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政治委员制”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所谓“政治委员制”，就是指政治委员是部队的最高首长，而军事干部则处次要的位置，必要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种特殊的军队领导体制，苏联红军中曾经实行过，我军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也实行过一段时间，但是时间不长，范围也不广。在山西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戴着阎锡山“帽子”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又称为山西新军，相对应于阎锡山的晋绥军，也就是旧军）却在阎锡山的认可下实行了这种制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为应付山西面临的危局，深知靠旧军队是不足以抵挡日本人的进攻的，必须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同时他内心十分清楚，要建新军，非依靠牺盟会不可，只不过他对依靠牺盟会建立起来的新军能否为自己所用有所顾虑，因此尽管同意牺盟会放开手脚大力培养建军所需要的干部，但是，并未批准真正实施建立新军的计划。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不做这种冒险的尝试。他寄侥幸于日本人放过山西，只要日本人不进犯他的地盘，他就不抗日，他反对提“抗日救亡”而笼统地提出“抗敌救亡”，不提“抗日救国”而大提特提“守土抗战”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特别是在日军占领平津后集结主力准备西犯山西时，阎锡山才慌了手脚，沉不住气了。当薄一波试探性地向他提出正式组建新军的建议时，他一口答应，态度非常积极，而且要薄一波马上去办，先试组一个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团）。
薄一波把这件事报告北方局后，刘少奇答复：“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你赶快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过问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19]
正式组建新军的消息传出以后，牺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各种训练班的学员，立即响应，积极报名。山西新军的第一个团就从这3个训练团中各挑选300名学员组建而成。部队的名称原来准备叫“山西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把它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
1937年8月1日，也就是南昌起义十周年纪念日，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礼堂，山西新军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成立了。薄一波任总队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全队共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连，共2000多人，大多数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
1937年10月以后，阎锡山看到雁北、大同相继失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士气不振，想请国民党增援又怕留下后患，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个师主力挺进山西敌后，平型关一战首战告捷显示威力，促使他下决心扩大新军力量。
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正式向阎锡山提出组建5到10个旅的新军的建议。阎锡山同意先组建5个旅，并且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
即便有已经开办的13个干部训练团为基础，当时牺盟会掌握的力量也难以马上组建5个纵队（旅）。因此，薄一波决定首先组建4个纵队，每个纵队辖3个总队（团），目前各纵队只给两个团，纵队组建后自己再设法发展一个团。
为了控制这支部队，阎锡山坚持用他自己挑选的旧军官担任各级军事干部，薄一波则坚持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这种干部结构就使刚刚诞生的新军产生了薄一波称为的“难以想象的矛盾”，即“反动军官系统与革命政工人员的矛盾；对抗战动摇的反动军官与坚持抗战的全体队员的矛盾；落后的军事管理教育、无理压迫的统驭与寻求进步、要求一定的民主合理的新管理教育的矛盾；无知愚昧与科学进步的矛盾等。”[20]
针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党提出的策略方针是：利用山西当局的困难提出进步办法，使其不得不接受；把进步办法合法化，再用此种合法东西打击一切不进步的反动的东西；用阎锡山打击一切反动分子。这种策略在部队具体运用就是：我们所反对的都是阎锡山反对的，把斗争合法化。
例如，在新军部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阎锡山是有顾虑的，但是他对共产党这样做后军队战斗力提高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又是佩服的。不这样做，山西新军和旧军也就没有什么两样，这又是违背他建立新军的初衷的。一句话，新军离开了共产党是搞不成的，要调动共产党人的积极性使他们为自己利益所用，又不能不给他们一定的权力。两害相较取其轻，何况他认为新军各级军事干部都是他的人，因此当决死队成立之初，薄一波拟订《政治委员制度条例》送阎锡山审批时，他很快就批准了。阎锡山提了一个条件，而且是以商量的口气向薄一波提出的：政治委员是否都用山西籍人好些？薄一波很痛快地答应了。
《政治委员制度条例》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山西新军的合法依据。条例全文是：
第一条 政治委员为组织军队、政府派到部队中之全部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
第二条 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主任均受其领导。
第三条 一切军事政治命令训令等，均由政治委员、团长、政治主任共同署名。
第四条 政治委员遇必要时，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
第五条 对排级以上军事人员升调、开补由政治委员、团长之共同命令执行之。对排级以上政工人员升调、开补，由政治委员与政治主任共同命令执行之。
第六条 政治委员保证上级对部队之军事、政治领导作用与命令训令之绝对执行并协调军政关系。[21]
可以说，《条例》规定了政治委员在部队中拥有最高的权力。这种权力既包括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权力，而且规定了政治委员对纵队或团长以及政治主任的领导者地位，这就为确立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为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同时也限制了军事干部的权力。有了这一条，党同旧军官的斗争就有了有力的工具。
