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议：解放西藏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当局驱逐伪蒙藏委员会代表时，借口‘防止共产党活动’，这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极端错误与反动的借口，显然是受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与挑拨，这是违背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利益的。久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奴役的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应该团结起来，揭穿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摆脱帝国主义强加给西藏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解放全中国。”
此社论如一声惊雷，使西藏当局十分惊恐。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他们慌忙调派藏军主力7000余人，在金沙江西岸和昌都周围的交通要道设防，妄图负隅顽抗。西藏当局加紧扩军备战，同时成立了藏军司令部，由噶伦朵噶·彭措绕杰等人负责。
虽然作了军事上的布置，西藏临时首领达扎等人仍觉藏军力量薄弱，难以抵挡人民解放军大军入藏。英国人理查逊向达扎献计：“应当向联合国致信呼吁。”
在理查逊的唆使下，西藏临时首领达扎决定派嘉洛顿珠和夏格巴两人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另外，达扎、理查逊还和英国间谍劳威尔·汤姆斯等秘密商定成立“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人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4国求援。但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严重警告以及藏族爱国人士、各界人士的同声谴责下，“亲善代表团”未敢到英、美等国活动，阴谋胎死腹中。
然而，西藏亲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自恃背后有美、英、印等国的支持，仍不死心。达扎等人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声称西藏是“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国家”，“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他知道近代以来，外国侵略势力一直对西藏虎视耽耽。特别是自西藏发生“驱汉事件”后，西藏问题急剧升温。根据最近得到的消息，西藏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国际敌对势力插手西藏问题，将会使西藏问题更加复杂化，会给解放西藏带来更大的困难。毛泽东认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后患无穷。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人发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1]
毛泽东明确地把进军西藏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任务交到了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肩上。
二野人才荟萃，战将如林，若单单是战斗任务，随便挑一个即成。然而，进军西藏却不同，困难远比解放内地大得多。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制的封建的农奴社会，人们的觉悟、认识还很低；那里不像内地，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工作基础，藏民同胞对共产党及党的民族政策还不了解；同时，西藏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道路也很艰险，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还有藏民同胞的风俗习惯、饮食都和汉族相差很远，战士们能否适应那里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这一切，都对率军进藏的将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刘伯承、邓小平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派谁率军进藏好呢？选人之际，不能不慎之又慎。
当时，62军驻西康，距离西藏最近，理所应当成为进藏部队的首选。但是，刘伯承、邓小平考虑到，62军来自第一野战军，让他们进藏不妥，恐怕有人会认为二野的领导处事不公道，关键时刻让一野的部队去“啃硬骨头”，而让二野的部队“吃肉”。所以，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要二野的部队去。
刘伯承、邓小平把二野3个兵团9个军的军政干部一个一个认真地掂量了一遍，最后选中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
十八军指战员整体素质好，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战士作骨干，是一支独立作战能力强、英勇善战的部队。张国华十五岁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富有军事指挥才能和开辟新区斗争的经验。(https://www.daowen.com)
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同时“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2]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刘邓进军西藏的计划，并指示：“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算起，则由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军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3]
1月1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在重庆曾家岩召见了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等十八军师以上的干部。
张国华在《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
刘伯承、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主席充分考虑到西藏的特点，对西藏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示我进藏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作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首长们要求我军很好地担起这个艰苦而重大的担子，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政委指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于我们进军解放西藏具有决定的意义。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的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4]
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治委员的阴法唐在《邓小平同志与西藏和平解放》一文中，则把当时的情景描绘的更加细致、生动：
1951年1月15日，在重庆曾家岩，邓政委和刘司令员召见十八军张军长、谭政委和师以上主要领导。
开会时，刘司令员先讲话，他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政委又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在宗教问题上，有其相当力量。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为什么要十八军干，主要是干部问题。[5]
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又向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报告，报告进军两藏的部署和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等事项。报告提出：“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全国政协代表）等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6]
2月4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个报告。此后，进军西藏的序幕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