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政治部、党部成为“党军”三支柱
在广州东郊、珠江南岸，有一个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小岛——黄埔岛。这里距广州市区约二十公里，离虎门数十公里，是从海上通向广州的要冲。
孙中山考察了黄埔岛后，认为这个小岛四面临水，与城市隔离，地当枢要，便于兴学讲武，因此决定将国民党第一所军官学校设立在这里。
校长人选是办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孙中山颇费一番心思。开始孙中山想亲自担任，后来决定改派程潜当校长，蒋介石、李济深当副校长。孙中山想不到这个决定得罪了蒋介石，蒋因为没能当上正校长大感不满，于1924年2月突然不辞而别，经过上海返回了奉化老家，以此来要挟孙中山。孙中山于2月下旬派廖仲恺兼代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并且请叶剑英协助办理筹备工作，马上开始招生。由于其他人的劝说，加上原有的信任，孙中山还是派人于4月间请回了蒋介石，并且让他当了校长。
周恩来1943年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这样解释孙中山选择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原因。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以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总理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就叫他当了黄埔军校校长。[15]
招生工作也十分重要。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军校筹备处即开始办理招生工作。当时除广东省外，全国各省区大多在军阀势力控制下，因此招生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国民党一大专门向与会代表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回原籍后积极支持军校的招生工作，并且委托他们代为招生，广泛宣传、动员青年学生赴广州投考。
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指示各地党、团组织多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如共青团广州地委曾通知各地团组织，“现在国民党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地方拟派三、四同志赴考，来预备将来干军人运动”。[16]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代表回籍后，也迅速地秘密办理军校第一期学生招考事宜，如何叔衡回湖南后动员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
因各地青年报考军校十分踊跃，初试录取的考生总数就达1200余人，因此需要组织复试淘汰。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北各省考生复试工作。毛泽东对前来上海参加复试的湖南考生十分关怀，叮嘱他们说：“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17]
各地学生通过复试后再到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总复试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共产党员张申府因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因此被党组织派遣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他参加了军校考生的总复试工作，负责学生的口试以及临考笔试和评阅试卷。由于有共产党员的参与以及严格地坚持择优录取、严格把关的原则，军校学员的质量得到了有效地保证。
经过严格的选择后，最后正取学生350名，编为第一、二、三队；备取学生120名，编为第四队，总称学生总队。到9月，又从远道赶来投考的四川籍学生中，录取了20多名，另外军政部讲武堂的150名学生也一并归并到军校训练。这些学生就成了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共600余人。
学员们的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有留学生、大学生，也有中学文化水平，甚至有的连小学门也没有进过。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政治条件很好。学员多数出身于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很少。而且，他们大多数人有理想、有抱负，是怀抱着献身革命的决心投身于军校的。值得一提的是，在600多名学生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了十分之一。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黄埔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18]
徐向前元帅当年报考黄埔军校的经历恐怕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1924年，他刚刚23岁。他原来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员，生活能有出路。可是，自3年前从国民师范毕业后，在山西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等处先后教书2年，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教员的职务被辞退了。父母为他的前途着急，要他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
求亲告友做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干。他跑到太原自谋生路。寒冬里、大雪纷飞，徐向前每天徘徊在街头巷尾，正是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一天，他在街头遇到国民师范学校的一个同学，这人神秘地对他说：“你愿意去上海吗？”
徐向前问：“到那里去做什么？”
他说：“听说广州国民政府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
当时，徐向前的哥哥在太原军队中工作，认识一个姓郭的军官，此人愿意保举徐向前去应考。得此门路，徐向前甚为高兴。于是他又去找另外几个失业的同学串联。几天后联络了十几个人。
青年人的热情和谋生的愿望，使他们结合起来。虽然谁都不知前途如何，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借此机会，到大上海看看也很不错。有人甚至说：“今生今世，能到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于是，2月间，他们自筹路费，乘坐火车，直奔上海。
