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晚上7点半

刚刚离开厄比纳那个可怕的摄影棚——类似下水道，四周围绕着火车、公共汽车，还有伐木工人、火鸡。在那里，除了场景外的声音，没法录制任何东西。我得在一点钟的时候放马赛尔·安德烈走，因为他也在演《刚刚出现》（Vient de paraitre）。中午，又是地区供电故障。我只剩下一个狂风和他面对野兽惊惶失措的镜头要拍。宛若是奇迹，电又来了，我们也刚好赶到。午饭。马雷带着那一身妆束，手也化好了，长长的指甲很难拿住东西，他为此烦躁气闷，拒绝跟我们一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们给他带了土豆泥、无糖的水果浆，因为这头野兽也在节食，而且，没法张开嘴巴而不碰坏自己的化妆。

两点钟，我们开始拍摄马雷一个人的镜头。实习生乔装成商人演绎开头部分。我发现了相当吸引人的角度，可鉴于柯达胶片和实验（冲印）室可能带来的意外，我什么也不敢说。沉默。在他的长毛之下，马雷改变自己的脾气适应着每一句我们说的话。他为此而恼火。他控制着，重新开始。要在六点结束，这简单就是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长跑。阿勒康却与我们相反，始终以一种摄影者的冷静相对。重录声音。一个弧光灯又发出了焦味。马雷搞错了台词。达尔邦的脸拉长了。我也发怒了。就在我准备下令的时候，阿拉凯利安（Arakelian）碰了一下马雷的妆。如果我朝他发火，马雷也会生气。总而言之，一个危机连着一个危机，我们拍到最后一个镜头——野兽的手呈特写触到摄影机镜头的那一个。

我请机械师们喝了一杯，然后就永远地放弃了这个我深恶痛绝的摄影棚。明天，星期一，休整。我们会在周二早上重新开始工作，在圣·毛利斯父亲的房间（掉泪的那场戏），那是我喜欢的景地。维克托里那（Victorine）（尼斯的摄影棚）昨天着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