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政治建军的路线之争
1928年，井冈山发生了三件大事。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以及宜章暴动农民军近万人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近三千人武装会师，实现了“朱毛”的历史性结合。
4月底，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成立（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和红四军军委书记。
12月，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800余人带着500余条枪来到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师。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武装达到了鼎盛时期。
“人多好办事”“人少好吃饭”此时就成为了一对矛盾。一方面，队伍壮大了，红四军有了反国民党围剿以及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另一方面，井冈山地狭人稀，如此众多的部队的生活问题面临困境。要解决这对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因此，1929年初，彭德怀带部队在井冈山坚持斗争，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红四军主力开始向赣南进军，以求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封锁，解决经济困难。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斗争，赣南、闽西根据地初具规模。
红四军在不断发展壮大，军队人员成分也愈加复杂，有农民，有旧军人，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成员，俘虏兵也不断增加。
由于战斗频繁、伤亡较大，不得不提拔大量中下级干部，使得一些政治上不成熟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人担任了领导工作。
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地处上海的党中央相继向红四军派出了一批干部，使一些从苏联回国不久、缺乏实践经验又一味主张照搬苏军那一套的同志进入了红四军领导班子。
这些组织和领导的变化，妨碍了部队的思想统一。在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开始产生怀疑和动摇，各种议论也随之产生了。
比如，部队是实行党代表制，“支部建在连上”，还是取消党代表，减少支部的权力？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是用“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是走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还是实行“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红军的路线？是“政治部对外”还是“司令部对外”，司令部与政治部是并列关系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建立军内民主制度和新型的官兵关系，还是取消士兵委员会，单纯提倡军官权威，或者搞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党和红军的纪律问题上，是严肃党纪军纪，还是认为只要仗打胜了，纪律差一点不要紧？
更为严重的分歧出现在红四军机构设置和职权分工上。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红四军的组织沿革：
1928年4月成立红四军时，毛泽东是党代表和军委书记；5月20日举行湘赣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当选为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则改由陈毅担任。6月，中央指定毛泽东、朱德和一名工人同志、一名农民同志以及前委所在地党部书记等5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作为中央代表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11月中旬，红四军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军委，朱德当选军委书记，陈毅改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其时，红四军没有设立政治部，只有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政治部的前身，毛泽东任主任，谭震林任副主任。
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后，前委由在井冈山地区时既管红军又管所在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变成了专管红军工作的机构。鉴于前委与军委形成了机构重叠，为应付恶劣环境，便于决断，前委开会决定军委暂停办公。同年3月，部队整编，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从建立之日起，就是在前委领导下的代表党的工作机关，除负责军内政治工作外，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宣传，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等工作，统由政治部负责，即所谓“前委指挥，政治部对外号召和联系”，政治部主任仍由毛泽东兼任。
应当讲，根据当时情况，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但由于在人事安排上不尽合理，前委书记兼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党代表，这样毛泽东一人就身兼了三职。而且，因为他从井冈山时期将主要精力放在根据地建设方面，而下山以后则转为全力以赴处理军中事务，就给人以争权的误解。有人认为“党代表权力过大”，毛泽东的行动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妨碍司令部的工作，主张恢复军委组织。
5月间，由于根据地的扩大，地方工作多起来了，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感到兼顾不过来。为了便于领导，前委又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并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就使得问题愈加复杂化了。
刘安恭，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1927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回国，不久就被派往红四军工作。由于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思想路线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想作风又热衷于抓权和搞宗派主义，因此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催化作用。
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而毛同志是不服从中央指示的。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这种极不负责的非组织活动在红四军的干部战士中制造了猜疑，甚至引起一部分人拥毛和拥朱的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他还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一次，刘安恭在由他组织的军委会议上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直接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从而使处于部队核心领导地位的党的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实际上这是对毛泽东“三湾改编”以来实行的党对军队领导制度的否定。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这场争议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在6月初红四军前委召开白砂会议前五个小时，他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有少数同志的领导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势力形成无形结合，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现象而纠正，并且被这少数有领导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迷惑，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1]平时，林彪也常散布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部的分歧，也使朱毛之间产生了隔阂。
为了统一部队的思想，6月8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设置问题。毛泽东向前委提出了书面意见，并且提出辞职。他说：“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况”，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有的领导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由于组织上的根本原则发生了问题，因此前委的工作“完全做不起来”，所以毛泽东提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2]但是，会议没有同意毛泽东的请求，而是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表决，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也就自然免除了，而且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散布了许多挑拨红四军主要领导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
临时军委虽然被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议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要不要军委这个问题争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认为：“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建立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3]
毛泽东对于红四军存在的这种现象忧心忡忡，面对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部队陷入思想涣散之中，他心急如焚，他迫切地想改变这种现状。
6月14日，他给林彪写信说：(https://www.daowen.com)
“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的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时间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然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4]
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推动下，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来解决这些分歧。
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城内召开了。由于毛泽东提出辞职的要求，因此前委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于是在会议前，他满怀希望地找陈毅谈话，希望陈毅能支持他，使大会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决议。但是，由于陈毅一方面对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另外他也害怕红四军的分裂，所以宁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没有重视毛泽东的意见。
由于召开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不明确，会前没有充分准备，提出主要议题，也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政治上分清是非，引导大家统一认识，只是仓促地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造成了议题广泛，偏于枝节，导致了会议的失败。
陈毅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大会上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某些错误思想等问题的看法，这些观点基本上是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的。但他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了毛泽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他强调说，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和当时陈毅的思想认识水平应该说是一致的。
陈毅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小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陈毅还说，他是很敬佩毛泽东和朱德的，但是他认为革命同志是可以批评的。
朱德、毛泽东在会议上也都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陈毅批评的反映，两人则各不相同，朱德没有反驳，毛泽东则极为失望。
会议进行得很不正常，由争论变成了争吵。刘安恭企图利用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乘机排挤毛泽东。他提出要实行“完全选举制度”，又主张用轮流更换领导人的办法来解决纠纷，其用意显然是要毛泽东下台。
陈毅号召全军以团结为重，停止争论，团结战斗。他认为这些不应有的争吵，在群众中会产生不良影响，朱毛对此都有责任，而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责任更大。
陈毅的发言和刘安恭提出的“完全选举制度”在会议上引起了共鸣。结果，在会议结束进行新的前委选举时，大多数人选举陈毅当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和士兵代表共13人当选为新的前委委员。
这一选举实际上也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因为，红四军前委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前敌指导机关，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也是中央指定的。那么，作为下级的红四军不经过中央同意，其党代会怎能用选举方式另立前委书记呢？
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也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所谓红四军有拥护和反对中央两派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是凭空臆断的”。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是错误的。
红四军“七大”没有能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却引起了领导层的波动，这大大出乎陈毅本人的意料。他自知难当此重任，因此宣称这只是“过渡内阁”[5]。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当时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认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七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6]
“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行者有谭震林、江华等人。由于过度劳累，身心疲惫，不久，他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