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精简整编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由于战争的需要，特别是经过3年多解放战争，我军人数出现了大规模增长，到1950年6月，我军的总人数已达到550万人。从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看，绝大部分是步兵。这样庞大的一支低技术、低文化、结构也不合理的军队，显然是不能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发展要求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这支军队建设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发展决策：一方面，确定了大规模精简方案，第一次精简150万人；另一方面，组建并加强空军、海军、第二炮兵以及军事院校等建设。
1950年4月12日，21日，毛泽东两次作出“军队分批复员以减轻人民负担”的指示。指出：“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11]
为保证我军大规模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于1950年6月30日，向全军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明确复员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兼顾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个方面的需要，复员条件不应过于强调年龄，主要看健康状况和部队需要程度，既不要把大批久经战火锻炼的老战士都留下来，又不要把他们都予以复员，以保持部队新老成份的适当比例，不致削弱战斗力，班以上干部一律不复员；对复员军人必须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并经过一定时期的集中训练，使其达到自觉自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上的模范作用。
《决定》强调，复员军人是人民功臣，除颁发战争纪念章外，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应予热烈欢迎，亲切慰问，给以应有的尊重和政治待遇，尽量吸收其参加工作和会议，使其成为地方建设的骨干，并分配给应得的土地和房屋，切实解决其在安家生产上的各种困难；复员军人则应自觉遵守政府法令，爱护公共利益，成为人民群众的模范。
《决定》明确：凡不适合军队工作，军龄在十年以上，无家可归或本人坚决不愿回乡的军人，军队可协助地方政府，组织他们集体转业，以求逐渐达到生活自给的目的；军龄不到十年，但无家可归或籍属新解放区一时难以安置者，应暂缓复员。残废军人无家可归，或本人坚决不愿回乡者，由大区或省，市人民政府组织残废军人教养院予以收纳；其中能参加工作者，应给以特别照顾，分配工作，使其能有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机会。[12]
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定》规定了复员军人的物质待遇。确定每个复员军人均按军龄，由地方政府发给生活补助粮，其标准为：
1950年入伍者，发给原籍地区主粮350市斤，由此上溯至1945年8月15日，每增加一年军龄增加100市斤；1945年8月15日以前入伍者，发给原籍地区主粮1150市斤，由此上溯至1937年7月7日，每增加一年军龄增加300市斤；1937年7月7日以前入伍者，发给原籍地区主粮4150市斤，由此上溯至1927年，每增加一年军龄增加600市斤。在战争中评为大功以上的功臣，如需复员，并经军或独立师批准者，其生产补助粮得按本人军龄增加一年发给。同时，按军龄由部队发给衣料补助布，即1950年入伍者，发给色洋布10市尺；1950年以前至1945年8月15日以后入伍者，发给色洋布16市尺；1945年8月15日以前至1937年7月7日以后入伍者，发给色洋布32市尺；1937年7月7日以前入伍者，发给色洋布48市尺。所有复员军人，一律发给新鞋一双，新袜一双，新毛巾一条，肥皂一条；其在本年7月以后复员者，除带随身衣被外，另发冬衣一套；离开部队前可会餐一次，每人发肉一斤。复员军人除发给复员证外，其原有之军徽和胸章，应一律收缴，但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得着用复员时所穿的军服，佩带各种纪念章。[13]
根据《决定》，中央政府和军队各级，都成立了由党、政、军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复员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副主任，组织领导复员工作及对复员官兵的政治工作。
按照中央复员工作委员会工作意图，总政治部对全军复员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情况，并及时做好政治工作。如：针对个别不愿复员的战士，及时进行谈心教育；对少数老弱病残、担心复员回乡生活没有保障的战士，及时宣传复员政策。但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干部则有离队思想，认为全国已经解放，只剩下一个台湾省，已经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应该解甲归田，过小家庭生活了。针对这些情况，总政治部于7月7日，发出《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从关心爱护每一个复员军人的观点出发，本着对国家、对个人全面负责的态度，做好每一个人的工作，反对任何简单粗暴、草率了事的做法。
各部队对这次全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十分重视。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认真学习了中央军委、政务院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明确了精简整编的目的、意义和各项政策，并由主要首长亲自主持，周密调查研究，制订精简方案和计划。接着，在全体人员中深入开展了动员教育，讲清道理，消除疑虑。使大家认识到精简军队、复员生产的意义，消除有关人员的思想疑虑；认识到党和政府虽然已尽最大努力给了复员军人以多种照顾，但返回农村还有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每个同志应当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努力克服懒惰怕苦的思想；认识到支持和参加农村土改是每个复员军人的职责；认识到发扬革命传统、执行政策法令、尊重地方政府是每个复员军人的应尽义务，戒除居功骄傲，脱离群众。复员集训期间，各级军政首长都看望慰问了复员同志。复员人员离队前，各部队还将复员军人花名册、履历表、鉴定书和安置意见等，送往各地区复员委员会，要求预作迎接和安置准备。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教育深入，到1950年底，全军即已顺利复员100万人，并且做到了走者满意，留者安心，为以后的复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继1950年百万复员后，我军又于1952年、1954年、1956年，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统一编制和兵员定额，相继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精简兵员达500万之多。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整编任务的完成，从1951年起，将各级政府复员委员会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精简工作。1953年，又将复员军人的生产补助粮和实物，改为现金发放。其标准是：
以人民币40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为基数，1945年以后参军者，每一个月军龄增发1万元；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3日参军者，每一个月军龄增发4万元。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者，每一个月军龄增发6万元。干部则按级增加，以战士应发资金为基准，班级增加0.5倍，排级增加1倍，连级增加1.5倍，营级增加2倍。五年以上军龄的老战士按班级标准发给。在1945年9月4日以后立大功者，增发24万元，在抗日战争时期立功者，增发48万元。[14]
