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25日

我想到汤姆斯·马纳（Thomas Mann），当我在土伦得伤寒症时，他曾给我写道：“您是那种将在医院里去世的人。”

从昨天开始，我住进了巴斯德。马丁教授很好心，当即接受了我（他住所就朝着研究院的屋顶）。马雷带我到病房，他回家去帮我取衣物、黄油、水果、雪茄，以及我正在使用的本子和铅笔。他们立即开始了青霉素治疗。青霉素，原子弹，正是当下的时髦。这股潮流会过去。青霉素这个词，对于某一天读我文字的那些人来说，或许会有一种“全景”这个词在《高老头》里的效应。原子弹会成为一种焰火。

但在1945年，青霉素有一种神奇的疗效。他们每三个小时给我注射一次。最痛苦的一次是每天早上他们在我的痈深处注射药液，在那最坚硬也最活跃的肉里。只有在减轻了脖子的炎症之后，他们才能开始治疗我的脸，治脓胞病和皮炎。不过，脸上痒得好一点了。医院是最认真的诊所。我占了一间类似外科手术室的房间，那里的医生和修女们只想着能尽快治愈病人。如果有来访者，他们只能隔着玻璃探望我。我没有书本。除了这些笔记，我不会写任何东西。我拒绝去想影片。这是一次休整，一个安静的括号——封闭在圣·毛利斯，为病痛所蒙蔽，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已到了秋季。从我的铁床上，通过窗台，可以看到一面古旧的砖墙，树木在风中摇摆，飘下黄色的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