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示将“古田会议决议”印发至连长一级，当教材熟读
还在全党全军整风运动普遍开始之前，1942年1月23日，谭政、莫文骅（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收到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针对陕甘晋绥联防军部队的实际情况，明确指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5]
这实际上就是军队开展整风运动的先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6日，谭政、莫文骅以留守兵团政治部名义发出《关于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训令》，指出：“《决议》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部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不正确倾向的存在，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贯彻执行《决议》。”[6]
《训令》还规定，从4月15日至7月1日为《决议》的集中教育期。上至高级指挥员、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把《决议》当教材，熟读牢记，把它的条文作为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
为了使《决议》的学习真正收到成效，留守兵团政治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了考察组，用几个月时间，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仅整理的调查材料即达4集13本之多。
在《决议》学习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从1942年7月起，中央军委派出以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肖劲光、谭政、傅钟为领导的考查团，检查了留守兵团5年来的工作。随后，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召开了高干会议（亦称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将近3个月，直到1943年1月14日才结束。
这次高干会议，是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高级干部一次成功的整风会议。
10月21日至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演讲》，联系党的历史经验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尖锐地批评了军党、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存在的同党闹独立性，不执行中央命令，以及军阀主义倾向等严重问题。他的批评在与会人员特别是在军队高级干部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针对毛泽东的讲演，与会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和深刻的自我批评，充分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自由主义和闹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地方上的官僚主义倾向，提出了改正的措施。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以及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军队问题的发言。
1942年11月4日，贺龙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他着重就“为什么要提出整军？”“整军要整些什么？”“怎样来进行整军？”作了阐述。
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演，内容包括《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向贺龙同志学习》《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他在《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报告中，专门提出“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他在肯定我军仍然保持优良传统的同时，指出军阀主义倾向正在腐蚀和摧毁着我们的优良传统，必须保持警惕，认真开展反对军阀主义的思想斗争。从而为军队的整风指明了方向。他指出：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的坏想法。他们要想自己培植一个系统，造成一种势力，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一些干部，若要调动他部队中的人员或干部，他是不愿意的，若要他自己离开原来的部队，他更是不愿意的。在对党的关系来说，往往是利用他在部队中的地位与势力和党对立起来，在他的脑筋中，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样他就会对党的领导不尊重，对党的政策不研究，更不必说去坚决执行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某些部队内，干部和士兵之间的关系，较之红军时代，起了一种变化。今天的留守兵团中，一般地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关系比之红军时代，恐怕要差一些。某些部队中的某些指挥员，产生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现象，产生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化思想。他们破坏了革命军队过去所建立的各种严格的优良的制度，甚至于浪费和贪污的也有。这种人的思想和品质是在逐渐蜕化着，他们已经不会真正去照顾士兵的生活问题，已经有着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即使有时对士兵实行打骂，他们也认为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些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从正确的原则关系变而为无原则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瞒上欺下，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挤，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却起着一种腐蚀和瓦解革命军队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部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之松懈与削弱，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威信也日渐降低。对部队中所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不去作积极的斗争和纠正，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这样就使一些不良倾向更加滋长，如嫖、赌、贪污、逃亡的现象，在某些部队中相当严重。”
“这不是说明革命军队的纪律松弛了吗？这不是说明部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是被削弱了吗？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种不良倾向较严重的个别部队里，简直是没有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地位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较之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一般地说，是差了一些。军队照顾人民的利益和帮助老百姓做事是不够的，而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压老百姓的事情，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人员的事情发生得相当多。军队遵守政府法令的精神不够，而破坏政府法令的现象却不少，比如私用法币，包庇走私，偷漏税收等。甚至有人这样说：‘有政策就是有违反政策的，有纪律就是有破坏纪律的，不然个个都是布尔什维克，哪儿还有开除党籍的人？’同志们，这就是他们‘坦白的’说出了他们对党和党的政策所采取的态度！军队中有些干部骂政府，甚至骂到边区政府的头上。他们对政府的一切法令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的。无怪乎有人这样说：‘政府的法令只能够拥护，不能够执行！’这便是某些部队对人民、对政府采取军阀主义倾向的结果。”[7]
为了检讨军队方面的问题，在高干会议后期，1942年12月6日，又专门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经过会议一番讨论，大家找到了军队中的两个重大原则性问题——军阀主义偏向和教条主义偏向。
谭政在会议上作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指出目前军阀主义在部队中的表现
“军阀主义倾向第一种表现，就是某些干部产生着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想要造成一种力量，培植一个系统，拉拢一些干部。”“军阀主义倾向第二种表现，就是官兵关系的不正常，官兵之间脱节。”“军阀主义倾向第三种表现，就是干部关系的不正常。”“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之极不正常，是军阀主义倾向之第四种表现。”“军阀主义倾向第六种表现，就是贪污腐化的现象，个人特殊化的现象，以及铺张的作风是相当普遍的。”谭政专门强调：“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煞，影响政治工作威信降低，是军阀主义倾向的第五种表现。”
他指出：“在我们部队中这几年来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倾向，这就是有意无意地阻止政治工作的进行。他们把政治工作列入从属的地位，认为政治工作是不必要的，是可有可无的，不给政治工作以物质保证，诬蔑政治工作为吹牛皮、卖膏药。他们不参加政治工作，不帮助克服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他们只是站在一旁说风凉话放冷箭，他们惟恐政治工作做出成绩，他们爱争权表功，成绩是我的，事情弄坏了是你的，这样态度简直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他强调：“政治工作对于军事行政、军事作战的任务有保证的责任，这完全不错的。但这不是说，政治工作除了保证工作一项而外，就没有它的独立的工作了，它还有许多独立工作要担任的。这就是说，它是有它独立的任务，不承认政治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政治工作只是跟随军事工作的某一具体措施之后的保证工作，这是减轻政治工作责任，客观上等于削弱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无论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或供给卫生工作，同是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于一架机器的组成一样，彼此只有分工不同，而目标是共同一致的。我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而不是减弱战斗力，彼此之间不是孤立地进行工作，而是共同地进行工作，因此要有分工，但又要有配合。”[8]
谭政还具体提炼归纳了革命军人的品质。
他强调：“我们一方面反对军阀主义倾向，同时要教育干部以革命军人的品质，并逐渐培养他们具有这样的品质。”
什么是革命军人的品质？革命军人的品质应当怎么样？
谭政指出：“第一，要有革命的人生观。”“第二，要有坚强的党性。”“第三，是勇敢的但又是和蔼的。”“第四，军队干部应当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第五，军队干部必须不断地求进步。”“革命的人生观，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执行政策中的模范，与不断的求进步，这就是军人所应具备的品质的五个标准。”[9]
从此次会议结束到1944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边区部队及全军范围内，展开了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使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