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徐向前到上海以后才看到。他发现，应试的条件和手续、规定有许多条。如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要求都很严格。如要求“能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要求“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还要求“身体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考试有笔试和口试。笔试要考作文、政治和数学，口试要“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等等。
3月中旬，徐向前等在上海环龙路1号进行了初试。考试前，他的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一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把握，作文也不怕，只有数理化怕不行。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考试后第三天，山西应考的十几个人都接到了录取通知。接着，给每人发了十多块钱，要他们到广州参加复试。徐向前回忆说：
“我是和十几个同学，从上海乘火轮船去广州的。大家在三等舱里，又高兴又担心，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有人说：听说广州卖猪仔（即出国当劳力），我们要是复试不上，就借机会到海外去。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心中有一番抱负，有一股求知、救国的热情，思想都比较单纯。经过5天多的海上行船，我们来到了广州这个著名的大城市。在兴湖旅馆住下了。此时的五羊城，和北方、上海都大不一样，革命的气氛很好，《广州国民报》天天公开登载革命者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一天，我们听说孙中山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三次，因为是头一次看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也多是广东官话，听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我们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听说过俄国革命，知道列宁和劳农政府，孙中山这时明确地提出这些主张，使我们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的决心。”
“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政治试题不难，由于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可以，数学、三角、代数，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复试下来，大家心里又凉了。每天蹲在小旅馆里，不知道命运如何，每天心神不定地等着。一天，忽然来了通知，想不到我们山西的十几个同学，全被录取了。大家十分高兴。”[19]
万事俱备后，1924年6月16日，现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正式开学了。
6月16日对孙中山而言，是个难以忘怀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他一度十分器重的陈炯明叛变了革命。他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军校开学典礼，也正是旨在表明要记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坚决为缔造一支“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而奋斗。
这一天，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亲莅黄埔主持典礼，并作了长篇演说。除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苏联顾问团出席外，当时依附革命的滇、桂、粤、豫等军的司令及各军各师的长官都参加了。学员们一律穿着苏联式的灰色卡其布军装和翻毛皮鞋，显得英姿勃勃。这是一支在中国旧军队中从未见过的新型军队。
孙中山的开学致辞，对军校学生提出了殷切希望。他演讲一开始就拿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做比较，指出：
“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https://www.daowen.com)
“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至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作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作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
“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20]
孙中山强调：
“俄国在六年以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21]
“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功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22]
孙中山在致辞中对如何造就一支革命军队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指出：
“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不明白革命主义的队伍，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
孙中山强调：
“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23]
黄埔军校的编制上基本是按苏联红军的模式组织，除校长外，还有国民党党代表、苏联顾问，设了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部。这一编制模式开创了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特别是党代表和政治部的设立鲜明地体现出了“党军”的特色。黄埔军校还设有公开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属国民党中央领导，下设区党部和区分部。在这些党部中，共产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军校开学之时，正值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之际，也正值中国大革命萌发之际。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的火红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英雄豪杰竞相表演提供了舞台。作为熔炼大革命尖兵的黄埔军校，积聚了各路人才。
中国共产党人最积极地参加了办校工作，派了很多党员来担任干部和教官。刚从法国巴黎回国的周恩来担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等任政治教官，聂荣臻、鲁易等任政治部秘书，金佛庄、茅廷桢等任军事教官、队长等职。
