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强调：“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
应当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我军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抗日战争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如何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大课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提醒全党、全军：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加以反对。[34]
毛泽东的这个提醒，在当时应当说是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的。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
第一，重新颁布我军纪律
纪律是军队的生命。具有严明的纪律，是我军的特征。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样，从服装上是没有办法区分的，但是，老百姓还是很快就能够判断出哪是共产党的军队，哪是国民党的军队，其判断的标准就是有没有严明的纪律。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经回忆说：“八路军威信的增高不只是因为打了许多次胜仗，也是因为它本身的模范行动。这首先是得力于‘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的执行。本来这‘三大’与‘八项’，总算起来只有十一条，但却是非同小可。套一个哲学公式来说，这十一条可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有争取民众，影响友军，实现抗日模范之大道理在焉。”[35]
关于八路军的纪律，其成立之初由朱德、彭德怀签发的《八路军总指挥布告》，就有了明确的表白。《布告》全文22句，简洁明了，读起来朗朗上口：
本军奉命抗日 为求民族生存
拥护中央领导 驱逐日寇出境
团结全国各界 联合法苏美英
保卫中华领土 收复失地完整
实行统一战线 抗日救国纲领
本军纪律严明 买卖照常公平
禁止拉夫拉车 禁止侵犯百姓
凡属中华同胞 一律保护认真
汉奸敌控间谍 严办决不容情
望我国人奋起 共负救亡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 大家共享太平
红军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是保持我军人民军队性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其内容是：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八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朋友和敌人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豪地主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打土豪”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老百姓的东西是“一针一线”也不能动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为了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一致抗日，我们党的政策是把一切拥护抗日、支持抗日的人都归属于人民的范畴，因此，拥护支持抗战的“地主”“土豪”也是我们党团结争取的对象。为了更好地指导、约束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调整的必要了。
为此，八路军、新四军都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纪律。
八路军颁布的仍然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是：
三大纪律：（一）实行抗日救国纲领；（二）服从上级指挥；（三）不拿人民一点东西。
八项注意：（一）进出宣传；（二）打扫清洁；（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物送还；（六）损坏赔偿；（七）不乱屙屎；（八）不杀俘虏。
为了形象而又潜移默化地进行纪律教育，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人心，八路军在《红军纪律歌》的基础上还编写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首歌在各部队很快传唱开来。但那时唱这首写抗战内容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时似乎有些拗口，尤其是唱到“不乱屙屎”这句时，似有不雅。可八路军不在乎这个，唱在口中总是一种警喻，能够起到制约作用就是目的。
新四军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将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作为非常重要的任务。江、浙等地是蒋介石集团起家之地，也是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地方，国民党在十年内战时期散布的“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等欺骗宣传曾经充斥城乡，加之宁、沪、杭等地失陷后农村秩序混乱，日伪的欺骗宣传，就使广大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有一种害怕心理。因此，新四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难度比八路军要大些。但是新四军克服了这种困难。外国友人爱波斯坦说：
八路军拥有数十万兵力，主要是在它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地盘活动。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盘内，要受在它来之前早已建立的军政当局的管辖。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八路军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单独作战的。新四军则是东战区诸种军事力量中的一种。它必须接受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仰赖它的财政和给养。在兵源的补充方面，它没有华北游击队那种自由。在争取群众支持方面，它不能像边区政府那样，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或下命令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新四军只能通过自己的言教和身教，向人民表明日军是可以打败的，它教给人民提高生产和增加收成，并为他们免费医疗。当租金和利息过分高，而地主和高利贷者又拒绝减少时，新四军鼓励农民救国会进行抗租抗税斗争，理由是，战争的负担本应由各个阶层平均承担，但富人并没有承担自己应有的份额。访问过新四军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新四军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
……南京和芜湖一带遭到了难以描述的破坏，日军无恶不作，生灵涂炭；土匪横行乡里，像恶狼一般，抢劫百姓。老乡们只求安稳过日子。一见穿军服的人，不管来自何方，只会使他们遭殃。新四军花了很多时日，才使老百姓相信，它的确与众不同，它真的是来为他们而战，并教会他们起来自卫。它不是用美丽的空话，而是用实际的行动使他们信服的。当它的部队到村里时，它不是吵吵嚷嚷，挥舞着武器，要食品，要住房，要劳役。它避免了军民之间经常发生的摩擦：中国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尽，进村时饥肠辘辘，而老百姓则对他们关上大门，因为群众的粮食也没多少了，不是士兵挨饿，就是他们自己饿死。新四军进村，却不一样。它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代表去同群众代表商谈，说明它要的东西是会付钱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当群众给指挥官送来猪、鸡等慰劳品时，竟被谢绝，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军队吃的东西，是出钱买的。而且部队首长还请农民吃饭，请他们给部队的行为提提意见。现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军是对他们负责的，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责任。[36]
相对于八路军，新四军颁布了“三大纪律、十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服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服从命令听指挥；（三）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十项注意：（一）上门板捆稻草；（二）房子扫干净；（三）进出要宣传；（四）说话要和气；（五）买卖要公平；（六）借物要送还；（七）损物要赔钱；（八）大便找厕所；（九）洗澡避女人；（十）不杀俘虏，优待俘虏兵，不搜俘虏腰包。
不难看出，新四军的“十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南方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比如，“上门板捆稻草”，北方的同志就不大明白，而南方人卸下门板当床用、铺几捆稻草当床睡却是习以为常的。
第二，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
红军改编后，军队还能不能保持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在部队换装、换帽子的同时，总政治部就给全军官兵颁发了一枚纪念章，纪念章名为“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当时采取这个举措，对于消除因为改编而使官兵产生的误会，鼓励全军发扬光荣传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罗荣桓同志当时在做官兵的思想工作时，就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胸前，他对战士们说，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也曾经深入随营学校各团耐心地给战士们讲“取红星”的道理，教育官兵继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
他说：我们取下“红星”不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
新四军名称的确定，其实就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体现。
