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贺龙强调：“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抗日，是每一名红军指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是，要穿上国民党的军装，并要在国民党的指挥下进行抗日，在红军部队就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问题。应当说指战员们有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红军指战员参加红军主要是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对派的高压统治，或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报仇。有的人离开根据地后，他们的亲人被国民党军队杀死，有的几乎整村整村的人被杀害。试想一下，要与曾经夺去了战士们亲人和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白狗子”共同作战，红军指战员的心里能接受吗？原来的死对头变成了抗日战线的“亲兄弟”，并且国民党还成了大哥，这种变化实在太大了一点。
部队改编后，首先要换装、换帽徽。
一枚枚国民党帽徽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
面对这一枚枚青天白日帽徽，红军战士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在他们看来，那“青天白日”就像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它代表着残酷和毒辣，代表着凶暴和卑鄙。
于是，有的人拒不换装，有的人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的人甚至为此留条而去。
时任115师独立团团长的杨成武回忆说：
那天，我和大家一样，也领到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和一顶圆军帽。一看就知道，这是阎锡山部队的军装。另外，还有一块胸章和一块臂章。胸章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臂章上豁然三个大字：八路军。
通信班的战士笑笑嚷嚷的。他们都为得到一套新军装而高兴，对那两块胸章臂章特别感兴趣，围成一堆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忽听当的一声，有个铜钱大的金属掉到地上，接着有人叫道：
“这不是国民党的帽徽么？和蒋介石头上戴的东西一样，我不戴！”
我循声望去，见是我的一个警卫员。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了。此刻，他正睁圆两眼，气得发呆。……
他恳切地说：
“团长，我们把胸章、臂章都钉上，只把帽徽换换，还戴我们的红五星，行吗？”
我心情沉重地摇摇头，正欲向他解释，一个参谋喊我接电话。电话是罗元发主任从三营打来的，他告诉我：不少战士不愿意佩带国民党帽徽，对改编、换装议论纷纷。有的战士甚至怀疑我们不革命了，和干部争吵起来。
我和罗元发同志立即作出决定，团、营干部全部下到连、排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讲清改编的意义和必要性，坚决执行前敌指挥部的命令，全团必须在今天换装完毕。
放下电话，我自己迅速换装，……之后，我把摘下的红军八角帽[2]装进马褡子，虽然不戴它了，但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换装完毕，径直向一营驻地走去。二连一排住在村头一幢大院落里，还没进门，就听到一阵暴雨般争辩声。我的腿刚迈进去，争辩声顿时停止了，院内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我定睛一看，好家伙，地上扔着好几个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还被踩到烂泥里去了。几位战士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竭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气。
我说：“全捡起来，一个也不能少，丢了还没处补发呐。不戴它，国民党不让你东渡黄河抗日！”
他们沉默了一会，也许见我也戴上了这东西，于是把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我：
“团长，过去咱们的枪口一直是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来了？戴上它，咱们红军岂不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
“改编改编，我看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
“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吗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
三班长——一位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猛然把自己军装扯开，亮出胸脯上的一些伤痕，其中一处弹伤还未痊愈，闷声闷气地说：
“和国民党干了这些年仗，没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国民党军，这是什么改编？我就不改！我至死都是红军！团长你说，敌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不还了？地主、老财的地分不分了？那仇还报不报了？再说，要是苏区百姓见我们这身打扮，会怎么想？我们一块从村里出来投红军的共有十几个，如今只剩下我和排长了，我们要是戴上这玩意儿，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同志啊？”
三班长说不下去了，蹲下身子，捂着脸悲伤地哭了起来，哭得浑身颤抖，泪珠从指间渗出来掉到地上。[3]
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红军中，罗荣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闻名。
他耐心地听大家发牢骚，然后像拉家常那样，深入浅出地分析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新变化，说明大敌当前，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合作，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最终目的。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朱德也在运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积极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在120师抗日誓师大会上，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工作的。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就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消除一切疑惑，我们可以统一服装，穿灰衣服戴白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4]
贺龙、关向应在120师也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多次带头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光，顾全大局。
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以我本人来说，灰军装，过去我穿过；白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过去我打过。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很难受，痛恨极了，讨厌死了。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十年湖滨，跟国民党斗了十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灰衣服，戴白帽徽。我们虽然穿了戴了，外表是白的，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5]
贺龙的话，在干部、战士的心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从此“白皮红心”的比喻在120师深入人心，并且在八路军部队中逐渐传开。
刘伯承在129师以充分理解大家心情的态度，耐心地解释道：
“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6]
当然，还是有一些同志一时转不过弯来。(https://www.daowen.com)
杨成武所在团就有这么四五个人，都是江西和湖南籍的同志，其中包括那天哭得最凶的三班长。他们在部队开完誓师大会以后，竟然带着武器偷偷离队了。三班长临走时还留了张条子：“坚决不当国民党兵，回江西苏区闹革命！”有的人在临走前还流露：这里的红军“变了”，延安的红军不会变，要到延安去参加真正的红军。
