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
回顾十八大以前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形势，在肯定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军队案件查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反映的情况看，党的十八大以前，部队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第一，理想信念问题。
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灵魂和命脉。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信仰坚定，“钙质”就不会流失，骨头就硬，就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丧失信仰，不是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就是变质变色、腐化堕落。
十八大以前，大多数领导干部信仰坚定、理想笃一，但也有少数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信仰丧失、理想缺失、精神迷失、宗旨丢失。有的认同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共产主义虚无缥缈，不信真理信金钱，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大师”；还有的当“裸官”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凡此种种，严重玷污了领导干部的本色，损害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人生如屋，信念如柱。柱折屋塌，柱坚屋固。”领导干部在信仰上退却一尺，就会在行动中滑出一丈，最终导致政治变节、思想变质、生活变腐、斗志变衰。像徐才厚那样，管灵魂的出卖灵魂，管反腐的带头腐败，管干部的带头卖官鬻爵，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乐，即使信仰信念讲得再多，理想宗旨说得再好，也都是空言空谈，只能让人产生怀疑，只会遭到官兵唾弃。[1]
第二，用人问题。
选贤任能，从来就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存亡之本，治乱之机”。闻鼙鼓而思良将。各级干部是武器装备的使用者、作战方法的创造者、军事行动的实践者，是军队建设的中坚力量。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须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如果选人用人风气不正，让“劣币驱逐良币”，不但会严重挫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会严重削弱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能否把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出来、任用好，直接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和未来战争胜负，关系强军目标的实现。
十八大以前，会来事的挤走会干事的，善钻营的淘汰善钻战的，这种选人用人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干部选拔上表现很多。比如，在选人范围上，个别领导干部喜欢看来头、看背景，在自己视野内和接触的圈子里选人；在用人标准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唯利，谁与自己走得近就重用谁，谁跑找要送就关照谁；在用人程序上，表面上按规矩办事，实际把标准搞成某个人的“私人订制”，把规矩变为潜规则的“漂白剂”。在这样的环境中，“千里马”只能歇步，“良币”只能靠边，接受过早被淘汰的命运。
用人导向是最根本的导向，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种“逆淘汰”现象，会产生很坏的示范效应，让许多人或身不由己、或心甘情愿地被裹挟其中。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为常态，自然会有人你行我效地选择跑官要官；当“不进圈子原地稍息，进了圈子跑步前进”成为惯例，自然会有人挖空心思地拉小山头、搞小圈子；当“背靠大树好乘凉，跟对人胜于跟组织”成为现实，自然会有人随波逐流地搞人身依附。正如古人所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2]
第三，公权私用、以权谋私问题。
从党中央、中央军委严肃查处的一批大案要案来看，徐才厚、谷俊山等腐败分子忘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党性原则丧失、公私天平倾斜，把权力当作寻租工具、变现机器，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不择手段捞钱敛财，用组织权力抬高个人威信，用公家资源满足一己私欲，情节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权力一旦改姓，“私”字就会无限放大，大得没有边际；“公”字则会无限缩小，小到难觅其踪。其危害绝非腐败分子贪占一点、奢靡一点那么简单，而是严重侵蚀党和军队的肌体，动摇党和军队的根基。徐才厚案件给党和军队形象、政治工作形象以及官兵对领导干部的信任造成的损害就是深层的、广泛的、长久的，其影响不可低估。
习近平语重心长地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与私这道选择题，选项只有“A”和“B”，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军队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肩上有千斤重担，身后有千军万马，更要一心为公、夙夜在公，坦荡做官、谨慎用权，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官兵、无愧于时代的业绩。[3]
第四，纪律涣散问题。
毛主席说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二者都不可少。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没有纪律的约束，党的组织就会软弱涣散，党的队伍就会一盘散沙，党的事业就会难以为继。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就是因为人人都想抽一块砖拿回家“辟邪”，你拿一块我拿一块，最后就倒了。如果大家我行我素、自行其是，今天违反一条纪律，明天违反一条纪律，那么党和军队事业的大厦迟早也会坍塌。
十八大以前，在一些单位，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把纪律当摆设，视纪律为无物，把“带电作业”当作一种本事、一种能耐，把违纪违法当作一种魄力、一种胆量；有的一事当前，首先考虑个人得失，考虑组织和工作少；有的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口无遮拦；有的热衷于打听、议论、爆料所谓内幕消息，信谣传谣造谣；有的搞上有纪律、下有对策，选择性执行、变通式落实；还有的执纪不严，搞“手下留情”“法外开恩”，违反纪律打个哈哈就过去了。所有这些，都是对组织的漠视，对纪律的亵渎，必须坚决纠正和革除。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始于整纲纪。严明的纪律，对军队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军队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各项法规，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保持政令军令畅通。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特殊和例外，谁越过红线，谁就要付出代价。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法纪执行力，让铁规发力、让制度生威、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制度化、经常化，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4](https://www.daowen.com)
