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谭政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万言“意见书”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不久，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开始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形势、任务的变化，对红军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使政治工作更好地为红军建设服务，谭政一直在思考着。
此时，他已调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长。尽管职务不算高，但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实践使他具有超乎常人的责任心和敏感性。他在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听了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后，思绪万千，难以平静。对新形势下红军的政治工作，他想说点什么。思考再三，他决定起草一个“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关于新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
1937年的春节，是谭政在陕北过的第一个年。然而，他却没有一点过节的心思。白天，他伏案写他的“意见”，夜深人静的窑洞里更是他做文章的好地方。近2个月的努力后，谭政终于写成了上万字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3月26日，谭政向党中央、毛泽东呈报了自己的“意见书”。
谭政在《意见》中写道：“党的政策的改变，使红军政治工作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第一，现在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矛盾，阶级矛盾应当适应于民族的矛盾。第二，从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到复杂的社会活动。第三，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许多旧的形式来充实新的内容。”
谭政强调指出：“不管红军怎样改变形式，但必须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唯一领导。一切破坏或分裂组织和领导的企图，均须受到无情的打击。”
谭政在“意见书”的最后，对政治工作人员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不怕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要求真正的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战争的发展与军队性质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性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要在总的原则与方针上，达到一致了解当前的任务，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一定目标去努力。”[3](https://www.daowen.com)
可以看出，谭政的“万言书”，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同时，也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在当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蒋介石企图逼迫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提出红军不设总司令部，八路军取消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制度，向八路军派干部等要求；党内也存在试图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倾向。特别是王明，赞成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大力提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和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等。因此，谭政的主张符合当时我党、我军斗争的需要，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谭政的这些思想，也正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当时正欲特别强调的主张。因此可以说，这是他跟随毛泽东近十年来，跟毛泽东学习政治工作的一次自我考试。显然，这次考试是合格的。《意见》书提交后，立即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很快就向红军作了转发。
谭政《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很快由中共中央加按语转发。按语指出：谭政的“意见书”，“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4]
谭政不久就入抗大第一期受训，毕业后即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主任等职。1937年10月，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外称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职，1942年5月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联防军统辖留守兵团和晋绥等部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又兼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而在这个比较长的时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是由毛泽东兼任的，因此此时的谭政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
如果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大发展，那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军队的政治工作此时也有了新发展，并日趋成熟。而谭政在这个时期，除了处理日常工作外，还写了不少政策性很强、对军队政治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成为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的组成部分。
当然，谭政在工作中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比如，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对他的文章多次提出宝贵意见；又如萧向荣，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此时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谭政撰写文章，总是主动去听取他的意见，至于谭政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文章，更是经过他这位主编之手的修改；还有胡耀邦，当时是总政主管干部、人事调配工作的组织部长，谭政在写《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时，得到了胡耀邦大力帮助。
因此，谭政曾谦虚地说，如果说他在抗战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是总政治部的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