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首长五次指示王定南，高树勋将军终举义
令高树勋颇感到尴尬和为难的是，抗日战争的硝烟未散，一贯反对内战的他竟然会被蒋介石推到反共的第一线。
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让非嫡系部队和共产党去拼命是他的通常做法，效果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他派张学良的东北军去第一线；抗日战争开始，他让李宗仁率领杂牌军去保卫台儿庄；抗战一结束，他让阎锡山以及西北军向共产党打响第一枪。这就有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
1945年夏秋之交，我军反击阎锡山进攻的上党战役首先打响。
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派遣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十军、四十军及新八军总共45000人，在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率领下，沿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
领受这样的任务，高树勋是十分不情愿的。但是军令难违，他不得不执行。不过他一边走着，一边在思考着对策。
他在想，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好不容易盼来了和平建国、民主建国的曙光，现在蒋介石要借自己的手来破坏这种局面，难道自己真的要成为一个民族罪人？
他意识到，西北军也罢，东北军也好，和共产党一样，蒋介石想起来都是睡不着觉的，杂牌军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被共产党军队消灭，或者被蒋介石消耗掉。此时，著名的共产党人王定南正在高树勋的部队。其公开的身份是高树勋的好友、“座上客”，实际上是在高部做地下工作的。高树勋知道王定南的身份，但是他把王定南看成自己的知己，经常向他讨主意。这使得高树勋逐渐地向共产党靠拢。1945年8月1日，高树勋将军要王定南带上他写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一封信，从河南省南召县驻地出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山见彭总。
到了黎城县，王定南首先见到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当时两人正在指挥上党战役，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们听说王定南从高树勋那里来了，立刻安排了接见。
王定南把高树勋写给彭总的信，交给了刘、邓首长看。接着，他又汇报了高树勋近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受排挤、歧视的情况，其中着重汇报了高树勋的真实想法：
高处决石友三后，汤恩伯就对高手下的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进行分化、勾结，使六十九军脱离了高的领导，这事使高十分愤怒。特别是高和陈先瑞同志（共产党员）会面后，在国民党反动派中引起轩然大波，胡宗南立刻派李文的九十军，由卢氏县向蒿县移动，向高部靠拢，进行监督。对高的给养供应，更是严格控制。因高树勋当时处在内线的最前线，蒋介石认为一时不好收拾他，拖延至今未能解决。由于我们对高不断地进行工作，他深深感到只有靠近我党，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他才给彭总写了希望友好联合的信。[2]
刘、邓首长对高树勋的态度，表示热烈的欢迎。刘伯承司令员向王定南介绍说：“蒋介石已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准备向我各个解放区进犯。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两个军，已在同蒲路南端集中，准备北上。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的三个军已汇集新乡一带，高树勋的新八军也在内，其意图现虽不甚清楚，但可以断定是来抢夺抗战是果实的。”
邓小平政委接着说：
“你来得正好，我们也准备做这项工作。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在这一工作中迅速做出成绩。所以你要赶快回到新乡去，做好高的工作。”
邓小平还叮嘱说：“为了把争取高部的工作做好，要把党的工作组建立起来，工作组的党员由你提名组成。”
王定南考虑后，提出了工作组的另外三个人选：高树勋部的两个团长，我党地下党员田树清、周树一，跟随王定南在高部工作的王的爱人唐宏强。
邓小平当时就批准了为争取高部起义而组成的党的四人工作小组，并指定王定南为组长。
刘伯承看完高树勋给彭总的信后，对王定南解释说：“彭总已不在太行，到延安工作去了，我给高树勋写封回信，你带给他吧。”
他马上用毛笔写了回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欢迎高树勋将军和我党联系，希望他不断前进，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
10月上旬，王定南经过长途跋涉找到了高树勋的新总部——新乡。
王定南到达新乡的当天下午，高树勋就带着随从来到他的住处。一进屋，他就急切地问：“怎么样？看到彭将军了吗？”
“彭将军已回延安，但是我见到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三位首长。”王定南说着，便把刘伯承司令员写的信交给了高树勋。
高树勋聚精会神地看着信，脸部流露出异常兴奋和喜悦的神情。但他警惕性很高，怕蒋介石抓到把柄，当即把这封信烧了。
高树勋对王定南谈了他率部来新乡的经过，并半带讥笑地说：“老蒋封了我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王定南提醒说：“那是为了让你去跟八路军打内战，如果你能打败了八路军，他们以后再收拾你；如果你被八路军消灭了，他们是如愿以偿。”
高树勋哈哈一笑：“蒋介石耍的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我是不会上当的。”
接着，他向王定南提出一个建议，因为蒋介石曾给他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他打算这次乘新八军、河北民军沿平汉线北上，所经之处将国民党兵马及其收买的伪军，通通收编带往冀察地区。等到了北平以北的热河、察哈尔，长城内外一带后，再和我军联合起来，向国民党进行斗争。
