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军军长、政委带头舍小家顾大家
进军西藏，山高路远。部队将经过的地方大多是人烟稀少、高寒缺氧和贫困落后的藏族地区。进藏部队的补给和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而且如果给沿途藏族地区人民造成负担，会带来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邓小平和西南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7]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研究提出了解决进藏部队补给和交通运输的几项具体措施。
民族、宗教问题是部队进藏后必然碰到的最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要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示进藏部队像当年长征路过康藏地区的红军部队一样，保护喇嘛庙，尊重西藏僧俗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自身有组织、有纪律的模范行动增强汉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他要求进藏部队各级指战员学会一些简单的藏语，以便向藏族群众沟通和开展工作。邓小平提议，西藏工委吸收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干部在成都成立了一个西藏问题政策研究室，由十八军党委委员、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兼任主任。研究室很快编写出《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一批参阅资料，还编写了《入藏部队进军守则》和供入藏部队学习藏语的《藏文课本》等。不久，研究室还从北京和成都等地调来一些对西藏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藏学专家随部队进藏，以直接向部队提供咨询。
西南地区解放后，部队同志经过长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刚刚安定下来。十八军原来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上级已经任命张国华军长兼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政委兼任自贡地委书记，一些干部已经到地方工作。
十八军进藏的命令下达后，官兵精神状态普遍较好，广大官兵对党和祖国赋予的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感到无上光荣，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早日踏上征程。但也有极少数官兵考虑个人问题多，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官兵更加考虑婚姻、家庭、身体等，不愿意离开富庶的“天府之国”，想在当地成家立业，而进军西藏则会使这些希望落空。特别是一些已经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包括少数负责干部，思想很不通。当部队发出下到地方的干部限期归队的命令后，还出现了“逃兵”的现象。有个团的副政委，已经在宜宾当了县委书记，接到归队命令后，他假装有病，不肯归队。张军长、谭政委就研究怎么办，谭政委说一定要叫他回来，先礼后兵，先动员先说服，要求他执行党的决议，执行军队的命令，要回来，两口子都要回来，他老婆也在宜宾，都要回来，不回来，捆也要捆回来。谭冠三派警卫营的战士硬把这个干部给带回来了。后来，张国华、谭冠三和军党委研究认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我们进藏的光荣决不能让这些逃兵玷污了！”表现不好，觉悟不高的还不能去。军党委决定：这个干部夫妇调离部队，转业到地方，另行分配工作。[8]
阴法唐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明察秋毫，他及时预见并发现到了这些情绪。1950年，他专门为十八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在同日召开的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对十八军进藏前部队的士气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指出，十八军接受这个任务的精神是好的。2月15日，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进军西藏的重大政治意义，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提出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并要求进藏部队加强思想教育。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十八军广泛进行了进军动员和形势政策教育，向干部战士讲清西藏社会的政治、宗教状况和风俗情况，教育大家按照这些要求，积极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进一步激发了部队的士气，为进军西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9]
为了扭转部队的情绪，提高干部战士对解放西藏重要意义的认识，张国华、谭冠三带领常委成员在部队中反复进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教育，人民军队光荣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了思想动员。从军党委常委开始，逐级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对少数干部中存在的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一系列措施，使部队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进军西藏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正人先正己。要让干部战士转弯子，完成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首先自己要转好这个弯子。在这方面，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给全军指战员做出了表率。