把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最早是叶挺提议的。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这支部队继承北伐战争中“老四军”的优良传统。
“老四军”即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对第四军有一种特别的感情。1925年9月，叶挺担任第四军参谋处处长，不久又调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四军独立团任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叶挺指挥的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连战皆捷，屡建战功，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升任第四军第25师副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的部队被称之为“铁军”。
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这一建议，只是又加了两个字：“陆军”。
这个名称，中国共产党也是接受的。熟悉一点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不仅叶挺忘不了“老四军”的英名，毛泽东、朱德也忘不了。秋收起义刚开始，毛泽东将组织起来的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等到上了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后，部队就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正因如此，1938年1月10日，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人项英在军部机关干部大会上强调：在我国革命史上，有过两个第四军：一是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是叶军长当时所在那支部队，曾经是攻无不克，所向无敌，从广东打到武昌，被誉为“铁军”；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是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陈毅同志曾担任过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红四军打出了威风，成为工农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我们要保持和发扬四军的光荣传统，把新四军建成一支抗日的人民的铁的力量。(https://www.daowen.com)
为了强化部队对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的认识，新四军军分会还设想将“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为部队的代号。新四军开始时核定为八个团，他们准备就用“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各团对外的代号。如：一团叫“保团”，二团叫“持团”，三团叫“发团”，四团叫“扬团”，五团叫“优团”，六团叫“良团”，七团叫“传团”，八团叫“统团”。[37]
1938年春，当红军和游击队开始集中编组为新四军时，由于政治工作机构不健全，政治教育未能很好开展，因此部队散漫松懈、自由行动、小团体观念的游击习气比较严重，逃亡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大队长带队逃跑的现象。
项英对此十分着急，鉴于部队集中后和国民党军队联系增多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于3月16日发表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一文。文章指出，要尽快做好参战的准备，当前首要的是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马列斯（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战员更高的政治觉悟，了解自身的责任，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受任何影响而削弱自己的精神。”[38]
为了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新四军在成立第一年就将政治工作的总方针规定为“保持与发扬过去优良传统，忠实地执行统一战线，保持军队政治团结与战斗力加强，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中国革命彻底的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并在全军开展了优良传统运动。
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党这一时期在革命军队中开展的政治工作，既继承发扬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适应新的情况创造新的做法、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及时纠正偏差和失误，保证了红军、游击队改编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性质。
为此，抗战期间，毛泽东曾经表扬说：“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39]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3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这顶军帽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3]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第181—183页，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回忆贺龙》（续集），第1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回忆贺龙》（续集），第148—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五），第5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7]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第186页，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
[8]《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陈毅传》，第184—18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399—40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05—30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修订本）中卷，第42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2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1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3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34—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614—6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7]同上书，第61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同上书，第391—39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4—5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同上书，第394页。
[22]同上书，第39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6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4]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军事卷》，第15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25]同上书，第153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4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7]《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第51页，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
[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3—3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9]《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陈毅传》，第18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313—3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1]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六册，第288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第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同上书，第392—393页。
[35]傅钟：《八路军在晋北前线》，《星火燎原》（十三），第34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36]爱波斯坦著：《人民之战》，第250—263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3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5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38]《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第94页，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
[3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