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认为，共产党人从事政治工作才是革命的，学军事就是想当军阀
恩格斯曾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
大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确实够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牢记的！
一个幼年的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加入另一个党里以革命统一战线的名义，领导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一个大国的革命，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幼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则是致命的，它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
战争的主体是军队。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革命政党是否掌握一支有足够力量的武装。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就是对武装力量领导权的争夺。
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一个各革命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它既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又包括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并且随着革命的深入，这种斗争日趋尖锐。
敢于面对这种斗争，善于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武装力量领导权，是统一战线两派斗争的焦点。
但是，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恰恰忽视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问题。这一点在党早期开展政治工作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国共合作不久，中共中央通过《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要达这一目的，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宣传更重要于组织”。[1]
中国共产党人忠实地贯彻了这一思想。最突出的是，毛泽东自1925年10月5日就受汪精卫推荐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调进了萧楚女、沈雁冰等一批共产党人协助工作，沈雁冰回忆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2]
这种做法其实也使人们对陌生的政治工作产生一个错觉，认为，政治工作就是政治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就是空谈。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党代表、政治部制度在黄埔军校诞生，后来又发展到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其中共产党人在政治工作领域占了很大的比重。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柏林渠分别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应该说，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共产党人在做，其政治工作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如果运用得好，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确实是有条件控制相当一部分军队的。
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干涉加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幼稚的认识使得我们党丧失了这种机会。
周恩来曾经回忆说：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
……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以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3]
《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则规定，“本部为校长、党代表之政治教育的佐理机关，遵守总理遗嘱全部之意旨，专司本校一切政治工作。”“本部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坚定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4]
从《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中可以看出，政治部的职责就是两个方面：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任务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宣传。
和任何一个组织机构一样，要能够掌握它、控制它，使之为自己所用，离不开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两个手段。而共产党人占多数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及政治部既不掌握军官的任免，也不掌握党的组织，只是在从事政治宣传，而且这种政治宣传也是在为实现国民党的主张服务的。因此，毫无疑问，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而且，在革命形势和我党威信高涨的情况下，本来是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和建立干部队伍的良好时机，但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认为，“我们现在与国民党合作，就不应引起国民党不放心我们，尤其是军队应当是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中共中央甚至发文规定：“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5]
这个规定严重阻碍了国民革命军中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的部队便不再发展党员，还没有党支部的部队也就不再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了。比如，周恩来等人1924年就在黄埔军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但是，这种组织只能是秘密的，不但国民党不许可，就是共产党自己也不允许。
因此，尽管我们党派了大批优秀党员进入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工作，并且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军队中的发展是缓慢的、停滞的，许多部队没有党组织甚至没有共产党员。这就给共产党在军队中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虽然有如此多的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而且《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也规定：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军事指挥官同，所有人员须一律执行。必要时党代表有权直接指挥部队。但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国民党的，其贯彻的是国民党的意志。共产党人担任的军队党代表固然可以依照《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制约因素很多，一方面军内没有可以利用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就是国民党右派的军官和其他的旧军人，军队的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当时我党规定，不准发展担任团以上高级职务的国民党员军官加入共产党，以致有些军官要求入党也不敢发展。
朱德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早在1917年，由于在护国战争中表现突出，朱德就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1918年，他受命进驻泸州，仍然担任旅长，并且兼任泸州城防司令。有了自己的豪宅，待遇丰厚，生活悠闲。
但是朱德有自己救国救民的志向。他厌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希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他开始广泛地阅读史籍，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找历史的借鉴。并且自勉道：“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
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朱德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为了寻找革命的道路，1922年6月，朱德离开四川来到了上海和北京。这时，他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通过对共产党章程的了解，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他决心要找到这个党的负责人，并且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听说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朱德再次来到上海。他首先见到了孙中山并婉言谢绝了孙中山请他任职的要求。
朱德见到陈独秀是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他向陈独秀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和坚决革命到底的决心。而陈独秀却态度冷淡。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言谈举止中对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
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给朱德一生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十几年后他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6]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后来，他到了欧洲，找到了周恩来，经过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不准发展担任团以上高级职务的国民党员军官加入共产党，即便是共产党员学习军事、当军事指挥员也被认为有“军阀思想”而遭到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一种“只有做政治工作才是革命的”不正确观念，谁想当军事指挥员就是有“军阀思想”，这就使得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党员很少，军队指挥权主要集中于旧军官之手。
肖劲光1921年第一次到苏联留学时的遭遇就十分典型。肖劲光和几位共产党员刚到苏联时是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即根据个人志愿被选送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陈独秀访问苏联时得知他们在学军事，把他们骂了一顿，说，现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把他们几人又骂回了东方大学。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肖劲光第二次留苏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鲜血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拿起武器，就只能任人宰割。这次肖劲光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他和蒋经国是同班同学，还是蒋经国的党支部书记。[7]
在北伐胜利进军中，由于有力的政治宣传，沿途各省的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要求参军参战，这本来是我党壮大自己实力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我党也未能有计划地扩充和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新的正规军。
由于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作战中，冲锋陷阵的多数是共产党员，结果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越打越少，导致我党能够支配的军队也越打越少。如我党控制的武装——叶挺独立团，一路打到武昌，英名显赫，但是伤亡过半也没有得到补充。相反，国民党唐生智军（国民革命军第8军，湘军），原来不过1万人，北伐半年后发展为10万人。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夺取权力的企图和国共合作的诚意，使蒋介石放心，在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控制的情况下，陈独秀依然是一味退让。
此后，中共中央又批评湖北区委不应该让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要求已参加江西临时省政府的李富春、林祖涵（即林伯渠）等退出，还限令已经担任江西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辞职，否则将开除党籍。
中共中央还写信给担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专门指示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由于我们党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即便在蒋介石暴露其反动的真实面目，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后，我党仍然有相当的实力：黄埔军校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5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第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还是共产党人，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有一个叶挺独立团。
但是中央还是主张妥协。中央指示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中国共产党善意的退让不但没有使蒋介石收敛，反而更壮了他的胆子，他抓紧了分裂的部署。当他把一切准备好后，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可叹的是，蒋介石叛变后，“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瞿秋白曾指出中共中央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说：“党内部分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昧对蒋迁就，最后竟发展到命令上海的工人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这无异于将赤手空拳的上海工人送到蒋介石的屠刀下，任敌人宰割！”他自责说：“我作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也是有责任的。我们第一线斗争经验太少，书生气太重，对敌人警惕不够，以为读了点马列主义的书就是革命了。其实，仅仅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历史教训。”[8]
直到此时，我党在武汉地区还掌握有3万人左右的武装力量，至少可以建立起革命军队。但是我党却没抓住时机进行组织工作，对反动势力进行有力反击。
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还幻想拉住唐生智和汪精卫，企图依靠他们来进行东征讨蒋，为此不惜作出了最大也是最后的让步——交枪，解散自己的武装。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共产党员黄文容听说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了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
这种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举动，彻底葬送了党的武装，以至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时，我党只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是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