薄一波曾经回忆过这么一件事：
1938年5月底，决死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趁薄一波到阎锡山处开会不在部队之机，命令部队攻打临汾等地，强攻日军坚固工事，打阵地战，牺牲多少人也不在乎，而其实质是阴谋借日本人之手来消灭牢牢被共产党人控制的一纵队。薄一波从阎处回来后，严厉地批评他这种做法。鲁应麟不接受，薄一波就拿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对他说：“这里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之最高首长，我的命令，你要服从。你不听，你就走！我不要你。”又对他说：“你可以带上警卫员和你的左右手，其他一概不能带。”就这样把他赶走了。[22]
新军中的政工干部不仅充分利用《政治委员条例》和旧军官进行斗争，而且还运用其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
决死队成立之初，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就确定了训练军队的六项方针并且征得了阎锡山的同意，这就是：（1）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2）财政分开、废除打骂制度；（3）军队实行民主集中制；（4）加强战斗技能的学习与熟练；（5）做到瞄准射击与行军力强；（6）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
这就划清了新军与旧的军阀部队的基本界限。因此这些方针政策一实施，就暴露了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旧军官的本来面目，使他们孤立起来。有这六项方针作对照，旧军官就显得十分被动，政治委员则掌握了主动。有的旧军官贪生怕死、不敢打仗，政治委员就可以以作战不力的理由加以撤换；有的搞贪污、吃空额，政工干部就用开展经济民主的方式对付他们，这样一来，有些旧军官感到在新军无法立足，只好主动提出离队而去，他们原来掌管的一部分权力又到了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手中。
鉴于决死队的工作一开始就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很清楚制度、方针、纲领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真正要把决死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的军队，不能只停留在纸上，而要靠长期的扎实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去做。因此他们在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做好政治干部的思想建设，特别强调牺盟会、决死队政治干部要有自己的独特作风。这就是：
（1）“有为自己的坚定立场而奋斗的精神”，特别强调“领导机关及干部同志自始至终了解自己的地位，而为民族革命坚定不移地斗争着”。针对牺盟会、决死队领导干部面临内外两种“压力”的情况，强调要把握“这两方面袭来的危险，对外表现为反对官僚腐化的诱惑，对内表现为反对右的消极与左的盲动幼稚”。(https://www.daowen.com)
（2）要有“为了革命而艰苦卓绝英勇牺牲的精神”。强调提出“客观环境的成熟与正确的政治路线，只能说有了成功的胜利的可能。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以英勇牺牲艰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以赴之。英勇牺牲与艰苦卓绝是主要的力量，是革命的原动力，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原动力，为一个革命团体必具的精神”。
（3）“有大刀阔斧开辟工作的精神”。[23]
由于采取了以上一套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治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扎扎实实地埋头工作，使决死队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从新军组建开始到临汾失守之前，阎锡山对新军的态度是好的，支持的。因为此时他一直依靠的山西旧军腐败的一面已经充分暴露，部队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一败涂地，10多万军队损失将近五分之一，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就是这种现实写照。这种情况使阎锡山很难在山西人民面前有所交代，他必须以变革的面目出现，而且他要维持局面也需要依靠新生力量，而只有牺盟会和新军才敢于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就成为他当时能够依靠的唯一的力量。因此，对牺盟会和新军的发展和活动，他很少加以限制；对共产党人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和意见，也都能够采纳和实施。而且在公开场合或者小圈子内部，阎锡山对新军支持和赞扬的话也讲了很多，他说，“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是最坚决的”，“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们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24]。牺盟会和决死队是“革命青年”，一切办法都是革命的。他骂他的旧军官昏聩糊涂，不能向决死队看齐。
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阎锡山也深感旧的地方官员大多贪生怕死，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维持其存在与发展必须培养新的干部。正如他后来所说：“因为抗战需要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是具有极高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具有极大的抗战决心与革命热情，具有圆满的责任心与勇敢的牺牲精神，能（成）为民族革命的先锋和中坚分子，所以这些干部的教育必须是能充分合乎抗战的需要，求得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教育本身必须革命化、组织化、军事化、战斗化”[25]。
1938年1月20日在临汾正式成立的“民族革命大学”就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为了办好这所学校，他专门打电报请在运城的共产党员杜任之过来出任教务长，而且请他挑选教员，阎锡山则兼校长，办公室主任由梁化之担任。
阎锡山把“民大”的成立看做是第二战区“实行民族革命教育的开始”。他在开学词中说：“今日民族革命大学，在火线后方开学，大家乐于远道来此上学，足证是有坚决的革命志气。有坚决革命志气的人，定能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互相批评，检讨错误，以增加我们自身的革命力量。”[26]