杨成武回忆说：
我为此事一夜未眠，也没有时间再去寻找他们了。各级干部被我派去掌握部队之后，我向师部报告了这件事，同时听说其他兄弟部队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数日后，部队行进到蒲城县境内。中途休息时，一营副营长袁升平赶来向我报告：
“团长，我们营跑掉的人又回来了！”
“哦”，我一喜，“叫他们来。”
袁升平同志兴冲冲领来了两三个人，领头的就是二连一排的三班长。他憨笑着，腼腆地挪动双脚，悄悄地往后缩。
“你不是要到江西苏区去吗，怎么又回来啦？”我问。
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来想去，还是抗日最重要。家乡离这里千万里，怎么回去？就是回去了，乡亲们一旦问我：‘日寇打进来了，你怎么没跟红军去抗日？’我又怎么回答呢？……我在队伍后面跟随了两天，看大家确实是要东渡黄河，打日本鬼子去，我就回来了。”
其余同志也都分别讲了他们的情况。原来，这两天他们四处奔跑，转了二百多里，想投奔一支没有“改编”的红军队伍。谁知，所见到的红军队伍全部都改编成八路军了，而且都在准备出师抗战。于是，他们就回头追上来了。[7]
新四军的改编工作遇到的困难就更大。因为新四军是由游击队改编而来的，而坚持在南方地区的游击队所面对的政治、生活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防范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外界信息很有限，长期处于同外界尤其是与党中央、中央军委隔绝的状态，对全国形势的新发展和党的新方针、新政策了解很少。我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改编这一政策，他们很晚才知道，而且听到了也不敢相信。因此，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的工作十分艰巨。做这项工作的人所面临的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
在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时，陈毅不畏艰险，勇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根据中央指示，他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首先在江西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之后，陈毅奔赴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几年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消灭红军游击队，因此遇到改编这个新问题时，有的游击队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计谋，担心上反动军队的当，不肯下山。而当陈毅派人上山进行说服动员时，不少人竟被当“叛徒”杀害了。
陈毅十分焦急，决定亲自去说服他们下山改编。谁知一到山上，陈毅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险些被杀。
那是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一顶轿子，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在山上，陈毅对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陈毅还逐条解释了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
听了陈毅这番话，大家都觉得有理。但是，一提到国共合作，有的人马上想到了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想到了反动军队残酷的“围剿”；有的人还想到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情景。
于是，有人说：“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游击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合作？”还有人说：“你们看，山下就是国民党军队，我们怎么能轻易下山？”“是呀，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能下山改编。”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不但没听进陈毅的耐心劝告，甚至怀疑陈毅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
九龙山上，一个决定产生了：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陈毅被送到甘子山，这是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
途中，陈毅突然被捆了起来。当省委几个人研究对陈毅的处理时，绑在竹棚子边的陈毅听得清清楚楚，厉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这句话，把对方镇住了，他们不得不改变主意。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树林里进行公审。看到面前坐着的许多游击队员，陈毅想，这正是宣传党的政策的好机会，他用回答问题的方式又把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清清楚楚地讲述了一遍。
一些游击队员被说服了，他们对谭余保说：“把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的敌人有什么动静。”谭余保虽然也感到怀疑陈毅是“叛徒”不妥当，但是他想起不久前一名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的交通员到九龙山，其走后不久部队就遭到敌人的“围剿”，使游击队蒙受了损失的教训，所以不敢轻易相信陈毅。
数天后，九龙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撤退了。
谭余保左思右想，派了一名交通员到吉安去了解情况。当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当这名交通员把从吉安取回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和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送到谭余保面前时，谭余保又激动又愧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谭余保一边说，一边给陈毅松绑。
陈毅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8]
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红军指战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通过以陈毅、项英等为代表的党的干部的艰苦努力，到1938年4、5月间，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高度分散于40多个县，交通困难、通信落后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
当时也有少数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接受党的教育，不愿停止土地革命，拒不下山改编。
原活动在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的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不仅拒不下山，而且还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杀害了。
原活动在赣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也拒绝下山，并且杀害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
可悲、可叹的是：这两支拒绝下山的游击队，后来均被国民党军所害。
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是友军的关系。作战时需要统一行动，相互支援。要消除两党军队十年来的敌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的立场，这种相互戒备状态也不可能消除。
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对国民党坦诚相待。八路军出征时发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告抗日友军将士书》就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9]
这文章可以称为一篇讨贼檄文，也可称为是袒露互诚纯正的军人爱国心的不朽篇章，其字里行间所表露的是兄弟之间肝胆相照、剖心明志的情感。它既是讲给国民党军队听的，同时也教育了八路军官兵。
八路军将这份《告友军书》发给了几乎所有与八路军接触的友军将士们，并且在友军驻地和路口要道显眼的地方张贴。因此，在八路军、国民党军队及群众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