他要王定南赶快再去太行，请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对他的建议作个答复。
等王定南赶到刘、邓首长指挥部涉县赤岸的时候，上党战役已经基本结束。我军主力兵团正连夜向平汉线运动，兵马络绎不绝，刘、邓指挥部也正准备向邯郸方向转移。
听说王定南又来了，刘、邓首长立刻会见了他。二位首长研究后，同意了高树勋的建议，允许他一个军北上。
王定南领受指示后，当即告别了两位首长，向安阳奔去。
但是形势瞬息万变，就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行动计划改变了，蒋介石要求高树勋的新八军、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三个军同时沿平汉路北进来进犯我解放区。而不仅仅是高树勋的一个军了。
因此当王定南还在半路的时候，刘、邓首长派人追上他，让他马上返回峰峰矿区。刘、邓首长的指挥部就设在矿区。
邓小平对他说：“把你追回来，是因为我们原来确定的方针就不适应了。”“党中央、毛主席来电批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拦国民党的这三个军北进，这已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刘伯承接着说：“国民党蒋介石是让十一战区这三个军进至北平，让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去侵占我东北。因此，我们必须守住南大门，掩护我东北部队。”
邓小平对王定南布置任务说：“你要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让他不要到冀察地区去了，而要配合我们完成党中央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上的战略部署，就地起义。”
刘伯承补充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让他当机立断。”
高树勋尽管有和我军联合的想法，但是要他马上组织起义，他思想准备是不充分的。王定南赶到高树勋指挥部传达刘、邓首长的指示后，这种反应就出来了。
王定南回忆当时他和高树勋谈话的情景说：
我说：“刘司令员、邓政委本来是同意你一个军北上的，但现在是三个军北上，毛主席已有电给刘司令员、邓政委，不允许三个军北上，让国民党实现在全国进犯我解放区进犯的战略。因此，刘、邓首长要求你配合我军阻止蒋军北上。”
他看了看我说：“现在？”
我说：“对，当前正是关键时刻，现在起义，对你、对人民、对国家都贡献极大。”
这时，我看高树勋的心情很不安，思绪十分纷乱，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向革命，我是有决心的，只是……”
从他的精神，我几乎明白他在想什么，便对他说：“像你这样寄人篱下，非长久之计，何不尽快走向光明呢？”(https://www.daowen.com)
他说：“四十军、三十军都是老西北的同仁，我如单独行动，他们必然被歼。这样，原西北军人会更加唾骂我。”
我说：“你要革命，三十军、四十军是不会同你一道革命的，他们会继续成为革命的敌对力量；如果他们早一天被我歼灭，对革命会带来好处。”
他接着说：“1940年，我杀石友三，西北军老人就责骂我‘不仁不义’，说什么石友三是该杀，但我不应该杀他，因为石是我的上司，不该‘以下犯上’。如果这次又因我使三十军、四十军遭到毁灭，旧西北同仁，会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专干不利西北军的事情。”
我说：“石友三是投敌有罪，人人得而诛之，你杀石友三是爱国的行动，人民是赞成的。”
他仍然犹豫不决，神思恍惚。
接着我又对他说：“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万不可优柔寡断！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
他叹了口气，接着又说：“还有一个问题，刘秀珍和你的夫人唐宏强，都还在徐州，如果我们马上起义，国民党一定会迫害她们的。”
我想这是个实际的问题，也是他目前顾虑中的主要问题。他和夫人刘秀珍是多年同甘共苦的夫妻。这个具体问题怎么解决，我应当立刻向刘、邓首长汇报。不过，我和高树勋告别时，还是劝他说，汉朝的刘邦为与项羽争天下，抛妻弃子在所不惜，你今天要走向革命，就不能计较这些。但你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我马上向刘司令员、邓政委报告，看他们如何处置吧。
这时，高树勋高兴地说：“对，对，你快去快回，我等着你的消息。”[3]
于是，王定南又穿过火线，连夜赶到峰峰矿务局的办公楼，也就是刘、邓首长指挥部。这时，双方的冷枪飞弹，不停地划过夜空。
10月28日清晨，王定南再次见到了刘、邓首长，他专门汇报了高树勋提出的两个问题。
刘伯承说：“他杀石友三，不是什么上下级问题，不是不义，而是他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人民和其他爱国志士都是理解的。“
邓小平则说：“他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重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很大。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
刘伯承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害。”他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而后对王定南说：“关于高夫人刘秀珍留在徐州一事，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你先起草个电文，我来批发。”
王定南当即拟了电文：“请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同志，派人到徐州车站，接出高树勋夫人刘秀珍等。”
刘伯承看了电文，签了字，叫了一个参谋立刻发出。
王定南临走时，邓小平再次强调说：“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出发，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
29日，王定南见到了高树勋，他把刘、邓首长的讲话，一字不漏地讲给他听，特别把刘、邓首长安排从徐州接他夫人的事告诉了他，高树勋非常感激。
这边，战况频频传来。我军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对高树勋等部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对高的起义行动起了配合作用。
