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骑着骏马来到两河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路口等候迎接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从他的简历看，标标准准算得上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或者说是创始人之一。
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主任。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后，进入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他这种党内“老资格”的优越感，加上刚愎自用的个性恶性发作，给党和人民军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张国焘与党中央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就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要求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后，1935年6月16日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明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中央的这个方针，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认为，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容易。徐向前还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对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问题进行探讨，一致认为还是实行川陕甘计划比较好。
然而，貌似尊重党中央、要求中央指示“今后两军行动大计”的张国焘，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却露出了真面目。他没有同徐向前商量，就以张国焘、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的名义于17日复电中共中央，表面上接受向川陕甘发展，但强调了种种理由，主张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实际上是不同意中央的战略。
中央接到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十分着急，于6月18日、20日连发2封电报，说服张国焘、陈昌浩，并要张国焘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https://www.daowen.com)
6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首长首先赶到了懋功县两河口。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十分照顾历经千辛万苦、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不但给官兵送来了粮食、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
为欢迎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天下着大雨，为了表示对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的尊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站在路旁，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张国焘骑着骏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来到了两河口。
在欢迎会上，朱德首先热情洋溢地致欢迎词，然后，张国焘讲话。他一阵寒暄后，公开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西进方针。他认为，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四川）、康（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这个讲话，给两军会师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晚上，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这两位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这期间，陈昌浩也来看张闻天，这两位在莫斯科留学的同学，畅叙旧谊倒很投机，但是当张闻天一问到四方面军的现有兵力、装备和今后的打算时，陈昌浩却闪烁其词，环顾左右而言它。
张闻天在和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作了通报。他认为，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他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他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厚，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观念。
针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就如何维持和发展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有利形势，如何搞好两军的团结，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商讨。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因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
会议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在发言中也都赞同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以前他曾对部队宣传过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这时他得知了中央红军经过长途征战仅剩两万余人的情况，顿时野心膨胀。
此时，他心中反对北上，不愿攻打松潘，也意图保存实力，不愿承担攻打松潘的重任。但是，他明里又不好反对攻打松潘，于是，他摆出了种种困难，如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敌人强大，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等等。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由于大多数人同意中央的意见，加上毛泽东看透张国焘的心理后，十分耐心诚恳地讲道理，使他最后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同意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攻打松潘。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两河口决议，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而载入史册。
尽管张国焘已经对中央逐步表现出了无礼态度和争权野心，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认为：张国焘领导着红四方面军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在红军中特别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尽最大可能团结争取他一起北上抗日。另外，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中革军委也应当吸收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参加。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当时，张国焘对于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两军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随后，红军按照计划分头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