“民大”设有军事系、政治系、民运系等，所设立的课程有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中的哲学”“土地村公有”等，还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民族革命理论和时事政治等抗日、进步的课程。
“民大”还创作有当时影响很大的校歌：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来自大江南北，太行西东，为着保卫我祖国，到这民族革命的中心。
我们是民族革命的战士，我们是民族革命的先锋，担当起民族革命的使命，争取解放，促进民族复兴。快齐着脚步，抖起精神，领导民众向前进攻，打倒侵略的日本，保卫我民族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27]
这首歌将阎锡山领导的山西称为“民族革命的中心”，同时又充满了激情，具有很强的号召性，很符合阎锡山的口味，他对此大加赞赏，并且工工整整地抄写到自己的日记中。
阎锡山将“民大”视作“本战区革命干部的策源地”，每日清晨都要到学校作课前讲话，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并且还特地为学校题写了校训：
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建立检讨批评制，过小组组织生活。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阎锡山重视“精神教育”和进步的一面。
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基本掌握了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山西的反共顽固势力是坚决反对的。他们不断制造舆论歪曲、污蔑牺盟会和共产党的政策，污蔑山西新军。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也对此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1939年9月，由牺盟会的同志起草，经薄一波同意，以梁化之、薄一波、郭挺一等牺盟会主要负责人名义发表的《论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文章，就是当时这种斗争的缩影。文章以阎锡山的讲话来证明牺盟会和新军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坚决地批驳歪曲、污蔑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政策的言论。由于此篇文章薄一波坚持要阎锡山的姨表侄也是阎锡山的亲信并早就确定为接班人的梁化之签名，因此发表后影响很大。
文章指出，“牺盟会是军政民化合的伟大力量”。“司令长官（指阎锡山）指出，‘何谓民族革命战线？将全民众组织起来，分别男女老幼分服战时职务。壮丁武装起来，作抗战的战士，不分前线与敌人后方全面积皆有。我们武力与敌人的武力奋斗，以若此广大的土地，若此众多的民众，任何国家亡不了我们。’根据这种基本精神，牺盟从最初产生之时，就深入到乡村、学校和兵营中工作，为组织广大人民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民众运动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建立人民的革命武装。”“与民众不能结合一起的军队，在坚持敌后方的长期游击战争中是很难存在的。所以牺盟在转入敌后开展工作之前，早就准备在民众中发动新的游击部队（自然牺盟也尽力帮助抗日的正规军），这种部队能在牺盟的领导下，执行‘保护人民、打死敌人’（阎锡山语，作者注）任务。”二战区的新军决死队等武装就是这样产生的。“人民是军队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牺盟会是人民的组织者和军队的政治领导者”。
“牺盟在艰苦奋斗过程中，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并进而创立了政治化、主义化军队的模范，影响了所有晋绥军走向新路。”
“军队要切实改造自己，彻底执行四新办法，变成‘保护人民杀死敌人’的革命军队，站在爱护民众的立场，为民兴利除害。”“军队如不按司令长官主张的革命路线，尊重牺盟及其他群众团体的组织和工作决定，任意地干去，结果是要失败的”。
“凡是牺盟工作最好的地方，团结就更巩固，抗战也就最有成绩，而司令长官的威信和地位也就愈加巩固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牺盟在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总是坚持着下述的几个基本原则，并且展开内部反错误倾向的斗争来保证这些原则的执行”，这些原则就是：“巩固并提高阎司令长官的威信和地位，巩固二战区在华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巩固并扩大牺盟的群众基础，充实健全自己的组织力量，发扬组织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面貌，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团结晋绥内部的一切抗战力量”。
“牺盟在其生存发展中，最困难最让人绞绕不清的要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态度及他们的关系问题。‘七七’抗战后，八路军奉中央的命令开进山西参加抗日。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大敌当前，危在旦夕。当时的客观需要是：精诚团结，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当局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涵盖一切，包容一切，不分彼此的领导所有在山西的抗日力量坚决抗战。顾大局、明大意、爱国家、爱民族的阎司令长官毫不犹豫地走了此路。而最忠实于中华民族，最忠实于司令长官的牺盟也就毫不猜疑地追随司令长官走此生路。”
“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谁想存在和发展，谁就必须深刻领会阎司令长官‘新能存在，旧则灭亡’的训示，遵照他的意志和要求去做。否则，终究还是‘无条件灭亡’”。“新旧的标准是什么呢？回答是：能否实行阎司令长官的学说和主张。”[28]
由于阎锡山在抗战这种特定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进步的一面，共产党人以“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话”的形式贯彻党的主张、掌握武装力量有了合法的有力的武器。因此，山西新军大多数部队的领导权都被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掌握，山西新军也就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新军最多时累计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共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余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成为山西土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特殊的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