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一投身革命便担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亲身经历和实践了我军政治工作一整套原则、制度的创建活动，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党内、军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我军向正规化、革命化建设过渡时，当国家亟待从全面战争状态向和平建设状态转变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军委总政治部。由谁来担任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领导全军政治工作、组织和实施我军的战略性重大转变呢？在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罗荣桓。
1950年4月，中央做出决定，罗荣桓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我军总政治部早在红军时期的1931年初建，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由于其建设要与各分散解放区战争情况相适应，其机构、人员一直都很少，到我军进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仅有二十几个人。
1950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其职责为统一管理全军的军事、行政、后勤、技术干部。
这时总政的工作，既要保证全国各地部队的肃匪清匪，保持边疆安宁，尽快完成对解放战争期间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队改造，理清政治工作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等，同时，我军日常的干部任免、调动、培训等工作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赴任于繁忙之际的罗荣桓，首先抓机构建立和干部配备，从“五湖四海”选调各方人才，充实到总政、总参、总后以及各军兵种机关工作。在他的建议下，任命原四野的萧华、延安总部的傅钟、一野的甘泗淇为副主任，选调一野的朱明任组织部长，二野的刘志坚为宣传部长，华北野战军的蔡顺礼、王宗槐分别担任保卫部长、干部部长，四野的陈沂任文化部长，秘书长仍由原总政秘书长魏传统担任。总干部管理部建立时，又选调三野的赖传珠、一野的徐立清、二野的宋任穷、甘渭汉为副部长。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形势的到来，我军逐渐从全面战争步入了和平建设的轨道。军队的任务和使命发生了变化，原先服务于全面战争、到1950年初已达540多万、而且主要是单一陆军的军队，显然不需要如此大规模了，精简整编摆到了我军建设的重要位置，这是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面对的第一件大事。1950年4月，中央作出部署，我军员额裁减到400万以下，也就是说，作为总政治部和总干部管理部，必须做好140多万面临复员的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保留部队的骨干。另外部队机构调整，抗美援朝战争中损失的干部需要补充，总政治部、总干部部的工作千头万绪。对这种情形，时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
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和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同志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4]
1942年冬，罗荣桓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但他一直坚持着。1947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罗荣桓到莫斯科做了左侧肾切除手术。到1950年，他除了肾病没有完全康复外，又患上了高血压、心绞痛。他身体极度虚弱并且浮肿，走起路来步履沉重，每走一步几乎都要停下喘息一阵。医生担心他承受不了，建议他多卧床休息。但他认为坚持运动和锻炼是保持健康的唯一办法。他除了经常到前门的西皮市（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东南侧）的总政办公、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军委的各种会议外，每天还坚持走路1小时，并且定准一个目标，到达目的地才回头。他把“有一分精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作为自己的“座佑铭”，顶住病魔，全身心地投入繁重的工作之中。
罗荣桓长期身患重病并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主席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在一份总政的指示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以维持。请考虑。”[5]
据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透露，罗荣桓在病重情况下，每天工作都在20小时以上，有时他刚睡下就被病魔折腾醒了，他就干脆不睡，继续工作。病情稍微稳定一些，他又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50多岁的人了，到部队还与战士一起睡稻草，躺地铺。
部队整编工作进行时，罗荣桓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干部战士不愿复员，有的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现在和平了，就把我们一脚踢开。”有些战斗中负过伤、甚至残疾的官兵，担心复员后生活没有保障，不想走；有的人则开始向往“三四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想留在部队过紧张艰苦的生活，想离队……。
这些思想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机构的调整和精简整编的进行。为此，罗荣桓指导机关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并亲自进行了多次修改，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从组织上还采取了许多措施，对每一个复员的官兵和复员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慎重地、有准备地、有步骤地做出安排，确保“留的安心、走的满意”，有利于部队建设，有利于生产建设，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由于精简整编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正确、措施得当，到1951初，仅用了一年时间，全军就顺利完成了140万人复员的重大任务，并为后来我军历次精简整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