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
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思想长期受到禁锢。封建制度和观念，也广泛地渗透到了军队中，使中国的旧军队几乎没有民主可言。
我军建军初期，由于红军是由国民革命军、农民、工人等多种复杂成份构成的，封建的传统观念和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对军队影响很大，因此在一些军官中严重存在着随意打骂和侮辱士兵的现象。官兵不平等，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红军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在建军初期就开始在红军中推行民主制度。
1929年9月1日，陈毅在给中央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出：
红四军“在军团营连均设立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会员。全连士兵大会选举五人至七或九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五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一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十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十七人至十九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一人任主席。全军按每三十人或五十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三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一、参加军队管理。二、维持红军纪律。三、监督军队的经济。四、作群众运动。五、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某个问题建议或置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2]
红四军各级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陈毅在《报告》中指出：
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各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因此，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于经济上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红军有一副对联道“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再则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革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火伕头，同时到现在“火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3]
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有过描述：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4]
红四军活跃的民主生活，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建设。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余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剧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
“红军与普通军队大概从四方面去区分：（1）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2）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士兵造成一个好管理的奴隶；（3）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弟兄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4）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5](https://www.daowen.com)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湖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6]
毛泽东在当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蔽，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7]
然而，民主制度的实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虽然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并开始推行民主制度，但直到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时，红军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民主的问题，特别是肉刑问题还严重地存在着。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分析了肉刑的来源及废止肉刑的理由：
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份，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依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8]
为了尽快废止肉刑，毛泽东提出要“举行废止肉刑运动”，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修改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为了更好地推行民主制度，毛泽东还强调了加强对新兵及俘虏兵进行民主制度的教育，讲清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红军中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废止肉刑与辱骂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针对有人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严肃地提出，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认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因此，“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9]
古田会议结束后，各地红军普遍贯彻了会议决议的精神，这样，我军的民主制度就基本建立起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总政治部在1932年冬向全军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取消了士兵委员会，而是用列宁室取代。《中国工农红军俱乐部列宁室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在团、师、独立营及其同等之部队中可设俱乐部”，“在红军连队及其同等的部队和机关中，应设立列宁室”。但是俱乐部、列宁室的职能和原来士兵委员会的职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只是“依据自愿自动，自感兴趣，适当分工的共同劳动以及团体纪律的原则上，在红军战斗员和指挥员中进行课外的军事、政治、文化、卫生等工作，使他们能得到共产主义的教育，以巩固红军的战斗力”[10]的群众组织，并无关于保障士兵权利、发扬民主方面的规定，这就不能不使红军乃至后来八路军、新四军的民主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