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刘伯承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的道理。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
刘伯承元帅的一生和人民军队军事院校的建设是相当有缘分的。人民军队军事院校的创立有他一份重要的贡献。
1932年1月，40岁的刘伯承由上海经过香港转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当时，在毛泽东等同志主持下，中央苏区成立了自己的军事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何长工担任了学校代理校长。刘伯承到苏区不久，毛泽东就找他和何长工谈话。毛泽东要何长工到13军去当政委，而派刘伯承到红军学校当校长兼政治委员。他对刘伯承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是他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1]
红军学校校部设立在瑞金城里谢氏祠堂，各学生连则住在城南校舍。刘伯承主持的红校第二期于2月1日开学。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邓萍主持训练工作，学校有15名专职教员，学校教职学员1380人，其中学员783人，分为步兵科3个连，政治科1个连，特科有机枪、工兵、炮兵3个连。
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程度低，据统计，当时不识字的有30%以上，稍识字的有40%以上，能写简单书信账目的不过20%左右。
针对这个特点，刘伯承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输到学生的脑子中去。在教育方针上，他强调要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够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用说了”。为此，他把教员们组织起来，亲自领导编写了一批教材。在教学方法上，他要求教员课前提出纲要发问，课后提出中心问题组织学员讨论，中心段落重复讲解，以加深学员的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在教学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图解或模型来配合语言讲解；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他特别强调学用一致和知识的连贯性，要求讲完一段课，接着就进行这一段课的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所讲的课，所进行的操作，“都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穿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
一次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而不是直线，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恰好刘伯承在场听课，他就站起来即席举例说：“大家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小便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对于弹道是弧形的概念就深深地建立起来了。(https://www.daowen.com)
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拉到学校附近的小布脑山上去讲，一面看地形图，一面研究实际的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得快，印象深。他还讲标图的箭头要有力，像是部队杀出去一样。他画箭头的姿势，至今仍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印象中。
对于红军学校的政治教育，刘伯承也是相当重视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八点”的政治纲要，也就是指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目标下，对红校人员进行阶级觉悟、党的领导、阶级关系、红军宗旨、纪律与艰苦奋斗、革命理想、群众工作、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八个方面的教育。在他主持下，政治教育占到了红军学校全部课程的十分之四，文化活动也非常活跃。
经过3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红军学校第二期学员毕业。以后又开办了第三期，学生则增加到了1000多人，而且除了基层干部训练班外，这期还增加了上级干部班和政治委员训练班。
1932年10月以后，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一职。但是红军学校继续在发展着，甚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也没有停止。这一点从刘伯承以后的任职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1936年2月，和朱德一道随左路军行动的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同年7月，由于红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合，经过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共同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担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2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