第五，“两面人”问题。
清代小说《镜花缘》讲述了一个“两面国”的故事。那里的人长着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一张是慈眉善目的笑脸，另一张则是凶狠阴险的恶脸。一个长安人在这里待久了，也变成了“两面人”。荒诞不经的故事，针砭的是当时官场的丑态与积弊。
我们党和军队决不允许有“两面人”。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既是党员干部应有的道德品质，也是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品格。但是，在党员干部中仍有“两面人”。有的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有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不做，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带头违反。有的对上对下不一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有的见风使舵、巧言令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庸俗的市侩作风带到党内军内，还自以为得计。
王安石在《知人》中说：“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越是贪婪的人越伪装清廉，越是荒淫的人越伪装纯洁，越是奸诈的人越伪装正直。“两面人”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投机主义。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两面人”因迷惑性、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待到东窗事发，他们往往已成为大奸巨贪，让人大吃一惊、难以置信。
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党章明确规定，“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党员干部只有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才能心里无私无愧、手中有公有廉；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赢得官兵信赖、树立党员威信。踏实、朴实，做老实人，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如果这个传统丢失、“两面人”做派盛行，必将导致军心动摇、人心涣散，使军队失去凝聚力、没有战斗力。
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军队建设和带兵打仗的神圣职责，理应坦坦荡荡、表里如一，当“国宝”不当“国妖”，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为强军兴军注入强大正能量。[5]
第六，形式主义问题。
部队是时刻准备打仗的，玩不得半点虚假。形式主义可以欺骗自己，却糊弄不了敌人。平时花拳绣腿，战时必然折臂断腿；平时弄虚作假，战场必然丢盔弃甲。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甲午之战，中国军队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败在形式主义上。他们平时海训，船动而靶不动，平时校阅，“徒求演放整齐”。这种虚假训风演风布下的陷阱，上了战场就只能拿官兵的生命来填平。事实证明，形式主义图虚名、招实祸，误党、误国、误军。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号召全党“必须揭破它”，把这种毛病彻底改掉。然而，十八大以前，在有些单位，形式主义不但没有绝迹，而且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变异变种、易服换装，在一些时期呈现越搞越成套、越搞越高档之势。比如，楼房越盖越高，大门越修越阔，园林化有余，战斗化不足，只闻鸟语花香，不见真枪实弹。现场会规模很大，从经验介绍到领导讲话，从成果展览到课件演示，展示功能有余，推广价值不足。演习观摩背台词、念讲稿、编脚本，像演折子戏。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耗时费力、劳民伤财，于战斗力无补，对部队建设无益，有百害而无一利。
形式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何仍然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惯性思维影响，把开会当重视，把表态当落实，离开会议文电就不知道如何指导工作。名利思想作怪，不怕官兵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出名挂号的事抢着做，默默无闻的事不愿干；为了快出成绩、多出政绩，不惜造景造势、弄虚作假。担当意识不强，工作不落实、不尽责，一旦发生问题，就用会开了、文发了搪塞应付、推卸责任。
有人形象地说，形式主义是口井，限制了领导的视野；形式主义是堵墙，阻断了领导与群众的联系；形式主义是条绳，捆住了真抓实干的手脚；形式主义是块布，掩盖了工作中的矛盾问题。这股歪风不除，不但战时打不了胜仗，平时工作任务也难以真正完成好。
虚实之分，祸福之纽。战场从来不认同形式主义的东西，战争也从来不宽恕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为了求胜，必须求实；为了打赢，必须打假！[6]
第七，领导干部搞特殊化问题。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有权、岗位特殊，但决不能做“特殊一员”。从徐才厚等腐败分子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腐化堕落往往是从搞特殊化开始的。这一恶劣作风，严重背离党的性质宗旨，严重玷污党员干部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关系。搞不搞特殊化决不是小节小过，而是大是大非。特殊化就像致命的离心剂，对党组织公信力的损害是毁灭性的，对广大官兵信仰信念的冲击是颠覆性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党就采纳了刘伯承同志的建议，确定红军的“司令”称呼后面再加一个“员”字，意即在革命队伍中不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是普通一员。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是鲜明指出：“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这些历史细节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共产党员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但是，十八大以前，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普通一员”，把搞特殊化看成是正常待遇和价值体现，忘乎所以，妄自尊大：有的封妻荫子思想根深蒂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的横攀竖比，闹地位要待遇，违规使用公勤人员，长期占用多套住房，等等。