在整个十八军，谭冠三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而身体又差。只要他带个头，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部队的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于是他先在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后来在干部大会上，明确表示：“党把进军西藏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是十八军的光荣。共产党员要以坚强的党性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即使死在西藏，埋在西藏，也在所不辞。内地的土可以埋人，西藏的土同样可以埋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封建时代的边关将领，尚且有这样的豪情和抱负，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他向战友们说，“我谭冠三决心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西藏去，把老婆也带走，不在川南安家。我决心和藏民同胞一起，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建设民主幸福的新西藏，贡献自己的一生，我愿将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这些出自肺腑、铿锵有力的话，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10]
此时，谭冠三的爱人李光明正在河北党校学习，她接到总政的通知，没有来得及去看望分别寄养在北京和河北农村的四个孩子，即刻赶回部队，接受新任务。谭冠三跟她讲，目前的形势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刘、邓首长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我们要进军西藏，你也要跟我一起去，现在我们整个部队在转弯子，难度也很大，我在党委会上已经表了态，不仅我要去，我还要把你一起带去，不在川南安家，也不能把孩子接来。李光明虽然也很牵挂儿女，但作为与谭冠三一起走过长征的革命战士，她理解丈夫，也舍不得让他独自进藏，于是他们忍受着不能将孩子接到身边的痛苦，把四个小孩继续放在北京和河北农村，夫妻一道走上了进军西藏的“第二次长征”。
为了在进藏过程中能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宗教的方针政策，张国华想尽一切办法了解西藏的各方面情况。他到成都四川大学等单位，邀请熟悉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搜集了大量资料。一本《卫藏通志》成了宝贵的史料。他还带头学习藏文，在小本本上整整齐齐抄满了藏文，有空就拿起来读几句。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他主持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各项执行办法和《进军守则》，既消除了部队由于对西藏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种种顾虑，也保证了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https://www.daowen.com)
张国华在给部队进行思想教育时强调：“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来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没有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11]
针对一些人畏惧艰苦的思想，张国华说：“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而无动于衷？”他强调指出.“我们此去西藏，就是要给藏族同胞当长工。全心全意为藏族同胞谋利益，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唯一宗旨和根本任务。”[12]
此时，张国华的女儿小难难出麻疹，他无暇照料。等他开完会赶回家时，不满3岁的女儿已经离开人世。张国华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依旧为准备进藏日夜奔忙。这时，西南财委决定他的爱人樊近真进藏参加组建银行的工作。樊近真服从组织决定，强忍失去爱女的痛苦，不顾刚刚分娩20多天的虚弱身体，加入到进军西藏的行列。
64年之后，这是整整一个甲子又四年的漫长岁月，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用八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她在书中满怀柔情地写了姐姐小难难的离去，以及她妈妈对小难难刻骨铭心的痛楚：“18军的叔叔阿姨都说，小难是我们18军进藏第一个牺牲的生命。姐姐幼小生命的离去，是我们家庭的不幸，也是当年这支英雄部队无数家庭的缩影。”[13]
张国华、谭冠三舍小家顾大家的实际行动，感染了十八军将士，由“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弯问题迎刃而解。
1950年3月4日，十八军在张国华、谭冠三率领下在四川乐山举行隆重的宣誓仪式。在雄伟的军乐声中，张国华军长走向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中央，庄重地说：
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人民，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然后带领全体将士庄严宣誓：
我们是人民战士，是坚强的国防兵，光荣地受领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保卫祖国边防，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任务。我们有决心，有勇气，有把握，保证其圆满实现而奋斗。愿向党和人民宣誓：第一，坚定顽强，奋勇前进，战胜困难，完成任务，谁敢阻扰我们前进，就坚决、干净、彻底、完全把它消灭。第二，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密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西藏。第三，做好人、马健康，加强团结互助，上下一心，官兵一致，环境越艰苦，我们越团结，不叫苦、不埋怨，大家想办法，战胜一切困难。第四，爱护装备，爱护粮食，不丢失，不浪费，力求节约，减轻人民负担。
以上誓言，坚决实现；如有违背，愿（受）纪律制裁。
张国华军长宣读誓词时，全体起立，会场气氛严肃、认真。誓词宣读刚刚结束，“誓死解放西藏，建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誓死保卫祖国西南边防！”等口号此起彼伏，会场一片欢腾。[14]
誓师大会后，十八军开始向西藏进军。3月29日，军前进指挥所（以下简称“军前指”）率领的北路先遣部队从四川乐山出发，经雅安、康定，于4月28日和7月下旬先后到达甘孜；南路先遣部队于4月3日从四川眉山出发，经雅安、康定，于8月2日到达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