总政治部还于1951年12月、1954年3月、1955年12月，分别下达了精简整编中的政治工作指示，对精简整编中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制订了动员教育大纲或宣传要点。全军各部队充分运用1950年组织大规模复员工作的经验，既在全体人员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又分别对复员和转业人员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他们办好各种离队手续，协同地方各级转业建设委员会和党政机关做好安置工作，同时也注意把军事、思想等方面的骨干保留下来，送学校或轮训班培养深造，从而为保证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很好基础。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32%，降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20%左右。据此，中央军委于1957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遵照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精神，全军普遍开展了宣传教育。
一是在干部中特别是编余干部中进行动员教育，使大家认清：一个革命者的进步与落后，并不单纯从军衔和职位高低来衡量，而应从是否永远保持共产主义立场、思想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来衡量。在军队总员额缩减、军队整编时，将有一大批干部转业复员，个人应当服从组织分配，在组织需要自己转业或复员时，应该愉快地走上地方工作的新岗位，继续为人民服务。要教育转业、复员、退休人员克服“不光彩”“吃不开”“落后”等不正确的认识，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继续做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是教育干部战士增强革命事业心，爱护装备器材，在精简整编过程中防止损坏和浪费现象发生。
三是教育干部战士认清，精简整编部队是全军指战员的责任和工作，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责任心，出主意、想办法，共同把精简整编工作做好。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决定在1958年一年内在现有干部中精简十万人。除地方机关可能接收一部分干部并分配工作外，基本上应是动员他们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中央军委要求各级党委在干部中进行深入动员，广泛发动群众，要采取个人报名申请领导批准的方式，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思想动员十分成熟。
各部队党委成立临时专门机构，统一领导部队的干部转业复员工作。依靠各级党组织、政治机关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把思想教育和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同地方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根据干部的政治条件、业务能力、身体状况等，分配他们适当的工作。
在精简整编部队、大批干部转业复员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总政治部还于1957年11月21日向全军发出《关于动员军官家属还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规定，除新中国成立以前随军的军官、有工作岗位的家属及红军时期入伍已无家可归的尉官家属外，其他干部家属均动员其回乡参加生产劳动。遵照总政治部的指示，各级党委、政治机关进行了反复、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稳步处理的原则开展工作，妥善解决军官家属还乡生产中的实际困难，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各部队党委、政治机关加强了军队精简整编、干部转业复员以及军官家属还乡等工作中的政治工作，这些工作都达成了预期目的。全军总人数在1956年基础上精简了30%，特别是步兵部队总人数与新中国建立时相比较，精简了61.2%。[15]
精简整编、干部复员转业、军官家属还乡等工作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开国将军甘祖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新中国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坚决要求回乡当农民的不多，甘祖昌就是其中之一。
甘祖昌，1905年3月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一贫苦家庭。1927年7月经方志敏引领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在一无原料、二无厂房、三无工人的情况下，甘祖昌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纺织厂，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10万大军进疆，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供应，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甘祖昌积极向王震建言献策，想方设法，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大军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5年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一次写申请，这年恰逢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江西莲花老家。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他对脑震荡后遗症的办法不是“营养疗法”，也不是卧床休息，而是夏天光着头让烈日晒，冬天让北风吹。经过十几个寒暑的锻炼，脑子里淤血消散，脑震荡后遗症竟奇迹般地痊愈了。1985年10月，甘祖昌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派人前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摇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多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16]
一只铁盒子是甘祖昌留给妻子和儿女唯一的遗产，里面用红布包着3枚闪亮的勋章，那是1955年他荣获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甘祖昌妻子龚全珍，山东烟台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也是老革命。1957年8月，甘祖昌回乡务农时，龚全珍相随而归。那一年，她34岁。将军当农民，甘祖昌是新中国第一人。龚全珍完全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她说：“老甘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正像他说的那样，‘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
龚全珍全力配合丈夫，也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花在支援农村建设上。回到莲花头几年，她没有做一件新衣服。
“当农民我不合格，但老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我可以学。”龚全珍在家里待不住。“在新疆我是老师，到了莲花我还可以去教书。”她步行25公里到县文教局联系工作，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3名老师，她却一点不嫌弃，第二天就搬铺盖去了学校，每逢周末才回家帮丈夫和孩子缝补衣服、料理家务。真切感受到甘将军对家乡眷恋之情的龚全珍，也把自己赤忱的爱投入到这片红土地。
2013年9月26日下午3时，北京京西宾馆会议楼前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结束时，习近平把目光转向坐在第一排左边的一位老人。
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我刚才看到这位老阿姨，她就是我们的老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她今年90多岁了，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阵地感动。
习近平对在场的300多位与会者介绍，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至今半个世纪过去，看到老阿姨现在仍然弘扬着这种精神，今天看到她又当选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再次向老阿姨表示致敬。
“老阿姨”的美名从此天下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