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
黄埔军校成立不到半年，对黄埔学生真正的考验就来临了。这实际上也是对孙中山倡导的“以俄为师”组建革命武装成果的检验。
1925年1月，鉴于陈炯明蠢蠢欲动，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宣言，决定东征陈炯明。东征军的主力，就是黄埔军校学生军的两个教导团，一共3000多人。
从数量上看，学生军远不及那号称10万人马的陈炯明的叛军。因此陈炯明及其手下的将领们对学生军实在是不屑一顾。
不但陈炯明看不上，其实相当多的人对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一般人认为，军事组织的性质是极端专制的，而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养成学生的自制能力，二者是根本抵触的。
但陈炯明和大多数人都忽视了，黄埔军校学生军的素质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变化。
学生军是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他们使用的全是由苏联供给的较新式的武器，除步枪和手榴弹外，还有重机枪、机关枪、十响驳壳枪和山炮等。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官兵受到过良好的政治训练，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条件，是一切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
队伍出发前，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出征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号召大家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而英勇作战。
根据他的指示，东征军将群众纪律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黄埔军校政治部向学生军规定了“三不纪律”（即不拉伕，不课捐，不住民房）。
周恩来还组织政治部人员编写了学生军《爱民歌》，要求全军人人会唱：“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瓦，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莫进城市占铺房，莫向乡间借村庄……。”[35]。
1925年2月1日，东征军正式开拔。他们高唱着“同志们前进！……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的《杀贼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前挺进。
周恩来是东征军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他始终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和大家一道行军、吃饭、休息、打仗。苏联顾问团成员也始终坚持步行，从不骑马。他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黄埔军校生的编组、教练、行军、作战。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和东征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则和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有意识地摆着架子，坐着人抬的轿子行军。蒋介石的亲信、两个教导团的团长何应钦和王柏龄，也故意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一路之上始终骑马，从未步行一步。
行军途中，黄埔校军积极展开宣传鼓动。学生组成一个约20人的宣传队，到处向农民工人宣传，散发传单、讲演、开联欢会、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等，还派人组织农民协会或工会。久困于战乱、对军阀部队充满仇恨与恐惧的东江人民对此倍感新鲜和亲切。
活跃的宣传和严明的纪律，使黄埔校军受到东江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人民亲热地称他们为“学生军”。一路上农民送茶送水，当挑运夫，报告敌情。
彭湃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广大人民“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夫役、向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凡党军所过地方，人民无不扶老携幼人山人海的欢迎欢送，甚至以酒肉来慰劳军士”[36]。
黄埔军校学生军将东征作为革命军的第一次对敌作战，第一次为主义而奋斗的作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在黄埔军校学生军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担任党代表职务，还是普通一兵，他们始终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少人为国民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军校新成立的两个教导团中，连级干部竟有半数是共产党员，营、连级党代表也多由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在攻打淡水时，陈炯明部熊略旅，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工事死守该城，阻碍东征军前进。教导团以10名官长和100名士兵组成的敢死队攻城，其中有8名官长是共产党员，如刘仇西、游步瀛、张际春等。第一个爬上城墙的是一名手持旗帜的共产党员，他负伤后，党代表紧接着抓过旗帜往上冲，士兵紧跟其后，爬上了城墙。淡水之役共牺牲3名排长，均为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勇猛杀敌，冲锋陷阵的果敢行动，极大地影响着广大的官兵和群众，东江人民称共产党为“为民众而奋斗牺牲之先锋队”。仅仅到3月底，第一次东征就胜利结束了。初露锋芒的学生军，以少数兵力大败陈炯明的主力。消息传开，震动了广东，也震撼了全国。
这之后，黄埔军校学生军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并且获得了彻底胜利。周恩来曾经满怀信心地表示，军校精神“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
193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
“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当着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前，当时旧的军队尚未改造，革命军队还未建立，所以虽有二十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地，而胜负不决。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新的国民革命军成立了两个团后，仅仅以新成立这两个团为骨干，举兵‘东征’，即得着东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克复潮汕，直抵闽境，并迅速扫平杨、刘。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当时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一铁的事实的教训，才决心以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继续成立新的革命军队，改造旧的军队，如是才有北伐的胜利”。
“苏联红军所以能够团结全国工农在残破困苦之中击败白党与外国的进攻，中国红军在过去十年所以能团结苏区人民进行残酷的战斗，西班牙政府军所以能团结人民与法西斯德、意侵略军及佛朗哥叛军进行坚决持久的战斗，这些‘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有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37]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9—3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2日。
[3]尚明轩：《廖仲恺》，第101—102页，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
[4]《孙中山选集》（下），第533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黄埔军校》，第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6]《孙中山选集》（下），第535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https://www.daowen.com)
[7]同上书，第537页。
[8]《孙中山选集》（下），第522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9]同上书，第576页。
[10]同上书，第549页。
[11]同上书，第573页。
[12]同上书，第579—581页。
[13]《孙中山选集》（下），第500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4]《孙中山选集》（下），第567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徐向前传》，第36—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0]《孙中山选集》（下），第950—952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1]《孙中山选集》（下），第958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2]同上书，第959页。
[23]同上书，第952—954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6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5]朱汉国等：《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第18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6]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8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黄埔军校》，第28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28]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黄埔军校》，第28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29]同上书，第199—200页。
[30]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黄埔军校》，第289—29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31]同上书，第309页。
[3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黄埔军校》，第31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3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黄埔军校》，第290—29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34]同上书，第311页。
[35]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一卷，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36]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一卷，第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3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2—9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