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再谈谈赴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开会的陈毅。
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厦门之后乘船到达香港，转乘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在胞兄陈孟熙接应下下了轮船。陈孟熙此时担任国民党川陕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少将军衔。有这层关系做掩护，陈毅住进了一家在英租界的旅馆。
肩负重任的陈毅刚到上海就开始工作。在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简要汇报红四军情况后，他一连好几天深居简出，赶写材料，准备系统全面地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工作。8月27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详细报告。
8月2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秘密处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以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对全国红军乃至全党建设十分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继续深入讨论，提出决议草案后再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9月1日，陈毅写完了中央要求的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的问题》。
陈毅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总的精神内容完全一致。他襟怀坦荡，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全面建设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1930年初，中央把《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中央创办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我们很值得宝贵的报告”，文章揭示的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
从8月底开始，李立三、周恩来就一次次地来到陈毅的客房，和陈毅一同讨论。这些讨论对深化陈毅的认识应该说是有帮助的。
需要提到的是，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中央曾经给红四军前委一封指示信，也称作“八月来信”。这封信是中央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7月9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他文件后，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于8月21日发出的。这封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回答。
陈毅到上海才看到这封信。因此，围绕信的内容和中央领导人作一些交流、探讨也是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把中央的指示、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全国的形势、毛泽东的思想以及自己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结合起来思考，使陈毅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有些甚至产生质的转变。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坚持的一些重要原则是正确的，红四军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旗帜，它的道路就代表着中国革命的道路。通过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同中央领导人进行接触，使他感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都达不到毛泽东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他意识到红四军“七大”选掉毛泽东可能不仅是与红四军发展有关的，甚至是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大错误了。
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使陈毅感受很深刻，以至于他多少年以后还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个人经过近一个月的研究和讨论，陈毅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得到周恩来同意并在中央政治局获得了通过。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https://www.daowen.com)
“九月来信”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
“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9]
在组织路线方面，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起草党的“六大”组织决议案的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对于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问题做出指示：
“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10]
可以看出，后来部队广泛实行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就有了雏形。
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的议论，“九月来信”断言：
“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战胜敌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11]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主要有“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12]
“九月来信”十分严厉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危害。认为，“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13]要求红四军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4]。
陈毅坚定地向中央表示，回红四军后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为了方便陈毅工作，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时，特在后面加了一段：
“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