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这是原则问题
两河口会议表面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张国焘表态也不错。但是，会议之后，他就采取两面派手法，对会议《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首先，他采取政客手腕，拉拢中央红军的将领。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他的手首先伸向这两个军团。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就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去吃饭，对聂、彭二人表示关怀，并说他准备拨两个团给聂、彭补充部队。
彭德怀在红军的影响力张国焘早有耳闻，尤其听说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对中央领导发表过不同意见，所以他特别在彭德怀身上下功夫。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张国焘）主席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2]
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信任，并带领红军为保卫中央安全赴汤蹈火、浴血奋战的聂荣臻和彭德怀当然不会听张国焘这一套。
中共中央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派出了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的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方。张国焘听说后，也赶忙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他对慰问团表面上很客气，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陪同，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慰问团接近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而且，慰问团还在杂谷脑期间，他就背着慰问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大肆散布他反对北上的主张。在会议上，他歪曲事实真相，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向北发展的主张是“右倾逃跑”。
本来，中央考虑让李维汉参加慰问团后，就留在那里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或者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然而张国焘不但不欢迎，反而派人看着李维汉，不让他出去与人接触。后来，中央又发电报改任李维汉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但是，事实上已经身处囹囵的李维汉感到无法担任这一职务，他不好和中央明说，只能向中央发报，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一职。中央这才明白李维汉的处境不妙，于是立即回电要他回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的一个重要干部，就这样被张国焘软顶了回去。
已经担任了中革军委副主席一职的张国焘此时自恃兵强马壮，加紧向中共中央伸手要权。他致电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并且背着总指挥徐向前煽动一些人，向中共中央建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任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致电中革军委，称自己十分希望红军能够统一指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要挟中央“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当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北进时，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他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在紧急关头，为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同志商量后作了妥协。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表态说：我这个党的总负责人（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妥，他认为，张国焘要抓军权，认为有军队就有一切，把党的总负责人的位置给他，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就麻烦了，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这时，朱德也提出把自己的职位让出，毛泽东也不同意。他经反复考虑，认为可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但军权不能让他全抓，于是同正在生重病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主动表示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出。这样，中革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3]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对于这次解决组织问题，彭德怀对毛泽东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回忆说：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4]
为了统一指挥，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立即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一、三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联系，而与中央的联系便隔绝了，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系也隔绝了。(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给蒋介石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的时间，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失去了东出北上的机会，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
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但是大权在握的张国焘不关心这些，他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何为“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一时都摸不清张国焘的真实意图。毛泽东通过多次去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终于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他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地提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妥善的解决办法。毛泽东认为，中央委员可以增加几个，但是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张闻天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张国焘尽管不服气，甚至对博古的批评大喊大叫，但是在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他还是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红四方面军中3人为正式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2人进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在会前商量过并取得张国焘同意的名单。然而，张国焘出尔反尔，会上要求再多提几个人。毛泽东机智地把他顶了回去。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增补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达到全部目的，而且受到严肃批评，于是对中央十分不满，对在会议上发挥主要作用的毛泽东尤其有意见。他一回到毛儿盖，就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不顾沙窝会议通过的《决定》，又提出了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的错误主张，拖延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8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要求他率领部队按照原定计划，立即出动。徐向前也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赶快向北出动，他回忆说：当时已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我想，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5]
在中央催促、徐向前等同志劝说以及客观环境的逼迫下，张国焘终于迈出了非常难迈的第一步，开始率部北上。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北上。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又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周恩来有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去左路军，他们均没有参加会议，四方面军出席会议的是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
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认为，目前红军存在两个前进方向：一个是向东转入反攻，然后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他认为，向西是退却。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陈昌浩、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强调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会议还认为，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陈昌浩、徐向前都表示赞成。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的正确性。
8月20日和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知其毛儿盖会议作出的新决定，接着，中央政治局也将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