当天，王定南又赶到刘、邓指挥部，向二位首长汇报了高树勋已决定起义以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刘、邓首长当即决定派李达参谋长亲自去一趟高树勋部，代表他们看望高树勋，鼓励他已下定的决心，同时看看起义还有什么问题，好做最后的商榷。
李达参谋长此行更坚定了高树勋起义的决心。因为李达原是老西北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所以和高树勋一见面，谈得很融洽。他们谈了对三十军、四十军应抱的态度，又谈了1931年董振堂、赵博生二位西北军将领，不满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江西“剿共”前线举行闻名全国的宁都起义的意义。李达还谈了西北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变政治方向，参加国民革命军并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受到全国民众欢迎和支持的情景。
李达还对高树勋说，如果高将军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权，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听李达谈西北军的这些光荣历史，高树勋显得非常兴奋、激动，他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他向李达明确表示：10月30日宣布起义。
10月30日下午，高树勋召开了总部科以上军官会议。
高树勋严肃地宣布了他要率部起义的决定，他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又打内战，我们坚决反对。十年内战期间，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小，蒋介石调动了百万大军，几次‘围剿’都失败了。现在共产党的力量比那时大几十倍，还想用武力来解决，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退出内战，主张和平。”
他一宣布，大部分军官感到惊讶、惶恐不安、不知所措。
高树勋接着又激愤地说：“我们新八军过去受蒋介石嫡系的歧视，大家都清楚。就供给而言，比人家差十几倍，还经常受到他们的监视、分化和吞并。我去西安时，还当面受到胡宗南的侮辱，这些年来受的气是说不完的。”
他讲的这些话，引起了大部分军官的共鸣。
当时，蒋介石派来控制高部的主要人物有：新八军副军长胡伯翰，事前已被高树勋设法赶走了；新八军参谋长王有度，人很胆小，不敢出面反对；总部军务长袁家洪，当时想起来反对，刚站起来要张嘴说话，高树勋马上把眼睛一瞪，把桌子一拍，严厉地说：“袁家洪，你想干什么？”这一声吼，把袁家洪给镇住了。
接着，高树勋就给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及十一战区参谋长宁明堂打电话，说明他要率新八军与共产党的军队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主张和平、民主，并要求他们也脱离国民党，站在人民一边。
马法五等接到电话后，如同晴天霹雳，惊慌失措。尤其是我刘、邓首长指挥的一、二纵队，在崔曲、旗杆章一带给敌四十军以迅猛的打击，三纵队像剑一样直插新八军和三十军的中间地带，拦腰斩断了四十军后退之路。马法五见事不妙，当即拔腿向南逃窜。
10月31日早上9点，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朱穆之、安岗等同志来到高树勋的住处，同高树勋热烈而亲切地握手。
刘伯承说：“高总司令，欢迎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
“高将军以大局为重，高举义旗，不仅为人民立下辉煌的功绩，而且为一切愿意和我党合作的国民党将领树立了榜样。毛主席、朱总司令对高将军的义举极为欢迎，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邓政委向您和全体起义官兵慰问！”
“毛主席、朱总司令如此关注，我们真是不胜感激！”高树勋感动地说。
接着，他请刘伯承等一起共进早餐。宾主纷纷举杯，共庆胜利，屋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饭后，高树勋和刘伯承商议，要向全国发一个通电。
其后新华社播发了高树勋将军向全国的通电。通电说：
“盖今日中国唯和平方足以言建国，唯民主方足以言团结，唯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
“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在此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的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于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离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雅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淤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独敝军之呼声，抑亦举国人民之要求也。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群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用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更有进者，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仍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唯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4]
由于新八军起义，邯郸战役形势突变，几天后，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就被我军俘虏了。
听到这个消息，高树勋高兴地说：“这就是一切顽固地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将领的必然下场。”
几天后，高树勋又得到了刘、邓首长指挥部传来的喜讯，新四军张爱萍师长派侦察员把高夫人刘秀珍从徐州接到了解放区。高树勋听了感激地说：“共产党办事，真是言必行，行必果，实在了不起！”他表示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