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及士兵委员会的诞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开始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党在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次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并派毛泽东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秋收起义武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毛泽东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而分散退入农村的部队，他们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军民。
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多没有经过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一套的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计划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以及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部队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损失很大。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辞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境三湾村。三湾处在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是较大的村庄。
由于连续作战和疲劳、饥饿、疾病的袭扰，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已不足千人。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但也有少数未经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面前悲观动摇。很显然，不改变部队这种状况，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党怎样领导、建设自己的军队？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迅速着手解决这个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
首先是整顿组织，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离队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原则，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谭政大将回忆这段历史说：
远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部队从战场上收拾下来。每天总是从天未明就出发，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到达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着手改编部队。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自从长寿街战斗失败以后，湖南的敌人，拚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追赶，总想把我们这些革命种子，一下弄个精光。没有经过锻炼的“小娃娃”，那容易经得起这样的风波？弄得病的病，死的死，累的累，怕的怕，情绪非常不好。真像打了几十个败仗一样。(https://www.daowen.com)
到了三湾的第二天，师长集合部队讲话：“……现在人员减少，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听不下去了，只看到全场的人都瞪着眼睛，痴呆似的望着他，非常难过。
忽然，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同志出来讲话。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登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大家不住地点头微笑，特别兴奋。队伍解散以后，只看到一群一群地在那里谈论着：
“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1]
其次，是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毛泽东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这以前，支部设在团里，各连只有小组），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逐步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深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
赖毅在《毛委员在连队建党》一文中具体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泸溪失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队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逃亡现象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党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革命部队正在烈火中经受着锤炼！就在这支革命部队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同志展开了最紧张的工作。那时，我是一营二连一班的班长，每天行军，我都看到他那魁梧的身体，出没在战士们的行列中，今天在这个连，明天又在另一个连。他和战士们谈话，问他们在家里是做什么的？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最初，一连有些同志不认识他，以为是老百姓，便要拉他挑担子。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见过他的战士便说：“怎么能叫他挑担子！他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于是，战士们都惊奇地围到毛委员身边，看着他那和蔼的笑容，谁都从心里和他更亲近了，纷纷向他诉说自己的经历。
当时连队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是大革命时期在各地搞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有许多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革命组织受到反动派的摧残，在家乡站不住脚，便跑出来参加革命队伍。这些经历过失败和艰苦斗争，从反动派的刀口下跑出来的人们，对于目前这次的失利和艰苦生活，并不放在眼里。对他们来说，能够继续革命，能够拿着枪杆和反动派干，就是十分幸运的事。可是大家都还为一件事苦恼着，那就是当革命组织遭受破坏时，人都跑散了，谁也没有带组织介绍信，因而原来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现在都失掉了组织关系。
毛泽东同志自从在文家市收集秋收起义的余部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以来，每天不倦地找战士们谈话。正是为了了解部队情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部队中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另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候，由于党缺乏经验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虽然共产党员们在黄埔军校、在北伐军队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却没有抓住军权，也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没有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从而掌握群众。因而，一旦反动派倒戈相向，共产党员们不但抓不住军队，反而不得不被他们从各个岗位上赶走，甚至遭受迫害。
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紧要关头，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调查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那就是开始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且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2]
再次，建立连队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毛泽东在军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新兴事物给当时的士兵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们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
曾经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上将回忆说：
我在营里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士兵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士兵委员会成立的经过，首先是在党小组里面酝酿，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按党小组酝酿的名单提名，经大会一推举就行了。不是那么复杂的，也没有搞什么候选人，选举的名额，由连里面选出一些委员来，三个连的委员组成营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没有设立什么机关，没有专职办公，只是遇事开会研究。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务工作，一个就是抓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这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自从实行了民主主义制度，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了。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三湾改编的历史意义，罗荣桓元帅曾经指出：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