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应当说，对共产党独立领导自己武装的重要性，许多共产党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周恩来、毛泽东就是较为突出的两位。
比如，“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就是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区委组织部长周恩来商得孙中山同意，于1924年成立的。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及其他单位选调5名共产党员担任铁甲车队领导工作，士兵则是从各地选拔来的工人和农民。铁甲车队排以上干部全部是共产党员，这些同志组成一个党小组，直接受中共两广区委领导，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和调动，均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因此，它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
1925年11月，中共两广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部分学生为骨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这就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名义上属于第四军建制，但是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向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汇报请示和决定的。
毛泽东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始终保持很高的警惕，在中央的会议上他再三提醒中央注意党和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而中央在大革命遭受惨痛失败后，也开始吸取教训，听取周恩来、毛泽东等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见，开始逐步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1926年12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北伐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广东区委的同志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的同志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主张。他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9]
1927年3月5日至4月3日，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报告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
毛泽东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0]
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1]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晚，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处，同其商量对策，正好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两人都主张坚决反击，但是遭到苏联顾问的拒绝。然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又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三个人都主张反击。周恩来随后又去找苏联顾问，但是仍然遭到拒绝。
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毛泽东组织农讲所部分学生，在武昌城内同武汉军分校学生一起实行戒严。19日，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将叛军击退。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邓中夏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周恩来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后因共产国际反对未能实行。
6月中旬，毛泽东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两百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他对大家说：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12]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在湖南期间，毛泽东曾同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13]
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讨论关于湖南农协策略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14]
7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昌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于是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
7月中旬，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派毛泽东前往四川，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
同时，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
7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每省农民运动要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并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
8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要他们向城乡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征调一切反唐生智的力量，牵制唐军对南昌的压迫；定出一个秋收暴动的军事计划。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指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
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5]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对党以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他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16]
八七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他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17]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提议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的书记。
8月18日，回到湖南后的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在讨论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18]在讨论暴动区域问题时，多数委员想发动全省农民暴动，夺取长沙，改变中央先夺取湘南然后发展为全省的计划；毛泽东则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但也同意以多数人意见上报中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民众对国民党普遍存在唾弃心理，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湖南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式开始。和南昌起义有所不同的是，秋收起义是用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的，毛泽东将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而南昌起义打的则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它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次重大起义为引子，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江苏、广东、江西等许多地区领导组织武装起义，先后达100多次，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各地的统治，对国民党“清党”反共给予了有力的还击。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犯了重大错误而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的陈独秀通过他颇具文彩的笔在呐喊着。只不过他对形势的分析仍然是悲观的。直到1927年11月，他仍然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他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因此，“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19]
但是，大革命失败后血淋淋事实已经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彻底抛弃了幻想，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路。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于1927年10月开上井冈山，攻占茶陵、遂川、宁冈等附近各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他起义地区大多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诸多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对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几次都提到。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秘鲁共产党代表说：
中国共产党开头时很小，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只有几个人。其余的，有的被敌人杀了，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消极不干了。但这几十个人，经过几年，就发展成五万人，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运动。当时我们没有准备搞武装斗争，不觉悟，没有事先准备好应付我们的同盟者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到了他叛变之后，我们才懂得了他的办法是杀人。所有的工会、农会都被关了，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当时我们从未打过仗，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军事对于我们是个生疏的部门，我们不懂。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我们一赶，只好去打。是谁教会我们打仗的？是敌人。[20]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再次回忆了这段历史：
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1]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第60—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第1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11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1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6][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7]《肖劲光回忆录》，第26页，第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8]卫华，化夷：《瞿秋白传》，第125—12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同上书，第1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上卷，第2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3]同上书，第217页。
[14]同上书，第203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册，第392—3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2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2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四册，第748—7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0]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第2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3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