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一师第二团首创立功运动
荣立军功是军人最大的荣誉和梦想。对在作战、训练等某一领域贡献突出者给予记功的奖励，在我军已经是通行的做法。其形式也是相当隆重的，个人不但有立功证书，还有军功章；所在单位《光荣簿》上永远记载立功者的姓名和先进事迹；部队政治机关向立功军人家乡发立功喜报等。
立功运动，已经成为我军的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调动广大指战员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手段。这一运动追根溯源，还得追溯到解放战争初期。
1946年8、9月间，新四军第1师第2团遇到了一个难题。
部队刚刚参加了苏中战役，由于伤亡将近三分之一，特别是老战士伤亡了74%，因此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也就是经过改造后的俘虏兵）和参军战士（也即解放区来的新战士），其总人数占到了全团人数的一半。基层干部伤亡数量也相当大，因此战后新提拔了一大批干部，全团90%的干部都提拔了一级。
巨大的伤亡使整个部队笼罩着一种哀伤的气氛，加上战役结束后两淮失守，我军暂时处于被动状态，部队情绪比较低落，许多同志对前途失去信心。
而此时部队的任务又不明确，一会儿走路，一会儿打仗，变化不定。这使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很是为难：动员打仗吧，又可能暂时打不起来；告诉部队不打吧，又可能随时打起来。政治工作很难明确提出为部队任务服务的方向和口号。但是，部队的现状又迫切需要加强政治工作。
这种情况下，怎样找到一种既适应于打又适应于走；既适应于老战士又适应于新战士；既适应于解放战士又适应于解放区参军战士的政治工作方式，以求稳定和提高部队的思想情绪，不断增强战斗意志，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该团党委和政工干部在积极地思考和探索着。
基层干部战士的议论启发了大家的思路。不久前，部队参加了苏中李堡战斗，为了给选举英雄、模范积累材料，团里在多数连队建立了“功劳簿”，并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的口号。然而，出乎团党委一班人的想象，小小一本“功劳簿”竟然受到了基层官兵极大关注，大家都以上“功劳簿”为荣，其提出的口号也得到了广大战士的呼应。
答案找到了！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反复研究，团领导认为可以将记“功劳簿”扩大为全团群众性的“功劳运动”。
于是，经过认真准备，10月8日，团做出了《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指定专人向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动员。
团政治处编写了《关于功劳运动（向）部队讲话要点》，大张旗鼓地提出了“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有功不骄傲，功劳加功劳”等口号。团总支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建立头功”“既要自己立功，也要帮助别人立功”的号召。
经过各连酝酿讨论，在全团建立了“三证”，即：
个人有个“功劳证”，功劳跟人走，有了功劳随时记，走到哪里也光荣；
连队有个“功劳簿”，做到个人立功，记在部队，永远光荣；
家里发个“功劳状”，做到一人立功，全家光荣，流传后代。
由于宣传得力，措施得人心，功劳运动很快就在全团掀起热潮，并且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山东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和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发现这一做法后，很快决定加以推广。1946年10月10日，他们联合做出了《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确定在山东民兵自卫队中广泛开展立功运动，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积极协助主力部队作战，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1](https://www.daowen.com)
事情传到了延安，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11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称赞正在山东和华东解放区开展的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认为“为人民立功，做人民的功臣，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也是对人民的最大贡献，应当大大提倡和推广”。[2]
文章要求各解放区普遍开展这一运动，作为争取全面胜利的有力武器。
《解放日报》短评得到了各大战略区部队的迅速响应。
11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3]《自卫报》发表题为《所有连队把功劳簿建立起来》的社论，要求全军部队要在“人人当勇士，个个作英雄”“有功必赏、多功多赏”的口号下，普遍掀起立功运动的热潮。
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等部队领导机关都先后做出了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
12月3日和25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总结两个月来的经验，先后发布《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和《立功运动暂行条例》，号召全区部队“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并详细规定了各类单位及其人员立功的条件。《条例》还把功劳分为立功、小功、大功、特等功四种，并制定了相应的评定标准和奖励办法。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立功运动暂行条例》和随后在1947年6月续订的《立功运动概则》，对于全军立功运动逐步走向制度化起了重要作用。[4]
为了保证立功运动的健康开展，各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大力宣传立功运动的内容和意义，反复说明什么是功，为什么立功，为谁立功，怎样立功等基本问题，不断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克服“与其无关”，“不有功求、但求无过”，以及争功、嫉功等思想障碍。
对不同人员则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口号，以适应各自的水平，调动其参加立功运动的积极性。
比如，对英雄模范提出：“有功不骄傲，功劳上面加功劳”；
对党员提出：“党员做模范、立功打先锋”；
对新解放战士提出：“立功在今后，机会有的是”；
对无信心的同志提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对犯错误同志提出：“将功赎过，戴罪立功”；
对各行各业人员提出：“行行出状元，人人能立功”。
在作战、训练、生产中，也依据不同的任务和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口号。这样，目标明确，生动具体，号召力强，很快就把大多数人动员起来了。
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到1947年初，立功运动已在全军普遍开展起来。经过各部队的实践，这一活动确实调动了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促进了战斗的胜利和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在这种情况下，延安《解放日报》又一次发表了《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最近各地的立功运动已从前方扩展到后方，从作战扩展到后勤，从正面战场扩展到敌占区与游击区，从部队扩展到机关，这是很对的，应该普遍如此做的”。现在“特别紧要的”是“除在军事斗争各部门应继续普遍加强外，还应该在军民生产中间与土地改革中间、按着工作的性质与需要创立起规模来”，以“使全解放区在一切为着自卫战争胜利的总口号下，在军事、土地改革与生产这三大中心工作方面都有更大和更健全的成就。”这一社论就使这个运动走出了军事斗争各部门，推广到了解放区各项主要工作领域，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争立功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