯。

今天早上，我到迪西纳（Discina）为片头字幕的事找奥林，为衔接的事找阿勒康。

1946年2月13日

我又得了黄疸症。这病没有生过。我竟然虚弱到如此地步：会染上所有的流行病。昨天，虽然病得很重，我还是让人开车带我去圣·毛利斯完成剪辑的工作。我删掉了美女的房间一个长的全景镜头，它对于我接下来要展示的东西没有任何帮助。这边那边，我又删剪了好些图像。

《可怕的父母》在艺术馆的成功超过了大家的期望值，可马雷有气管炎，而卡布里耶·多尔齐亚（Gabrielle Dorziat）又失音了。他的替角取代了他。

我的工作进展顺利。我可以离开巴黎，休整一下。达尔邦带我去高萨伏瓦（Haute-Savoie）。

若有其他国家问法国：您的武器是什么？她会回答说：我没有武器。我只拥有一件秘密武器。如果再问她是什么秘密武器，法国会回答说人们一般是不会泄露秘密武器的。如果人们执意再问，她也无可后怕地会讲出这个秘密，因为这件武器是无法仿制的。那就是她无政府的传统。

在法国，一旦有人试着组织或采纳某些系统，就会有个人反抗、滑入那一机械系统的轮系之中。结果是骗子取胜，同时还有另一个结果：某一种力量会以秘密的方式表达，一种矛盾的思想（以创造精神为基础）游离于官方精英之外，形成深层精英。几个世纪以来，法国都在上演着这种节奏的戏剧，而法国人一直认为她没落了。

法国会自我诋毁。缪塞（Musset）在我拥有的一篇文章（写作于其最多产的阶段）中宣称（法国）没有诗人，没有小说家也没有戏剧家，马利布朗夫人（Mme Malibran）在伦敦演唱是因为巴黎歌剧院会唱走调，而法兰西剧院倒在尘土之中。老高乃依让人称赞拉辛的剧场，因为他的戏剧无人观赏，那个时代的很多悲剧都比拉辛的更讨观众欢心，皇帝起用莫里哀作为时事讽刺剧编导是为了折磨他的候爵和博士。除了那些百科全书的编者是最早的一些思维敏捷而又多产的“文人”，天才在法国，通常总是死于困境之中。

是谁令法国有了这人们交口赞叹的神奇伟绩？维庸（Villon），奈瓦尔（Nerval），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魏尔兰（Verlaine）。可人们也了解这些可怜的先生们的命运：为社会所不容，死于医院或者街头。

我欣赏法国不自居而自毁的本性。自居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就是诗意地生活。对于一个王子而言，就是历史性地生活。两种可笑的错误，会令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不能存在，又好像（存在），埃雷克·萨蒂（Erik Satie）说过。然后，他又加了一句我经常引用的话：“原则不是要拒绝荣誉勋章。而是不能与之相当。”

电影工业为对抗事故、意外、无政府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上个星期，帕斯卡看了我的电影。他对我说：“法国是如今唯一一个国度：令这样的一部片子成为可能。”我的电影是讨人喜欢或是不讨人喜欢，那是另一回事。我可以把它进行到底，依靠一个自由制片者的冒险精神，依靠我的同行们的善意，依靠工作人员的灵巧，依靠这无政府的传统——正是这传统允许在我们这里，在规律的环境之中可以出现意外元素的入侵。

1946年4月

一部电影永远不可能结束。总会留下有待完成的工作，最难的就是剧组的人已如水银泄地般分散各地，整个团队无法再像拍摄时那样重聚。只能在影子的王国里重逢，每个人仿佛来自一个世界，而我们的那个（电影的世界）只饰演一个回忆的角色。

在蒙马特这个伤感的摄影棚（它占据了一幢建筑的一层，有实验室，办公室），我的合作者们走进来，一个接一个，仿佛以醒来的方式刚刚离开他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很快，我们在一起的老习惯又回来了，似乎很自然看到扮成迷人王子的马雷打开门。一个假的约赛特·戴伴随着他。她更加强了对此类替代习以为常的梦境的风格。

马雷和这个年青的女孩得从一个四米高的脚手架上跳下，从空中落到一片草地上。反向放映，慢镜头，从高处开始，他们的这次坠落就填补了空白：影片中介于起点和终点之间飞翔的画面。马雷倒着跳下来，背朝地面，这非常难。他没有显出一点儿畏惧。后来他向我坦白说他是怕吓着他的搭档。因为她在最后一刻不敢跳，而胶片却在全速空转。终于，她下了决心。可她摔疼了，拒绝再跳第二次。马雷成功地说服了她。她跳了三次。无法再拍第四次。不过我已有足够的素材。

