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败家子’，不要滥用中央、军委的信用”

组建空军，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一件大事，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提出要尽最大可能满足建军的人、财、物需要。毛泽东主席曾经亲自交代刘亚楼：“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什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的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刘亚楼提出航空学校缺乏得力的政工干部，希望主席关照，毛泽东为此专门指示总政治部：在全军范围内挑选最适当的人选，担任航校政治委员。航空学校缺少政治教员，刘亚楼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报告，建议从北京高等学校选调18至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毛泽东第二天就做出批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三人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1]1952年2月，毛泽东还亲自与肖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用于买飞机。

党中央、毛泽东如此重视空军的建设，刘亚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我们一再提倡不当‘败家子’，不要滥用中央、军委的信用。”1949年10月，在他提议下，空军专门就经费支出规定了三条原则：一、时刻照顾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二、只开支为建设空军所十分必要的款项，而一切可以缓办或不办的，都推迟或不办；三、必须照顾到广大陆军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空军在物质生活方面绝对不能突出、不做败家子。^[2]

在刘亚楼倡导下，年轻的人民空军在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https://www.daowen.com)

对机场规格实行革命。1960年以前，空军修建机场都是按照苏联空军修建机场的规格计算跑道的长度、宽度、坡度和净空度，照这一规格修机场，要求条件比较苛刻，场地难选，占地面积也太大，给国家造成浪费。比如在西藏修机场，请苏联专家计算的结果是需要8500米的跑道，可是在那样的高原地区，很难找这么一块地方。苏联专家专门打电报请示国内专家，也说是9000米差不多。苏联的飞机设计师到中国来了，空军的人问他：“你设计的那种飞机在海拔4000多米高的机场上，究竟需要用多长的跑道？”他说：他设计这种飞机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在这么高的地方起落。专家们这些“差不多”“没想到”的回答，促使刘亚楼和空军党委开始反思以前那种一味迷信苏联规格的做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国内专家的意见，1960年12月，刘亚楼提出要对机场规格实行革命，他说：“现行机场修建的‘四度’（跑道的长度、宽度、坡度、机场的净空度）条件要求太高，占地面积太大，营房修建标准偏高，浪费国家资财，难以找到场地，而且容易养成部队的娇气。”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空军工程技术人员自己反复摸索试验，终于搞清楚，在西藏修建飞机跑道4200米就完全够用了，从而以最少的投资修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机场。又如，空军在青海修机场，工程技术人员经过试验论证，提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盐湖资源，用盐修建跑道的大胆设想。苏联专家开始时竭力反对，说搞不成。刘亚楼和空军党委果断地支持空军工程技术人员的设想，结果我国空军建设成功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用盐做跑道的机场，飞机起落感觉比水泥修建的还要好。经过几年的大胆实践，中国空军摸索出了自己的机场规格，按照这个规格修建一个机场，可以比原来规格少占土地720亩。可以为国家节省经费171万元。

在机务工作上贯彻“用烂用完”方针。刘亚楼和空军党委提出了一系列口号，如：发扬我军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断提倡“自力更生、照顾大局、咬紧牙关、过苦日子”的精神，反对“喜新厌旧、败家子、阔少爷”等坏思想、坏作风；强调飞机越是陈旧，器材越是缺少，就越要兢兢业业，把飞机的维护、修理工作搞好，使每一架飞机、每一台发动机、每一机件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对老旧飞机，空军党委提倡“一修再修、修而复用”。对老旧飞机的风险使用问题，空军党委明确指出，“要绝对保险才敢飞，那是不行的，要在一定保险系数下，冒一定程度的险。”“经过试验，有把握地冒险，‘七分把握，三分冒险’。”在某些情况下，经过一定的努力，仍然不能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时，就采取一定条件下的控制使用办法。如有些飞机不能用于作战就用于训练，不能飞特技就飞航线起落。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相关规定。

为了养成俭朴的风气，刘亚楼还在空军提倡学习一厘钱的精神，一个螺丝钉、一滴油地实行节约。在他身体力行下，空军机关形成了这样的规矩：起草文件必须用废纸，油印过的纸都要翻过来起稿用。内部行文不准用新信封和有笺头的信纸。信封也必须反复使用，先用钢笔写，再用毛笔写，最后翻过来糊好再用，一个信封用三次。刘亚楼说：“一张纸、一个信封，看起来是小事，可是整个空军算起来，节省的纸就相当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