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拥”工作的提出
众所周知，延安是双拥工作的发源地。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奠定了双拥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因为1943年在延安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双拥运动，第一次把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结合在了一起。这场运动同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被称为延安时期的三大运动。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奠定了双拥工作的理论基础。《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是论述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重要著作。文章开篇以“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做引子，然后针对这两种错误观点进行一一驳斥，接着引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并通过“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既独立而又有联系的篇章的阐述，来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么进行持久战，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论持久战》专门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毛泽东指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2]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3]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4]
毛泽东这些思想，对于军队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的提出，对于后来部队开展的尊干爱兵运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等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
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双拥运动于1943年在延安开展。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特殊地区，处在抗战后方，环境相对比较稳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过去红军时期的许多光荣传统和经验做法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军队的群众工作和地方的拥军工作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的1937年12月，边区政府就颁布了《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对抗日军人及家属实行优待：免纳边区一切捐税；住公房免纳租金；公家商店购货享受1%的减价优待，当必需品缺乏时有优先购买之权；子弟读书免缴一切费用；因伤病休养，费用由公家供给；缺乏劳动力耕种之地，由边区人民代耕、代收等。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二十五条庄严地将“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之家属使抗战军人安心作战，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写入边区的这部大法之中。
同年12月1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决议》要求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和民众增强对八路军的爱护，充分保障八路军粮食和被褥的供给，坚决正确执行优待抗属条例；同时还要求边区部队加强纪律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积极帮助地方进行生产劳动和文化、卫生运动，建立军民联系制度等。
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提出：“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第三条），“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第四条）。
但是由于边区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国民党当局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经济困难，拥军观念在不少干部和群众中逐渐淡薄，许多人片面考虑自身困难，对军队的支持援助相对减少，优抗工作也有所松懈，甚至被动应付和埋怨军队。军队方面也出现一些不尊重地方，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个别同志的军阀主义倾向、本位主义观念依然存在，这些都造成了军政、军民关系的某些不融洽、不协调现象。
党中央明察秋毫，对此及时地进行了教育、引导和帮助，而且在对地方政府做工作的同时，特别严格要求军队首先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杨家岭专门召见肖劲光、阎红彦等10多位留守将领，座谈军政军民关系。座谈中反映出部分人对地方怨气很大，说“老百姓越来越凶了，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天让部队住在露天”，指责政府不管。还有的反映“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我们去见毛主席”，总之，牢骚很多。
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大家发言后说，开天辟地以来，老百姓见到军队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只有兵欺民，哪有民告兵。现在，老百姓不怕咱们，敢批评咱们，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同志们听了，细细想一想，觉得有道理，于是检讨了自己的工作，心悦诚服地说：我们对部队教育太差了，军阀主义残余思想依然存在。在毛泽东的开导下，大家消除了怨气，认识到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的重要性。留守部队开始加强开展拥政爱民教育，认真纠正清查违纪现象。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有一次接见军队干部，还专门讲：“边区有一位老乡给我们一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你们听说过没有？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侮，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们敢向我们一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有多好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5]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和支持，军政军民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强调指出：
“要在全党中说明，假如军队削弱，假如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任务。”“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下，军队干部应负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法令。”“在军队本身，则应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6]
《决定》深刻阐述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加强彼此间的团结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严格要求。
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在全党整风运动的推动下，1942年冬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共同商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
在爆竹声中迎来的1943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延安《解放日报》新年献词提出：“我们热烈地希望，1943年将是全国更趋团结、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一年。”
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决定》指出：
“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是本质上最好的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认识与战斗能力，有优良的作风与传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必须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拟定今年二月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各级政府应将拥军工作看成经常重要的工作，给以定期的切实的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应给批评、指责和惩罚。”[7]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在1月15日《解放日报》上撰文《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强调“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联而不可分开的”，“拥护军队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拥护人民自己的利益。”同时宣布边区政府把每年的1月25日至2月25日定为拥军运动月，随后边区政府还发布了《拥军月具体办法》，掀起了新的拥军高潮。
1月25日，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决定》强调：
“边区政府，是边区人民和边区部队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巩固，是有赖于边区政府的扶植和领导的。”“边区军队与边区人民，像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军队脱离了人民，就无法打胜仗，无法存在。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发展，就是有赖于边区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边区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边区人民是很好的人民，这样的政府与人民，我们军队应该拥护它、保卫它、爱护它。拥护政府、拥护人民，是我们革命军队的责任，是响应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必须使全体指战员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意义”，“军队须尊重各级政府机关”，“军队有保护政府的责任”，“军队有帮助政府之责”，“军队与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军队须帮助人民的春耕夏耘秋收”，“严整部队纪律”。“拟定今年二月为拥政爱民运动月。”[8]
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并决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贺龙就军队如何开展双拥活动指出：“我们八路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的军队。”文章要求全体军人必须严格遵守《拥政爱民公约》，使之“深入地传达与解释，并要立即见诸于行动。”
这些文件和专论的发表，确定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成为“双拥”运动成熟完善的正式标志。边区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些法规，如《新订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随军例》《优待抗日工作人员家属暂行办法》《边区动员潜逃及逾期不归战士归队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办法》《边区优恤优待条例》等，边区政府委员会还在通过的《简政实施纲要》中具体规定了拥军工作的5条方针，并通过了《加强荣誉工作案》，使这项运动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双拥”运动日趋深化。
在军队和地方的互相配合下，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3年春节前后，边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普遍开展了拥军优抗活动。从分区到县、区、乡政府，都分别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驻军代表参加，开展自我批评。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将62300余元（边币）慰劳金，送给延安驻军、干部医院、休养所、抗日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2月，林伯渠主席率慰问团来到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驻地南泥湾劳军，受到王震旅长和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该旅特地举行了阅兵式和军事表演。在慰问部队的同时，各地、各单位还通过各种方式慰问抗属。如送贺年钱、贺年物，举行抗属、退伍军人联欢会，邀请抗属会餐等，据延安等9县统计，1943年慰问抗属的现金、物品折价达103000余元（边币）。
边区各部队认真开展了拥政爱民教育，采用各种会议主动进行了自我思想检讨与反省。普遍进行登记旧案工作，清理过去军政军民关系上的案件，发现有损害政府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即坚决予以赔偿、退还、道歉。举行多种联欢活动，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军队努力增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并热情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经济，解决日常生活困难，训练民兵，自觉维护和执行政府法令，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些工作，使我军从干部到战士都增强了群众观点，树立了拥政爱民思想，使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空前团结，把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示》提出：“为了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与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9]同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该《指示》。
1944年1日，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双拥”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热潮。元旦，西北局发出《关于拥军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定》，要求更加深入地开展“双拥”运动，使之“更加成为部队中和广大人民中真正的自觉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运动”；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上，朱德总司令员发表“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讲话。6日，《解放日报》发表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15日，《解放日报》发表贺龙司令员的文章《军民关系要更亲密》，强调：“拥政爱民决不是单纯的纪律要求，而是革命军队的政治要求，也是每个革命军人必须具备的品质。”“我们必须深刻指出；把人民看作‘贱骨头’，把政府看作‘支差机关’，把军队看作凌驾于人民之上，这都是旧军队的思想，与我们八路军的拥政爱民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谁的头脑里存在着旧军队的思想，而不加以清除，谁就有愧为革命的军人。”抗战胜利后，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边区的“双拥”运动也转入新的历史阶段。[10]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4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5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六），第24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第429—4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7]同上书，第61—64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第86—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9]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第584—5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0]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第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