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悲愤欲殉职
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150年前，孙中山先生出生之时，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华民族从未屈服，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青年时代，孙中山先生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誓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业。他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广泛联合革命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为推进民主革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一生坚持‘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对此矢志不移、无比坚定。孙中山先生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屡经挫折、备尝艰辛，但为了‘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他从不因失败而灰心，也从不因困难而退缩，坚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坚信只要‘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任何外来威胁、内部分裂、暂时失败都不能动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直到卧病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以毕生奋斗践行了他的誓言，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执着追求。”[2]
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可谓历经磨难，饱经沧桑。
从1895年起，孙中山从挫折中认识到，对腐朽的清朝专制统治和军阀反动势力而言，上书请愿等和平改良方法无济于事，“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于是便勇敢地迈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但是，由于他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他没有去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因此孙中山手中掌握的革命武装是很微弱的。在1911年以前，孙中山领导了十几次反清武装斗争，这些起义基本上是少数革命党人加上受孙中山影响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会党、新军武装所进行的军事冒险。武昌起义后，因为两湖起义军遭到黎元洪等的摧残，而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军队，又多数掌握于宪政派手中，同盟会无权调度支配。因此，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南京临时政府及之下的军队，名义上号称有十个师左右，约七八万人，但是其中除两广、浙江调来的北伐军等较有战斗力外，大部分是各地支援南京的新军和一时聚集起来的民军，不仅枪少弹缺，而且没有统一的指挥。由于没有治军的经验，孙中山对投降归顺的清朝反动武装未能予以解散，对举起革命旗帜、参加起义的新军，也没有按照革命要求进行必要的整编与改造，因此这样凑合起来的部队不可能是革命党人能够控制得了的。当时担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兴，就痛感因“无主兵，命令难行”。
相反，袁世凯却紧紧掌握着一支强悍的反革命武装——北洋六镇。这种力量的对比就使得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得不处处作出妥协。当帝国主义和袁世凯通过所谓的和平谈判，加紧破坏中国革命时，黄兴因“无主兵”，公开向人民表示“只有切腹以谢天下。”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虽然反对议和，但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加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特别是缺乏真正的革命军队为后盾，因而对反革命的进攻没有还手之力，结果只能以妥协失败结束。
袁世凯窃国后，黄兴自请取消南京留守的职务，并且遣散了南京临时政府所辖的军队两万余人，自行解除了武装。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革命党人进行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但是，由于自己掌握的军队数量不多，起兵讨袁的赣、皖、粤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指挥，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军队猖狂进攻下，“二次革命”很快便失败了，孙中山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面对“二次革命”一败涂地的结局，孙中山伤心至极。他在东京集合流亡的革命党人，总结经验，讨论得失。大家痛切地感到，缺乏可靠的军事实力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1914年9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并且亲拟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之后，他又花费两个半月时间前后召开17次会议同革命党人讨论组织革命军的问题，就革命军的宣誓词、宣誓仪式、官制、编制、授勋、制服及军律、军法等问题，详尽地进行了讨论，随后又颁布了极为严肃的《军律》。可惜的是，孙中山在建立革命军的问题上，只是注意了形式上的、表面的东西，而对建军的本质问题，比如如何建立革命军，怎样才能使军队树立革命观念等并未涉及。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就注定了不可能有理想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孙中山长期以来开展革命的方式，主要是在有限范围的群众中搞单纯的军事暴动。他从未考虑到以劳动人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和基础，通过组织革命军队进行斗争。在一次次遭遇失败后，他虽然改变了过去单纯军事冒险的不正确做法，但又走上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把军阀武装当做依靠的力量，幻想利用一个军事独裁者反对另一军事独裁者，以取得革命的胜利。
吸取以往的教训，为了统一军事行动，孙中山先后向各省区派出了军事负责人。但是，由于这些军事领袖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而且这部分人开展的所谓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
1917年9月，孙中山联合西南各省宣布“自主”的军阀组成护法军政府。他把最强的实力派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的部队视为“义师”，倚为护法的力量，自己担任大元帅，以唐、陆为元帅，“冀与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他想不到的是，这伙“君子”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大义，心目中也无所谓的约法与国会。他们表面上口口声声拥护护法主张，实际上想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地盘；或者企图借孙中山的名声增大其“自主”声势，便于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地方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一开始就和孙中山离心离德，使孙中山一筹莫展，尴尬无比。陆荣廷公开反对另组政府，唐继尧也通电拒绝接受元帅之职，军政府任命的六个部长及参谋总长，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都因与滇、桂系的关系逡巡而不肯就职。最高领导机关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架子，只靠孙中山独立撑持。
针对这种情况，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先谋兵力，何军政之可言？”
事实也正是如此，孙中山虽名为军政府大元帅，但是军政大权实际上操纵于桂系之手，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既无实力，无以发言”。他忍辱负重、苦心经营的第一次护法运动，终于因为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而告失败，孙中山在广东也无法立足。
这次屈辱的失败使孙中山再次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亲信可靠的军队才有出路！于是，他以极大努力从先后继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陈炳焜、莫荣新等手中争取到了省长公署的二十个营的警卫军约8000人，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支粤军。
他把这支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对其寄于“厚望”，为了建设好这支部队，孙中山将它交给陈炯明统率，任命陈炯明为该军总司令，因为他认为陈炯明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因此要“不惜全力为竞兄（陈炯明，字竞存）之助”。在物资上，孙中山对粤军大力赞助，倾所有的资源予以装备。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孙中山曾两次抵押其在上海的寓所。他还将国民党的重要军事人才派往部队组织军事训练，如以邓铿为总司令部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等等，不断派朱执信、廖仲恺等骨干人员协助陈炯明进行粤军的政治训练，甚至特批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在多方关照下，这支部队迅速发展起来，最多发展到2万余人。在讨伐桂系军阀的作战中，这支武装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粤军平定广东局势后，孙、陈之间的派系之争便渐露端倪了。
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由于粤军的胜利，不但时局重心转到广东方面来，而且影响到全国和北方政局的演变。孙中山一向主张的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的设想实现，有了有利的条件。于是，孙中山于1921年3月间提出召集非常国会选举大总统。但是陈炯明不同意这样做，他从巩固个人的权力和地盘考虑，以广东的主人自居，借口“保境息民”，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反对选举总统，反对组织革命政府。[3]
当然孙中山不可能因此而不实行自己的主张。同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出孙中山为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但是，此时羽翼丰满的陈炯明一身兼任中华民国军政部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个要职，成了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他把驱逐桂系军阀的功劳归于他一人。反对北伐，处处阻挠、破坏孙中山的革命行动。进而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勾结，于1922年6月16日举行公开的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4]。孙中山被迫于深夜逃到军舰上避难，之后冒着酷暑随永丰舰（后改名为中山舰）坚持战斗达五十多天。
赶走了桂系，却招来了一个新的比桂系更阴毒凶狠的陈炯明，不仅北伐进程被破坏，孙中山自己也险些遇难。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因此他乍一听说陈炯明叛变的事情，“悲愤得竟欲以身殉职”[5]。
9月18日，他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说：“我率领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已三十年了。中间出死入生，失败次数甚多。但失败之惨酷，没有大于这次的！”
他自我检讨说：“文任用非人，变生肋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6]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坚贞磨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7]惨痛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旧军队都是不可靠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要想使革命事业发展，在建军问题上应当彻底改变老办法，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