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提醒说：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10]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参加统一战线，是为了借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打倒共同的敌人，同时在中国继续维持它的一党专政。因此，它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害怕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发动，力图控制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不超过它所需要和允许的范围。
确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的反动立场是明显的。在迫不得已的形势下，他同意了共产党提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建议，但是，他要维护他的“司令官”地位，他“溶共”“限共”乃至“灭共”的企图一天也没有放弃过。
早在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开始接触时，蒋介石就逼迫我党完全放弃对红军的领导权，要求实行单一领导制，红军不设总司令部，被我党严正拒绝了。
此后，国民党又在谈判中提出向八路军三个师派出参谋长及副师长、副旅长、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的要求，我们党同样拒绝了。
于是，国民党又提出了要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取消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改政治部为政训处，并且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的要求，以图动摇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我党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八路军中不设政治委员，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但是，我党的条件是：蒋介石不能派一个人到红军担任职务，红军设立总司令部。
即便在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建立，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国民党也一直没有放弃与我党争夺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权。
可叹的是，我党内部少数人也存在着试图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倾向。那个30年代初期“左”得可恨、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王明又从莫斯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他走了另一个极端。后来被人们称为右倾投降主义。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之为“十二月会议”）。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11]
王明赞成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并且顺应国民党的要求，提出我军应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这些思想当时在党内、军内产生了恶劣影响。
然而，此时的共产党已经不是陈独秀领导的时代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企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人民军队领导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会含糊的。
早在1937年5月，党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中央提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建议。尽管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代表大会已经考虑了未来的发展。鉴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可能出现党对红军领导力量削弱的情况，大会决定：在红军的“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保证共产党的单一领导。同时强调：“这是党的组织，它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12]
7月22日至27日，陕西三原云阳镇，中央军委召开了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了《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大纲》的报告。他明确指出，“改编后的中心问题——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要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就必须“保障与加强政治工作传统”。“保障工农成分占绝对优势”，“健全党的生活”等，实行单一首长制后，“师以上组织军政委员会，向党中央及上级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军队中党、政、军全盘的工作。此军政委员会之委员由中央及军委指定。”[13]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对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心中有数。会前，毛泽东曾致电党内主要领导同志：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14]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会议上以坚定的口吻明确要求：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会上，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洛川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了朱德、彭德怀的任职命令。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
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15]
红军虽然成了名义上的“国军”，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中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即“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军装换了，帽徽变了，但是红军的政治信念却没有变。
1937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任弼时任主任，傅钟任副主任。
1938年8月28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主任任弼时，副主任傅钟、谭政”。
尽管两次命令都以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但是，这一时期总政治部的命令、决定、指示等几乎都是以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傅钟、谭政等名义签署的。因为任弼时或者在前线、或者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基本上没有到职。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是由毛泽东兼代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38年8月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王稼祥接任。
1937年10月19日，在抗日前线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给中央发来了电报，他们认为：
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少单一首长感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地从组织上得到适当地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同时，最近阎锡山、胡宗南、陈诚、张发奎等感觉大革命时期党代表及政治部组织恢复之必要，且闻己向蒋提议。阎已要我们起草政治组织条例，并在其决死队内已设立政委。故我们更不应迁就友军。组织的具体改变如下： （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争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旅应设政治处，负责全旅政治工作之领导。（三）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四）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教员。（五）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六）以上改变意见，请即考虑电复。[16]
收到电报的第三天，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就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17]
10月28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示各师：任命聂荣臻兼115师政委，关向应兼120师政委，张浩兼129师政委（1938年起由邓小平担任）。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宣告：“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18]
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他鲜明地警告全党说：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19]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有一切东西。”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20]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21]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统一全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以及在全党全军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新四军的情况和八路军则有所不同。(https://www.daowen.com)
蒋介石所以同意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将游击队集中起来，一方面可以调虎离山，稳定“后院”；同时又可将他们送往敌后与日军直接较量，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来消灭之。
但是，新四军的活动地区是国民党的“后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南方各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22]新四军始终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因此，和八路军相比，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控制更加严格，国共两党争夺新四军领导权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
