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坚定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开始南下,这支部队总数达八万余人,远远超过了北上红军的数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更加尖锐了。
9月中旬,张国焘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他预言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他屡电一、三军表示“诚意”:“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
张国焘率部队回到阿坝后,立即开始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且对留在左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进行围攻,要他们表态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但是遭到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
之后,他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挂出“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横幅,张国焘在会议上发言,大肆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自己南下是“进攻路线”,并且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
会上,一些受张国焘蒙蔽的干部逼迫朱德当场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大义凛然,不予理睬。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出来要朱德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坚定地对张国焘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德这么一讲,会场气氛就更加紧张了。有人对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坚定地回答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会议在张国焘操纵下,通过了反党分裂的《阿坝会议决议》。指责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
1935年10月初,张国焘南下来到松岗卓木碉,此时,他的分裂活动达到了高潮,10月5日,他在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且自封为主席,同时还成立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机构。他以“中央”的名义,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其党籍,下令通缉;杨尚昆和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行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徐向前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15]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刘伯承等一直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朱德后来回忆说:(https://www.daowen.com)
“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是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16]
对朱德这段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后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称赞朱德“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自任“主席”的张国焘率领这支部队继续向南征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打了不少胜仗,但是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减员很大。特别是11月中旬红军在百丈地区经过一场恶战,毙伤敌1.5万余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百丈失利,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徐向前总结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17]
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关心着这支部队,经常告以全国形势,通报敌情,指示行动方针,转告红一方面军的胜利消息。
1935年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党中央立即把会议精神通报红四方面军,使红四方面军干部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
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和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和中央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益强烈,张国焘逐渐开始孤立起来。
1935年11月,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他受中共中央委托,积极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并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立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以后,他又多次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陈昌浩首先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也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劝他取消自立的“中央”。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他们还提出了过渡办法:这边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张国焘见处境孤立,被迫表示接受这个建议;中央从维护党内统一考虑,也表示同意。于是,张国焘于1936年1月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党中央的路线,但是一直拖到6月6日,他才被迫公开宣布取消伪“中央”,准备成立西北局。自此,历时8个月的张国焘伪“中央”,终于寿终正寝。
1936年7月1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到达甘孜,实现了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随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设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对配合朱德、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维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执行,有着重大的意义。张国焘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是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主要领导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在任弼时、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同志共同努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静宁实现了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