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2月7日下午5时，红军创立后第一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江西瑞金隆重开幕。到会代表共258人，来自红军第一、三、五、七、九军团，红军各军及学校，江西、福建、闽赣、浙赣四省军分区，湘鄂赣、湘赣、闽浙赣红军，红一方面军警卫师、独立师、补充师及军委直属队，赤卫队与地方武装，医院、兵站等。会议进行了6天。
对于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总政治部是十分重视的。早在1933年8月23日，总政治部就发出《关于决定举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说：
中国工农红军在几年来残酷的斗争中，锻炼了强大了自己。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了显著的成绩和许多的经验。但是可惜这些进步，这些成绩，还不能在全国红军中都一样的表现出来，许多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依然异常的落后。因为许多事实上的困难，我们没有能够把这些好的经验，普遍的应用于全国红军部队中去。
革命战争的剧烈地开展，迫切地要求在红军中加紧政治工作，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保障。
总政治部为着适应目前战争的紧迫的需要，特决定于今年广暴日的全苏大会闭幕之后，接着举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几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政治工作方向，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应用到全国每个红军部队中去。
这一会议的完成，全靠着我们准备工作的充分，因此，希望你们接此通知后，即刻进行：一、马上开始搜集材料，准备向大会的报告。二、在出席全苏大会代表中注意政治工作人员的数目，其中要有一个人能作报告并传达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决议。[9]
11月9日，总政治部发出《总政治部训令第七号——关于举行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训令》指出，“工农红军在几年来的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政治工作最低限度的基础。特别是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与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之下，政治工作已提高到水平线之上。为了初步的总结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并确定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本部特决定在二次全苏大会后，立即举行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训令》明确了这一会议两项主要议程是：“一、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基本原则问题）——总政治部报告”；“二、在目前战斗中战时政治工作的中心问题（战时政治工作），红一方面军指定同志报告。”[10]
围绕这两个议程，《训令》提出十个中心问题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搜集材料，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在所属报纸上展开讨论，广泛征求红色战士的意见，进行拥护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及慰劳全国代表运动。并且要“立即准备详细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至迟于12月15日前送来本部。”
因此，尽管当时红军正面临反五次“围剿”的艰巨任务，但是会议的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
在大会开幕时，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他说：
现在正是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战当中，我们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集合许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这里来开会，这是有特别重大意义的。
几年来，中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很多的英勇战斗，把红军从游击队变成现在正规的红军，把很小的苏区发展成现在这样很大的苏区。红军在几年艰苦斗争中坚强了自己，壮大了自己，积蓄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们不惜从战场上抽出一些同志来开会，为了总结几年来的经验，为了克服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的弱点，为了确定将来政治工作的方向与具体的办法。
大家都明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我们在今天来研究几年来的经验与教训，这在中国红军的建设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要使这一次会议能担负起他的伟大任务，更进一步地巩固与扩大红军，去打败我们的敌人，打败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海陆空军。[11]……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在大会开幕式上分别致词。
朱德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是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在我们今后红军指挥的统一上，在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上，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战胜全国国民党反动统治上，有决定的意义。
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也就是从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更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他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的，他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收得的伟大效果。尤其是第一次全苏大会后，成立了总政治部，红军政治工作特别进步，特别表现其伟大力量出来。在四、五次“围剿”中，我们红色战士与敌人肉搏，饭有时吃不饱，衣有时穿不暖，但没有什么怨言，一样英勇的作战，这可证明政治工作的进步，巩固了红军，从事实上表现了出来。[12]
他希望大会从“检阅”过去的成绩和缺点、加强赤少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集中一切力量来配合红军作战”、“从政治工作来领导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与战术，成为战术家的军队”、“瓦解白军、消灭白军”五个方面讨论出办法并且形成决议。
周恩来在强调了朱德提出的会议的几个主要任务后充满激情地说：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我们为着前线的胜利，我们相信大会一定能够完成这些光荣的任务，我相信，大会的成功，将要决定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胜利，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争取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去，把帝国主义国民党葬送到血海中去！[13]
由于前方正在进行着异常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因此大会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根据《红星报》1934年2月11日、2月18日记载：
第二日（八日）的全天，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同志作关于五中全会总结的报告。晚上进行分组的讨论。
第三日（九日）的全天，王主任（王稼祥）作政治工作报告。晚上，工农剧社组织了晚会。
第四日（十日），李卓然同志（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作政治工作副报告（战时政治工作），经过四点半钟的时间，下午进行大会的讨论，仅有朱主席的演说与袁国平、李翔梧两同志的发言。晚间举行分组的讨论。
第五日（十一日），继续进行大会的讨论。全天发言者有十六人，并有凯丰、陈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顾作霖三同志作关于团与青年工作、白军工作、边区工作的演说。晚间仍分组讨论。
第六日（十二日），上午继续大会的讨论，计有贺副主任（指贺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等十一人的发言，下午有周副主席关于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演说，经过了一点半钟的时间。最后有王主任作会议结论，贺副主任致《闭幕词》，宣布大会胜利闭幕。[14]
