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三请毛泽东，古田会议终成功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了离别近四个月的红四军。由于他是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回来的，因此心情是愉快和轻松的。见到朱德后，他首先向朱德询问毛泽东的情况，希望尽快将中央的指示告诉毛泽东，并且请毛泽东回来当领导。
然而朱德告诉他的消息则使他感到震惊。
朱德说：毛泽东还在养病，10月初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上，有许多支部提出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彭祜、郭化若等还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他不肯回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不能回来的理由，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16]
陈毅看了这封言词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想到“七大”对毛泽东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用“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使一贯乐观、大大咧咧的陈毅沉默了，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他已经在党中央“训练班”经过训练并且毕业了。他已经真诚地认识到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倾向，所谓的“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想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是实际效果却是不好的，实际上是压抑了正确主张。他此次回来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
正因为陈毅有这种认识，因此他很快就释然了，他襟怀坦荡地对朱德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17]
陈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他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的一切。当晚陈毅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批评“七大”“八大”的错误。会后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
他和前委委员们广泛谈话，同时直接向红军官兵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他公开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是有缺点错误的，“七大”没有开好，如果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
陈毅的这种坦诚负责的态度在红四军党的前委以及广大官兵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得中央“九月来信”开始被红四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所接受。朱德在一些会议上再三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11月2日，陈毅再次写信给毛泽东，促请其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3日，红四军再战长汀后，陈毅又一次主持召开前委会做出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并派出部队专门去接。
陈毅这三次充分表达诚意的举动深深地打动毛泽东的心。这一次，尽管毛泽东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他还是立刻于“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
毛泽东、朱德、陈毅这三位红四军的创始人历经曲折又走到了一起，不过这次合作是建立在思想认识高度一致的基础之上了。
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诚恳地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向毛泽东作了诚恳的检讨，并且详细地介绍了上海之行，转达了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就自己写的那封信向陈毅作了解释，他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希望陈毅谅解。
毛泽东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是大家讨论，我起草的，周恩来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毛泽东看到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这么快，非常高兴。他在随后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已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18]
11月28日，在朱德、毛泽东、陈毅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红四军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召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陈毅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重点在于摸清部队中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和加强与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措施。两个人白天开会调查，夜间整理材料写意见。隆冬寒夜，毛泽东和陈毅房里的灯彻夜不灭。朱德则负责军事整训。
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移驻上杭的古田镇，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个开会的好地方。毛泽东、朱德、陈毅在这里又组织召开了纵队、支队、大队党代表联席会议，罗荣桓等党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并且积极发言。
1929年12月下旬，在古田的廖氏宗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
大会由陈毅主持。他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做了详细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在大会上还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
经过大会讨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得到通过。
《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它和“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但是又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的内容，特别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方面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强调。
《决议》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决议》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重中之重。
《决议》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19]
《决议》将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结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个方面。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决议》明确指出其具体表现是：“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要求：“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就从根本上扫除了单纯军事观点。《决议》鲜明地指出：“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20]这为确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关于极端民主化。《决议》强调，纠正的方法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21]
关于非组织观点。《决议》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22]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决议》强调：“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23]
关于主观主义。《决议》认为，“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24]
关于个人主义。《决议》将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归纳为“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六个方面表现，“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25]
关于流寇思想。《决议》强调，“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要“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要“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26]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主要是“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军纪松懈”，等等，“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27]
《决议》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党的组织问题”。《决议》从“党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松懈问题”“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士兵会党团问题”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决议》明确规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决议》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党内教育问题”。
《决议》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28]
《决议》归纳了党内教育十八种方法：“（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29]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是《决议》的第四个大问题。《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30]
《决议》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提出了“纠正的路线”。强调在宣传的内容方面，“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不能搞“一刀切”。在宣传的技术方面，包括“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壁报”，“革命歌谣”，“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化装宣传”，“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等等。[31]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是《决议》的第五个大问题。《决议》归纳了（一）上政治课；（二）早晚点名说话；（三）集合讲话；（四）个别谈话；（五）游艺；（六）改良待遇；（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八种士兵政治训练方法。
《决议》提炼的政治课十大教授法，后来成为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教学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32]
《决议》的第六个大问题是“废止肉刑问题”。《决议》指出，“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纠正的方法：“坚决地废止肉刑”“举行废止肉刑运动”“修改红军惩罚条例”等。[33]
《决议》第七个大问题是“优待伤病兵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决议》最后的问题是阐述“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方面，《决议》规定了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平等、并行关系。
“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另一方面，《决议》规定了“政治部对外”的原则。
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34]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熊寿祺、李长寿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因此它就成为红四军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在红四军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学习贯彻，而且全国红军也先后程度不同地贯彻了《决议》的精神，使得《决议》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红四军。
古田会议只是红四军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其《决议》为什么会在全国红军中得以贯彻呢？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红四军在全国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各根据地都把朱毛红军看成是全国红军的楷模，红四军的建军措施、方针、经验，对各地红军有很大的影响力；二是《决议》得到了党中央充分肯定，特别是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的大力推荐。党中央从1930年开始，多次把“古田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朱德建设红四军的经验，向全国各地红军推广。各地红军政治、思想上得到了逐步提高，组织上日益巩固并迅速发展。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发展到十多个军，约十余万人，红军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1929年6月至12月近半年的时间，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三人之间从争论到意见统一，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又回到红四军，看似平常，但事实证明，它对红军的成长、壮大影响至深。以“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为标志，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有了新的更加牢固的基础，红军有了更加团结坚强的领导核心，人民军队的成长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
古田会议之后，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革命特点和中国军队特色的、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1951年8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毛泽东选集》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题解中指出：
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基本的路线还是这个决议的路线。[35]
罗荣桓元帅指出：
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36]
习近平也在古田会议八十五周年之际的2014年10月，指出：
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37]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17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2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17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4—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第10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17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9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18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六册，第512—5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0]同上书，第520页。
[11]同上。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六册，第520—5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六册，第521—5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4]同上书，第522页。
[15]同上。
[1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第11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17]《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第11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同上书，第79页。
[21]同上书，第81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同上书，第83—84页。
[24]同上书，第84—85页。
[25]同上书，第85—86页。
[26]同上书，第87页。
[27]同上书，第87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同上书，第95页。
[30]同上书。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98—10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同上书，第104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07—11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同上书，第113—114页。
[35]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一卷，第1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3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3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37]总政治部：《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二），第85页，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