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武运动”的兴起
“大比武”的兴起还要追溯到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
毛泽东十分关心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情况。当他听说这次在南京军区召开的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到会的多是机关部门和抓军事训练工作的副职后，不满地指出：到会的多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要想真正推广，必须一把手到会，亲自抓。
这一指示传到南京，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总参领导决定组织第一次会议的原班人马留在南京，立即着手筹备第二次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
1964年1月下旬，罗瑞卿亲临南京坐阵，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
这次与会人员同上一次不同了！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和各野战军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同志，包括张爱萍上将、许世友上将、杨得志上将、刘震上将及一大批中将、少将，共计两千余人到会。
寒气逼人的金陵，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再次为我军的高级将领表演他的单兵战术教学，令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为之一震。
郭兴福教学法得到了全军的公认。会上，各大军区领导纷纷登台表态，回去后要下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达到什么标准，谁优谁劣，如何评价？将军们讨论认为，“郭兴福教学法有一条，就是训练中比一比，赛一赛，调动训练积极性。”
于是，这次会上，根据各大军区建议，总部提出以比武的方式检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效果，并初步确定在1964年10月1日前后，举行全军大比武。
为迎接全军大比武，从1964年2月开始，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军展开了。各部队紧锣密鼓，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
1964年4月中旬，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4月下旬，军委领导批准了全军比武计划及所需经费、器材和弹药等，比武准备工作在全军展开。5月15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全力推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并亲自抓北京军区。4至6月间，他先后七次到北京军区视察军事训练尖子的情况。5月中旬，贺龙视察北京军区选拔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看到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技术能手个个身手不凡，非常振奋。他觉得这样的表演，应该让中央的领导人也来看看，于是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高兴地接受了贺龙的建议。5月20日下午，周恩来、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到天津某部观看了尖子表演。
周恩来看完表演后，兴奋地对杨勇说：“你们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样，把民兵也练好，那么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6]
周恩来的赞扬，令贺龙元帅更受鼓舞，他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让毛泽东也来看看部队出现的大练兵热潮。
于是，乘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机会，贺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自己多次到部队看到的侦察兵飞檐走壁、汽车过钢轨桥、步枪百步穿杨等比武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进行了介绍。
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随后，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7]
事出突然，时间紧迫，1964年6月8日，贺龙紧急与在济南的罗瑞卿商定安排毛泽东观看比武的事项。中央工作会议预定13日结束，14日是星期天，15和16日两天可看军事表演。毛泽东要同与会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一同前往练兵场。时间只有5天了，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表演，还得保证绝对安全，谈何容易！
贺龙、罗瑞卿、张宗逊商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表演。罗瑞卿决定立即飞回北京组织汇报表演，留下张宗逊组织济南军区的人员。经军委同意，北京军区由司令员杨勇上将带队，济南军区由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带队，参加汇报表演。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领导人来到练兵场，检阅军事训练。这是对我军军事训练的一次空前大检阅，是我军军事训练史上辉煌的一页。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大比武汇报表演。
以下是他在观看大比武汇报时的讲话：
“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叫做夜老虎？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连队人数一定要充实，人少就合并，也要充实。”
“要从困难着想，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从困难着想就不怕，所以不妨把困难想多一点，想尽。”[8]
军事训练表演结束后，毛泽东在十三陵就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重要会议，他指出：“地方党委要搞军事。”“要把民兵好好整一下。”“政治，要有政治工作，有政委、政治部、教导员、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9]毛泽东此番语重心长的话，倾注了他对中国需要和平，和平需要军队，军队需要训练的深深思索；是对和平时期各级党政领导要关心国防建设的希望和教诲；是对人民解放军要搞好军事训练，不负人民厚望的巨大鞭策。(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看完军事表演后，曾经关切地问贺龙：“普及尖子经验要多久？”贺龙深思了一会儿回答：“两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普及全军。”之后，毛泽东又几次对贺龙说：“要在全军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尖子的经验要很快布置，抓紧这项工作。”[10]
毛泽东的指示，使大比武运动牢牢把握了推动部队提高整体战斗力这一训练目标。
毛泽东检阅军事训练的第二天，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着手布置普及尖子经验的工作。
在普及训练尖子经验过程中，贺龙、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元帅纷纷下到训练场，研究解决普及推广训练尖子经验中出现的新情况，指导全军大练兵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贺龙在北京军区普及尖子经验现场会上指示：比武不能搞形式主义，训练是为了打仗。他针对个别单位比武中出现的调人、换枪等现象，严厉指出：“全国都学解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还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11]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比武中出现的不良苗头。
在开展大比武运动中，最为繁忙的罗瑞卿大将先后13次跑遍了全国9个省的许多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济南军区普及尖子经验现场会上：罗瑞卿看到部队练兵士气昂扬，时常挑灯夜练，便要求指挥员注意劳逸结合，保护群众的训练积极性；他听说普及尖子经验中弹药器材消耗过猛，便教育部队勤俭练兵，为国分忧。
在这些深入实际的科学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工干部反复宣传“比武”的目的和意义，强调比干劲、比团结，做到成绩优异不骄傲，名次落后不气馁，认真学习他人的好经验，防止锦标主义。对有些单位出现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现象及时作了纠正，使1964年我军大比武运动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我们也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军事训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消息，振奋了三军，鼓舞了练兵士气。各大军区“请战”的电话、电报纷纷飞向北京，飞向总部，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比武汇报。
可让人发愁的是，偌大一个京城竟难以找到能同时容纳陆海空三军比武的场地。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焦急之下来到刘伯承元帅家问计。一直关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刘伯承建议：既然都要比一比，按兵种分开赛，对手条件一样，按地域分片进行。
军委同意此方案，决定全军性大比武分片进行。
华夏大地比武热浪伴随酷热升腾。7、8、9三个月，全军性比武此起彼伏。
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共有3318个单位，在3716个项目中角逐，比武人员数以万计。通过比武，共评选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名“尖子”个人。[12]
1964年7、8、9三个月，可谓我军军事训练史上的“百日辉煌”。这一时期，部队中最为荣耀的是比武尖子。当年国庆节，全军300名比武尖子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泽东请部队比武尖子看首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之后，总部组织一个专列，请比武尖子到东北参观工业基地。
当年的比武尖子有许多还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有后来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张太恒上将、兰州军区司令员的刘精松上将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联军总指挥、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参观了北京军区某部的射击表演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出这样的感慨。“这要成为军事家们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68—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第329—3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3]《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第3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李澍，刘培一，杜彦林主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年史》，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同上书，第187页。
[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贺龙传》，第5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7]李澍，刘培一，杜彦林主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年史》，第18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第227—2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9]同上书，第229—230页。
[10]《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贺龙传》，第595—59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1]《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贺龙传》，第5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2]李澍，刘培一，杜彦林主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年史》，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