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党委制趋于成熟完善
我军党委制经历初创时期、曲折时期后，人们从经验教训尤其是几次波折给部队建设带来重大损失的事实中，逐渐认识到党委制存在的重要性，并且不断推动党委制走向成熟。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这种进程加快了。
军政委员会制度的实行，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的职责、组成方式与工作方式等都不同于党委，因此它在实施对部队全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在加强团以下部队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鉴于此，1944年4月谭政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了“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的主张。
1945年4月23日至6月21日，历时50天，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由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我军将由小兵团的分散作战转为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形势，会议总结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19]
根据党的“七大”精神，我军开始着手恢复党委制。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是我军全面组织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先行单位。1945年11月，该军区就通知各纵队，建立各级党委组织，实行对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并暂先逐级指定了纵队党委与旅党委的名单。1946年11月17日，军区政治部又起草了《党的团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党的团委员会的地位、性质、组织、工作都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在步、骑、炮各建制团中，均须成立一领导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的党的委员会，”简称“团委”。该条例颁布后，该军区团一级党的委员会的建立也进一步展开。1946年12月25日，军区政治部起草了《对于部队中目前党的工作意见》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他们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委的做法和经验。
晋冀鲁豫军区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要求部队组织军队中的党委会，认为：“根据晋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地进行。现中央正在草拟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在中央条例尚未发布前，你们可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将你们的经验电告。”[20]从此，全军团以上各级党委会就普遍恢复、健全起来。
1947年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党委员会条例。在此之前，我军颁布过党务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条例，但是没有党委员会条例。因此，条例的颁布是我军党委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使我军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有了基本的依据。
《条例》规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人民军队中建立起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21]
《条例》对党委的基本任务、遵循的方针，必须贯彻、发扬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委的产生，机构的设置、党委的职权和工作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条例》还规定，在已经建立党委的单位，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随之撤销。
党委制度在全军恢复以后，党的领导很快有了加强和改善。晋冀鲁豫军区曾经总结党委制度实施给部队建设带来的好处。
（一）党的政治领导加强了，部队中行动重要的精神政治措施，（不是每一件小事）经过党委民主讨论确定，然后贯彻到部队中去，使全党与部队在一定时期内有着奋斗的中心目标和方向，不致涣散。
（二）党委许多重要决定实行民主讨论的结果，领导上既发扬了党委与干部的积极性，同时又比较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能够保证决定问题较全面，较正确，较少的发生错误。
（三）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的结果，随时有着明确的中心和注意领导集团之间的以及部队的思想领导，能够保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更加团结及军事政治机关工作协同配合一致，军政对立的现象能够减少和避免。
但是，由于党委制恢复时间不长，还没有经验，不少党委书记只熟悉政治委员的“全权代表”制，不熟悉党的民主集中制，只熟悉政治委员的工作，不熟悉党委书记的工作，而一些党委委员又往往采取“列席会议”“等候布置工作”的态度，不善于运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因此，不少单位存在把首长制带到党内，名为党委领导实为首长、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情况；有的单位则把党委会混同于行政会，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讨论。
为此，各大区部队党委和政治机关都在1948年先后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或者组织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党委建设的初步经验，提出应当纠正的偏向。各大区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或者亲自到会，或者向会议做出指示。
比如，1948年5月，中原野战军（原晋冀鲁豫军区）召开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时总结党委建设问题。邓小平政委到会作报告，提出党委工作基本原则。刘伯承司令员原是准备来作报告的，因去前方指挥作战而作罢，他特地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向会议转达他的一个中心意见：
“我们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不管你是好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否则你如果因此便昏头昏脑的骄横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了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
他把自己摆进来说：“自己从一个旧军人成为革命军人，完全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22]
刘伯承司令员的这些话，很快传达到部队，对干部特别是有骄傲情绪的干部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在此基础上，为了处理好党委制恢复后党委建设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他指出：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毛泽东特别提醒说：
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意见分歧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23]
这个《决定》是对健全党委制经验的一次十分深刻的总结，因而在全军得到迅速贯彻。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报告时，又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从十二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毛泽东说：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好‘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班长’和委员还要能相互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https://www.daowen.com)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
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24]
毛泽东系统精辟、通俗易懂的论述，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健全党的领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此，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我军更加深入人心，愈加成熟起来。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35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2]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3]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册，第42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31、135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5]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册，第140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88—9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600页，第614—61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8]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81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9]同上书，第807页。
[10]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第3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3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2]同上书，第419—420。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第606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4]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第82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4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6]同上书，第99—100页。
[17]军事科学院政治部编：《我军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工作条例汇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14—11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印，1977年10月版。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423—4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册，第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册，第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1]军事科学院政治部编：《我军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工作条例汇编》，第15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印，1977年10月版
[22]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十一册，第493—495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40—13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44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