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就不是一起的。”
1959年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彭德怀直言获咎，被免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职务，林彪窥探到了时机，接替了忠心耿耿的彭德怀的一切职务，成为我军核心领导人之一。林彪上台后，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林彪的所作所为，受到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抵制。对此，林彪以谭政反党、反毛泽东为由，将他归入了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1]，并称其为该“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
1960年底，在林彪的提议下，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但由谁接任谭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呢？
对这一人事安排，林彪提出了人选，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想到了一个人，他专门把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副主任萧华请到中南海。在毛泽东说明用意后，罗、萧当即提出让罗荣桓复出，毛泽东立即同意了。
于是，中央再度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这虽不合林彪的意，但是这是毛泽东定的，他也就不敢再提什么反对意见。但他从技术上进行了处理，就是不让罗荣桓的任命在报纸上公开。以至于到了1963年，新华社要对外发布我军领导人名单，总政治部主任这一位置还是空缺的。罗荣桓曾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2]。
在革命战争年代，林彪、罗荣桓多次搭档，“林、罗”甚至与“刘（刘伯承）、邓（邓小平）”齐名，他们的矛盾和分歧究竟在哪里呢？话得从红军时期说起。林彪是黄埔四期的“高材生”，参加红军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等职，每次领兵打仗总是旗开得胜，军事上算得上是一个人才，但他因为性格、个性问题，在每一个职务上同党代表（政治委员）关系都不很融洽。
1930年2月7日，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林彪尚未到任时，原红四军政委潘心源作为中央巡视员，奉命到湘赣边界和红五军开展工作，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也赴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会议未归，红四军政委一职实际上是空缺的。毛泽东为物色这一人选颇费脑筋。
毛泽东当时考虑，红四军是红军的主要力量，这支部队时刻都不能偏离党的领导，其政委一职必须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同时还要能与林彪这样的军长搞好关系。因此，这个人必须有宽广的胸怀，具有在一般问题上的灵活性和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的处事水平，既能同林彪合作，又能够开展党的工作。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选中了红四军前委委员、二纵政委罗荣桓。
罗荣桓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党的工作处于低潮时，他去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并担任党代表，后率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当时他在第31团，林彪在28团，彼此并不十分了解。
1930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代理政委。对于四军的发展，林彪更多地注意军事指挥，而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后勤工作等极少过问。罗荣桓十分尊重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的特长，为了让林彪集中精力考虑军事问题，他把其余工作主动揽过来，全力以赴做好。罗荣桓经常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他和干部战士吃住在一起，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妥善解决了开小差、溜号、团结以及生活等问题，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帮助青年委员会建立了军、师、团共青团组织。经过罗荣桓的努力，红四军的各项建设全面发展，也使心胸狭隘的林彪无可挑剔。一直注视着罗荣桓工作的毛泽东，看到这一情况后，对身边人员高兴地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嘛！”
1930年8月，军委了解到潘心源已经返回上海，不可能到四军任职，朱德、毛泽东乃正式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政委。
从1930年8月罗荣桓到红四军任职，一直到1938年3月抗日战争期间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返回延安，其间只有1933年5月至1935年9月两年多一点时间除外，林彪、罗荣桓一直在一起工作。后来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他们又再次共事4年。共事期间，罗荣桓一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林彪十分尊重，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他。
比如，在1931年8月的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有部分伤员、俘虏以及缴获来的枪支因没有来得及转移而被敌人夺走。这样的事在反“围剿”期间并不罕见。然而，罗荣桓作为军政委，却主动地承担了全部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相反，身为军长的林彪，不仅没有作任何检讨，反而将全部责任推到罗荣桓身上，借此还背着罗荣桓，向中央报告，说政委做政治工作无力，建议撤掉罗荣桓，换其他人来。(https://www.daowen.com)
1948年10月2日，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截获敌人一份情报：敌军在葫芦岛增兵4个师。林彪获得这份情报后，随即动摇了中央军委定下的先打锦州的计划，并于当日在既未与政委罗荣桓、也没有和参谋长刘亚楼商议的情况下，就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电，请求回师打长春。林彪陈述的理由是：“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由于林彪单独采取行动，直到第二天早晨，罗荣桓才得知林彪已经改变了攻打锦州的决心。对此，罗荣桓强压怒火，立即拉上刘亚楼找林彪，他们看过那份电报底稿后，当即表示这样不妥。但林彪认为锦州难打，并说了一大堆理由。
在这个关节口上，指挥员改变决心后果是严重的。罗荣桓感到关系重大，即向林彪表示，打锦州计划不能改变。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
林彪显然很不高兴，但是经罗荣桓再三做工作，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妥，便让秘书追回那份电报，但这时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刘亚楼问林彪和罗荣桓怎么办？林彪没有吭声，罗荣桓表示：“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决心攻打锦州。”
这封电报发出前即收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回电，“二日二十二时电悉”。你们“应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3]但当再收到罗荣桓起草的、以“林罗刘”名义的电报时，毛泽东10月4日立即回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4]
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在向中央起草作战情况的报告中，用林彪和自己的名义对此事作了自我批评，而且行文也十分婉转，尽可能地把问题写到自己头上。林彪虽然不乐意，但报告内容客观，无可挑剔，最后还是签了字。这件事也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这些情况毛泽东当然了解不多，总体感觉他们配合还可以。这次谭政被打倒，便又让罗荣桓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对于罗荣桓来说，中央让他复出的决定使他感到突然。因病只担任政治学院院长的罗荣桓，对林彪上台后搞的极“左”一套早就看不惯，对林彪、谭政之间的矛盾起因他是了解的。他心里明白，林彪整谭政也是为了整自己。但他出于对党和军队事业的忠心，还是服从到任了。
而这时的林彪对罗荣桓的态度，显然已经不再是红四军和辽沈战役时期了，他根本就不把罗荣桓放在眼里。他在军委会议上点名批判谭政，事前跟罗荣桓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更不用说遇事要通气协商了。
尽管林彪说谭政反党、反毛主席，抓“谭政反党集团”，但罗荣桓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带着疑惑在总政办公会上说：“他（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谭政被降职后，一时意志消沉。罗荣桓同他谈话，鼓励谭政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还安排他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发现情况随时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5]
罗荣桓一复出，就与林彪推行的个人崇拜以及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