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是是非非
林彪一上台，就开始在党内、军内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59年10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继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标准”之后，又提出了学毛泽东著作要“背警句”的主张。同时，他又制造了“顶峰论”，认为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此后，他还总结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6]的所谓“21字方针”。
1960年9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在会议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四个第一”的观点，即：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与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7]
按照这些思想和精神，9月1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大会开了30多天，于10月20日通过了两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两个决议，使我军政治工作开始走上极左路线，尤其是《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虽然作了个别条文上的修改，但一直到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之后，才正式停止贯彻执行。
罗荣桓复出，也正是党中央、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批转《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并在全军贯彻之时。这个《决议》的贯彻，是党的“左”倾错误在军队继续发展的开端，也是罗荣桓同林彪极左思潮斗争更加棘手、难度更大的重要原因。
《决议》认为，“在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强调要“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继续反对“政治上右倾”。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被写进了总纲，并认定“四个第一”“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当紧紧掌握这个方向。[8]”
《决议》将“思想工作要抓活的思想”专门列为一个问题，强调在全军要“广泛地又是灵活地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打好思想仗。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决议》指责“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脱离实际，无的放矢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方法”。《决议》点名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时不点名地指责谭政在担任总政主任期间，“政治工作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一个时期在工作方向上发生了偏差”。[9]
这个《决议》在与会同志的集体努力下，也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有益经验。比如，《决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指针；明确古田会议所建立起来的我军政治工作光荣传统，将永放光芒；肯定了1944年经毛泽东修改、由谭政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对古田会议传统的继承，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全面总结；强调了政治工作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三大民主制度，指出“军队民主生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有利于完成任务，有利于加强团结，巩固纪律，提高战斗力，防止极端民主化。”这些都对林彪推行极左思想路线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决议》要求发动全军上下，人人做政治工作，要“人人开口，人人监督，互相鼓励，互相批评”。
《决议》还就加强基层连队建设、培育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加强和提高军事技术、业务、科研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党委建设等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和解决办法。所有这些积极的、正确的内容，为罗荣桓再任总政主任，抵制极左思潮，提供了一个基本依据。
此外，1960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批转向全国地委以上机关发行该《决议》时，亲笔加上了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不是死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10]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罗荣桓同林彪极左思潮斗争的又一武器。
《决议》虽然是林彪极左思想路线的重要汇集，但其中一系列保留下来的正确的内容，加上有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刚刚出任总政主任的罗荣桓也就有了“尚方宝剑”，他一到任，就多次向全军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决议》中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