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21日

昨天，真是发展到了极致。仿佛有人用一把钝锉的锯子锯我的脖子。午饭后，病痛令我头昏脑胀，犯恶心。我害怕自己会昏迷。在机械师们的目光中我证实了自己的担忧，他们对我的关心无时无刻。电工负责人雷蒙·迈雷斯（Raymond Meresse）给我带来了新鲜的猪油，那几乎是找不到的东西，晚上应该用它敷在脸上。我还是找到了足够的控制力，指挥着大家完成了在马雷扇米拉耳光那场戏之前的镜头，找准了正确的方位。

我不停接待着来自瑞士和比利时的人（《形式和色彩》［Formes et couleurs］等等）。他们对片子感兴趣，希望得到剧照。在放映时，令我开怀的是，在我们的片子里不存在那一种制作“图画”的意识。图像似乎应景而生，没有控制场景之感。电影的危险，在于有意展现伦伯朗（Rembrandt），结果却是鲁瓦贝（Roybet）。最好就是不去想它，最终看到韦尔梅尔的风格。

昨天，我让人剃掉了胡子，这令我从可怕的骚痒中解脱出来，因为每一根胡须都是感受病痛的触角。在1945年，让人剃胡子要花两百法朗。

今天早上，由于新的医生点了牡蛎，娜娜·吉尔蒙就带我们到了一家以这道菜为特色的小饭馆。我不喜欢在公众前露面。巴黎的公众不谨慎，残酷，痛苦令他们快乐。昨晚在地铁中，一个年轻的上尉猜到我没法再站立，给我让了座。我没有拒绝。通常，我的膏药会引人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