发生在新四军的几件大事，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一，关于新四军军长的人选
围绕新四军军长人选，国共两党是经过艰苦谈判的，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人选，但均不能接受对方的人。
此时，在十年前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北伐名将叶挺回到了国内，他表示愿意领导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这个军。
出乎意料的是，叶挺的毛遂自荐很快得到了国民党当局批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没有征得共产党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蒋介石匆忙做出这个任命，其实是错误判断了叶挺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就脱离了共产党，并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坚定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表明了叶挺疏远共产党的态度，不会再替共产党办事了。而且，当年叶挺独立团威震天下。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难以忘记这支部队。如今，日本法西斯疯狂地侵略中国，蒋介石也想利用叶挺的声望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
于是，他想乘机拉拢叶挺，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抓到自己手里。后来的情况表明，蒋介石的这种单相思是无法实现的。叶挺不仅紧紧地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而且在皖南事变被国民党监禁5年多以后又重新加入了共产党。
中共中央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也有个过程。
蒋介石的任命一发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反复进行研究。大家有两大疑问。第一：这个任命为什么不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国民政府迟至10月12日才宣布南方8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可是军长任命竟然抢在前面，似乎有一种迫不及待、强加于人的味道。所以，中共中央对这个任命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毛泽东要亲自考察一下叶挺的政治倾向再做决断。
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问题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要求，“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要求。”“留下五分之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23]
叶挺在南京则明确表态，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人当面商谈，如果中共中央不赞成，他可以辞职。
12月，叶挺被中共中央请到了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叶挺，专门为叶挺设宴接风。那些天，毛泽东尽管十分繁忙，还是抽出时间陪叶挺到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等地参观，并且同叶挺谈到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叶挺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四军组建的意见，表示将按照这个设想尽力去做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还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
一段时间的交往后，毛泽东真正了解了叶挺。于是，他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
会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24]
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叶挺十分兴奋，他在欢迎大会上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25]
第二，关于新四军进城和国民党进人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新四军在组建过程中是有教训的。红军游击队由于分散作战多年，对中央的指示精神或者不知道，或者没有深刻领会，在谈判改编中，个别地区的游击队吃了国民党的亏。
闽粤边特委书记兼闽粤边红军独立3团团长何鸣就是突出的一例。
他在同国民党第157师谈判时，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同意把闽粤边的游击队改编为保安队，并归157师指挥。1937年7月，当他按照协议规定率领一千多名红军游击队撤离根据地开进157师指定防区漳浦县城接受改编时，突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并被收缴了武器。事后虽经党中央的严厉交涉，国民党方面被迫送还武器，但人员却失散了。
闽中一支游击队被国民党方面骗到蒲田县城后，不但被缴械，大队长也被杀害。
面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着急。
中共中央于8月1日专门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和包围袭击”。“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与副队长，政治处主任及总支部书记的三人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一切工作。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均须改变以适合于新的情况。”[26]
10月1日，中央书记处就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中，专门强调：“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
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叶挺指挥闽粤边游击队诸问题致潘汉年等电中，明确：“我们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须在叶挺及国民党同意下列条件下：（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四）其它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27]
之后，中共中央又针对两党谈判中出现的新情况，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南方游击队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到游击队任职；游击队驻地应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严密防卫国民党军队的暗算、袭击和破坏。
毛泽东再三要求我军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三个方面：“（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28]”
毛泽东、张闻天还反复电示周恩来等，以后谈判时一定要坚持不准国民党插进我军一人的原则。
陈毅也对新四军有人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说，“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3年5年是‘长期’，3个月5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29]
从此，各地游击队都避免了类似问题的发生。国民党派到各游击队来任副司令、参谋长等职的人员都被我们“礼送”出境了。
第三，关于新四军政治工作偏差问题
新四军成立后一段时间，由于当时新四军党的负责人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认识发生偏差，导致了工作指导思想的失误。他们认为，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得罪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因此他们在新四军中不敢公开地宣传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而是把新四军政治工作搞成了对外对内两套，对外迁就国民党，宣传新四军是统一战线的部队，在《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领草案》中也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把国民党首领的演说宣言编成讲话材料在部队散发；对内则在执行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宣传共产党的领导，宣传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这种宣传教育上的两面性，导致了新四军部分同志思想认识的混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1940年5月，《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
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在鼓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当依照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目前策略路线出发，必须把阶级教育与民族解放教育正确的适当的联系起来。
在组织方面，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适用。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当坚决拒绝之。对战区政治部的命令，绝对不应服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反共的特务工作。
总之，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党的工作，我们应公开的说明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种特殊性，对抗战是有利的、必需的。八路军、新四军中之有共产党与其工作，正如其他军队中之有国民党及其工作一样，所以我们政治工作的原则、内容、口号与方法都是正大光明的，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外对内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内说共产党私话。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30]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在总结教训时再次对此进行了批评。1941年5月，《胡服（刘少奇）同志在干部会议上的总结》中说：
皖南搞了三四年，新四军到底是什么军队，现在来讨论一下，叫了人家三四年爸爸，我们到底是谁的儿子？项英讲，新四军是统一战线的队伍，统一战线是新四军的爸爸。那我们说不是的，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共产党是我们的爸爸。[31]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强调：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应国民党要求的。[32]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我们党的一系列政策的。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谈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