根据资料记载，在十一日的大会发言中，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知名人士外，其他为人们熟知的还有：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就训练赤卫队成为红军预备队的问题讲了话，中共中央少年先锋队队长张爱萍就少先队与红军的关系发了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也就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登峰造极，毛泽东被排除了红军的领导权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会议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左”的倾向。如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几位领导人的讲话中就提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同敌人“最后的决战”，是“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李德的讲话更是极力鼓吹“左”的军事冒险主义思想，多次把游击性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作为所谓“游击主义残余”“浓厚的保守主义”来批判，而宣扬所谓“阵地战”“堡垒战”的错误主张。
但是，毛泽东倡导的一些政治工作方针原则还是在红军部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许多主张已经被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认可并接受，因此，在朱德、周恩来亲自指导、王稼祥直接主持下召开的这次政治工作会议，就其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主要的或者基本的方面来说，还是正确的。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工作指导方针和原则，对指导当时和后来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确立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观念。把政治工作比作生命线，是当时红军主要领导人的一致认识。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讲话不止一次地提及这一点。
第二，明确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的政治工作指导思想。如朱德在开幕时指出：“在国内战争的时候，一切工作要服从战争，要集中一切力量来配合红军作战。我们政治工作同志不仅是在前方红军中进行工作，在后方机关都要有很好的工作，很好地配合起来。”[15]周恩来指出：“我们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16]“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政治工作要保障每一战斗胜利”。他在演说中直截了当地批评说：
首先，要打破一种观念，这就是过去与现在，有人认为政治工作人员不是一个红色军人。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是知识分子，就是说一方面工农分子不能做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政治工作人员只是“文人”。这是错误的观念，政治工作人员同样是红色军人。
过去政治工作人员对军事技术的学习及战术上的素养是非常不够的，这也是错误的。自然，我们反对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只注重军事，而放弃了主要的政治上的领导和工作的倾向，另外还要反对以为政委打仗可以在后面一点，政治部在打仗时没有什么事的怪论。至于说做政治委员只是监督，打仗可以不去，这种离开火线的政治工作，我们更是反对的。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上的胜利。政治工作要环绕在整个作战计划的周围，来实施部队的政治工作。[17]
第三，提出了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的观点。朱德指出：“两年来政治工作有很大的进步，哪样都有很大的成绩，但红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比政治工作要落后，所以常常与敌人作战时胜利大，牺牲也大”，“以后我们还要从政治工作来领导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与战术”，“我们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不仅是领导，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战术很艺术的来打仗。”[18]周恩来也指出：“我们还要加紧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还要从政治工作来保障。”贺昌则强调：“从政治工作上来保证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首先要求每个政治工作人员都来学习新的战术，也成为重要的任务”，“要使红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的素养与红军的政治自觉、英勇的与坚定性的巩固同时并进，才能更高度的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向铁的红军的道路迈进”。[19]
第四，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支部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会议开幕时，周恩来就提出了“反对忽视政治工作的现象，巩固政委制度，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党在红军中的支部生活，成为红军的血脉一样，更加保证战斗力的提高”[20]的要求。朱德则在演说中指出，要使“党在部队中起核心作用”，“我们的支部党员要至死不背叛阶级，在最危急的时候要准备拼命，子弹完了，刺刀用不得了，用牙齿都要咬他几口，直至最后的一刻。”[21]贺昌的发言则直接指出：“党的支部工作，对于巩固红军与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具有决定的意义”。“政治工作的进行主要的应依靠于支部，支部是直接接近红军战士的，是政治机关与红军战士群众联系的枢纽”。[22]
第五，系统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会议所作的《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系统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在行军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在战斗环境中巩固扩大部队和党的组织的工作、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的工作等诸多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对指导红军战时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改进工作方式。周恩来指出：“为着要保障每一个战斗的胜利，政治工作要非常机动、紧张、灵活、坚定和迅速。”[23]贺昌在闭幕词中强调：“我们要把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刻板的工作方式，从工作中坚决洗刷出去！在大会后，要与这些工作方式作坚决的斗争！要用具体的活的领导来真正的进行政治工作。”[24]
【注释】
[1]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册，第351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2]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册，第330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3]同上书，第331页。
[4]同上书，第332页。
[5]同上书，第342页。
[6]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册，第332—333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7]同上书，第331页。
[8]同上书，第333页。
[9]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459页，解放军版社2002年版。
[10]同上书，第490页。
[11]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617—61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12]同上书，第619页。
[13]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62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14]同上书，第677—678页。
[15]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62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16]同上书，第621页。
[17]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66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18]同上书，第620页。
[19]同上书，第665页。
[20]同上书，第622页。
[21]同上书，第650页。
[22]同上书，第666页。
[23]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67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24]同上书，第6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