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了支持孙中山办学，也派遣政治、军事人才到中国。比如，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乃至政治制度的拟定，都一一过问。加伦等十几名苏联顾问则先后到军校担任了军事、政治教育工作。这些人都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并且在军事院校经过理论进修，因此是办好军校难得的人才。
在黄埔军校成立后，孙中山更是加倍关注着它的健康发展。孙中山除了亲自担任军校总理外，还派他的“得力臂膀”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在他日理万机之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军校的“学海楼”小住。
军校本着他的要求，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由环境设施到训练内容都注重灌输革命精神。军校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临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
经孙中山批准，军校校门上镶嵌了“革命者来”的匾额，两侧竖着“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校内重要的地方都高悬着耀眼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拥护三大政策！”孙中山经常亲自给学生们上课。他不止一次地教育军校师生，要“同学同道，生死共赴”。什么叫“同道”呢？他解释说，就是“为振兴中华，团结友爱，悲喜同心”。他还特地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倡导“团结”“牺牲”“战斗”三大精神。
1924年10月13日，当孙先生为谋求和平统一北上商讨国事，在行前接受全校师生的隆重欢送时，曾亲切嘱咐：“同学不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况日益沉重，但当他获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的胜利消息时，除了电告广州留守府转前方“不要扰乱百姓”，特别对当时随军冲锋陷阵与东江前线的黄埔入伍生团表示关切，电嘱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师生，不要把在学的学生用在前线，并说宁可损失一个营，也不要牺牲一名黄埔学生。
黄埔军校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便积极帮助孙中山组织新军队。1924年10月至12月，黄埔军校先后成立了教导一团和二团的学生军。1925年4月，扩编为一个旅，后又扩编为两个师。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从8月下旬开始，广东各派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党的领导体制。中央设总党代表，各级均设有党代表和党部，执行对该级部队的领导。总司令部设政治部，各军、师、团级司令部也设有政治部。
当时，廖仲恺担任了“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简称“各军党代表”，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接替廖仲恺担任“各军党代表”。随后，国民党陆续在各军任命各级党代表，故旧有的“各军党代表”一职便更名为“总党代表”。在总党代表下，初期的国民革命军，在军级大多只设“副党代表”，“各军本无副党代表之规定，现因各军不易觅任与军长资格相当之人才，而事实上党代表不在时，又无人负责，故拟暂设副党代表，于党代表不在时可代行职权，对党代表负责任。”[24]
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编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后缪斌继任；
谭延闿的湘军编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
朱培德的滇军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朱克靖（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
李济深的粤军编为第四军，（副）党代表罗汉（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后陈可钰继任。廖乾吾（共产党员）曾任政治部主任；
李福林的粤军（福军）编为第五军，（副）党代表李朗如；
第二次东征后，程潜的湘军改编为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
北伐前夕，李宗仁的桂军改编为第七军，（副）党代表黄绍竑，政治部主任黄日葵（共产党员）；
北伐开始后，湘军唐生智部，又宣布参加北伐，该部遂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副党代表刘文岛（兼政治部主任）。[25]
除了党代表、政治部外，国民党还在军队中设立了党的组织——特别党部。所谓特别党部，是因为军队本身已有严密组织，故军队党部与普通党部不同。特别党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接受党代表之指挥和政治训练部之指导。“此项制度，实为使军队党化，成为党的武力之必不可少者。国民革命军之得以保持精神上之特点，于此项特殊制度，实有甚深之关系。”“凡属国民革命军之官兵，皆为党员，全军皆不能离开党的组织及纪律。军队之系统，是由上而下，而党之组织，则由下而上；在军队一方面，固有阶级，但在党一方面，则同为党员，而无所轩轾。是以军纪、风纪之外，更有党纪，使成为‘铁’的组织，‘钢’的纪律；团全军为整个，完全接受党的训练、指导、管辖、裁制”。[26]
可以说，国民革命军的领导体系为党军体制。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体制最基本特点。
党代表代表党管理和统率所辖部队；军事主官则有治军之权，负责军队编组、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责任。凡有关军队文件、命令，均需有党代表签署，方能生效。这和北洋军阀的长官一人负责制完全不同，
由于这是国民党完全控制起来的新式军队，加之国民革命军官兵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人们便把它称之为“党军”。
在这个“党军”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活跃其中，甚至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特别在新兴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域更是共产党人的天下。8个军的（副）党代表有5名是共产党员。可以说，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势如破竹打垮北洋军阀部队，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发挥了骨干和先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