我拍亮起来的玫瑰。这就是全部。

第二天，为音效到圣·毛利斯。

一个干得好的职业总是会激起我的热情。效果技师罗泽纳（Rauzenat）爱他的行当，并乐在其中。某些效果技师在麦克风边上用手指来发出声响，或是用一根小树枝，用几根火柴。罗泽纳则用脚、手和嘴巴来工作。模拟马儿信步的声音时，他拍打自己的胸膛和肚子。关在音响室里的我听到双眼所见这一幕发出的声响，可若仅是透过玻璃，我会猜想罗泽纳正在跳着某种仪式的舞蹈。

接着，在蒙马特的实验室里我画着马雷装扮成野兽模样的一些素描——我原先画的不是很满意。

终于到了配乐的日子。我拒绝事先听乔治·奥雷克谱写的曲子。我想没有丝毫准备地感受冲击。长期合作的习惯迫使我对他绝对信任。

我们在化学楼从早上九点录到了五点。这是最激动人心的工作之一。我再重复一次，只有融合音乐元素，这部电影才真正启航了。德索密尔（Desormieres）在指挥席上。雅克·勒布勒东安排乐队和合唱团人员的位置。麦克风竖在大厅中央的一根长杆上。乐队后面的屏幕上，接受着影片的图像，由于是临时机器放映，一半的光线，只是隐约可辨。

先是寂静，然后是三下白热状的霹雳宣示图像的开始，接着图像出现，同期声的奇迹——真正的奇迹应由上帝来决定，所以乔治·奥克雷应我的要求，也避免了使其成为真正的奇迹。

这个新的宇宙撩乱了我的心绪，令我慌乱，也令我着迷。可能是我早已不自觉地设想了配乐，而乐队此刻的演奏与之冲突。渐渐地，奥克雷战胜了我荒谬的不安。我的音乐让位于他的音乐。这乐声与影片相结合，令它出彩，令它完美。野兽的魔法催我们入眠，这明灭有声的演出就是我们沉睡里的梦境。

我看着，听着，站着睡觉，控制室中，雅克·勒布勒东转着他的摇柄，正在导航。合唱团们位置排得不好。第二天，勒布勒东找准了地方。他把他们安插到了乐队之间。我两周后重新录制第一天的音乐。

在这潜水状态般乐声与图像的混杂之中，我感到的是一种极为偶合的同期性——乐队指挥半秒钟的提前或是滞后就会打断整体的魅力。有几次，他紧紧抓牢图像，将之托起，有几次他又扼制它，令其窒息。关键，是排练时仔细观察，在哪里降下，尔后又在哪里重新升起。合唱团的某些气息围住一个特写镜头，孤立它，又将它推至大厅中央。某些细微的差异令神圣的风格有所减弱，但只要随后乐队演奏稍快，就会重新点亮。

在《诗人的血》中，我曾把太贴近图像的音段移位以得到这种同期的偶合性。这一次，我尊重它们，但是我引导它们。结果是一种游戏，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粘在轮胎上”，这产生了一种同义迭用式的效果，中性化了耳朵和眼睛。

通过删除某些段落的音乐，我巩固了这令图像凸现、觉醒的切分法。这样才令人更注意它，而寂静（因为它的音乐存在）也不会形成一丁点儿的空白（只有我要求奥雷克删节，才会产生真正的空白）。

1946年6月1日

我在乡间小屋写下这日记的最后几行——刚刚躲藏到这里是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声响：门声、电话声、“请勿打扰”的警铃声。

本来决定了在影片一划上句号就逃跑。可昨天，星期五，我在隆城的放映厅里，又把它介绍给了公司的技术人员们。

由放映员写在黑板上的布告在圣·毛利斯掀起一场革命。人们添加了凳子和椅子。为了让他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有空，勒孔伯（Lecombe）还改变了他自己的拍摄时间。

六点半，马尔莱纳·迪特利奇（Marlene Dietrich）坐到了我边上，我想站起来说几句话。可直到这一刻所积聚的分分秒秒令我瘫痪，几乎丧失了这种能力。看电影时我一直捏着马尔莱纳的手，几乎把它揉碎了还不自知。影片流淌着，运转着，闪亮着，脱离了我，独立，冷漠，如一颗遥远的星辰。它杀了我。将我抛开，又让我活在它的生命里。在其中，我只发现与每一米胶片相关的回忆和曾受过的折磨。我毫不怀疑其他人会紧紧跟随着故事的发展。我相信他们都沉浸在我的想象空间里。

这次放映令人无法忘怀。这就是对我的回报。无论怎样，我从未感受过这个仪式之于我的恩泽；虽然组织得很简陋，但这个小小村落里的全体艺术工作者们都将梦想永远留存。

随后，十点钟，我在Palais-Royal与贝拉尔、博利斯（Boris）、奥雷克、让·马雷、克洛得·伊贝里亚共进晚餐，我们祈祷能永远在一起工作。既然命运之神没能将我们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