我军历来强调官兵一致，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形成了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新型官兵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为什么有那么多“解放战士”调转枪口打蒋介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都是一个“伙食尾子”，冲锋时干部喊的不是“给我上”，而是“跟我上”。
搞一次特殊，玷污一次形象；耍一次特权，失去一片人心。党员干部在很多方面已经享受了党和人民给的良好待遇，就决不能再谋求权力之外的任何特殊。如果说有什么特权的话，那么“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不负组织提携之恩，不负人民养育之恩，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7]
第八，文恬武嬉问题。
虎气血性是军人的图腾，文恬武嬉是胜战的克星。
一个人的精力投向与精神状态紧密相连。耽于副业“雅好”，必然玩物丧志、意志衰退、精神萎靡；贯注战事战场，必然心怀忧患、保持戒备、高扬雄风。
十八大以前，少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思游移、兴趣外移、精力转移，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不去钻研兵法韬略，却沉迷于古玩、字画、玉石，把个人嗜好发挥到极致；不愿投身于沙场练兵，却热衷于迎来送往，关注操场少、关心市场多，进指挥所少、上招待所多。诸如此类，淡忘了战争威胁，丧失了打仗本领，磨掉了军人血性。一旦有事，别说打仗，就连适应战场都很困难。
为什么有人“文恬武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主要是缺少钙质、没有肝胆，不具担当、不思进取、不谋主业，奉行“少干少出错，不干不出错”，消极应付、得过且过。在他们看来，反正职务按时升、军衔顺着晋，不如搞点副业、消磨时光。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一味贪图享乐，就会染上“和平病”，思想懈怠、斗志丧失；总是不务正业，就会染上“麻痹症”，缺失忧患、忘战怠战。兵法云：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如果别人在磨刀霍霍，你却在搞所谓的“雅好”；别人在钻研信息化，你却在搞所谓的“星级式”服务，怎能打仗？又何谈打赢？到头来，只能让和平积习滋长，虎狼之气式微。
领导干部的行为和喜好还是一种导向。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领导干部带头把打仗当作第一要务，全副心思聚焦战场，全部爱好服务打赢，才能引导官兵把注意力、关注点放在主业主课上。
邦境虽安，忘战必危。总以为我们处在和平年代，仗一时打不起来；总习惯“把刺刀插在地里”，不想着“执干戈以卫社稷”，就不配做一名军人，更不配做一名军队的指挥员。只有一丝不苟钻研战争，一门心思准备战事，一腔热血投身战场，敢于担当、担起所当，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8]
第九，把“责任田”当“自留地”问题。
军队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单位、每个部门、每个岗位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犹如一方方“责任田”，虽互不相同，却各有其用；虽彼此独立，却紧密关联；虽只是局部，却影响全局。“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只有把方方面面的资源整合起来，把上上下下的力量凝聚起来，才能攥指成拳、攻坚克难，提高部队建设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如果大家都固守“楚河汉界”，设壁垒、筑围墙，你防我、我防你，就会相互掣肘、产生内耗，相互制约、产生阻力，“铁指”就不可能攥成“铁拳”，“1+1”就不可能产生“大于2”的效果。
十八大以前，有的同志把“责任田”当成“自留地”，画地为牢、尾大不掉，搞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最大化，利用各种机会争地盘、争资源。
为什么在有些单位、有些部门，信息化建设、战场建设等重点领域统筹协调难、相互支持协作不够？为什么标准化建设搞了那么多年，但推动不易、进展受限？为什么在干部使用上不听招呼，派不进、调不出问题比较突出？原因和症结就在这里。
战争年代，我军不论哪支部队，让打主攻就打主攻，让配属谁就配属谁，“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新中国成立后，数十万将士听令而行，牺牲小家，戍守边疆，扎根拓荒，为新中国政权稳定作出突出贡献。军队历次编制体制调整改革，官兵无条件执行裁撤命令，有的在离营前夕接到抢险救灾任务，又精神昂扬奔赴一线，任务完成后依依不舍泪别军旗。正是这种以个体之失换整体之得、以局部之失换全局之得、以一时之失换长远之得的崇高精神和大局观念，使我军屡胜强敌、屡克艰险、屡立新功。
“观操守在利害时”。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公与私、得与失、局部与全局，都是无法回避的利益考验。如果谁的利益都不能碰，谁的“奶酪”都不能动，那改革如何深化、籓篱如何突破？每名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决不能以个人得失、当前得失、局部得失为出发点，而应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军队利益置于单位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投身改革。[9]
第十，忽视群众利益，甚至与民争利问题。
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习仲勋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时，道出心中的感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一支军队的胜败荣辱，最终取决于为谁而战。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我党我军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始终站在最广大群众的一边，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政权，有的甚至分崩离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失道寡助，被人民无情地抛弃了。
然而，十八大以前，在有些人那里，军民鱼水之情有所淡化，鱼水关系甚至颠倒了。有的只讲军事需求，不讲群众纪律；有的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甚至在军地交往时借机谋利；有的漠视军民纠纷，忽视群众利益。这些问题，损毁的不仅是军队形象，而且是靠山和江山；损害的不仅是军民关系，而且是民心和民意。
“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民心的流失，通常是渐进的、隐蔽的，也是致命的。犹如温水之于青蛙、蚁穴之于长堤，会使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陷入无法脱身的绝境。刘伯承元帅曾这样追问：“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为什么不跟别人走呢？”我们应该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时刻警惕民心流失的危险。查处徐才厚这样的军中败类，是我们军队有自信、有正气、有力量的体现，必将固本开新、提振士气、赢得人心。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民心所向、民意所在、民智所汇，构筑成撼不动的靠山、打不垮的江山。我军作为人民子弟兵，过去在人民养育下茁壮成长，今天也一定能在人民支持下更加强大。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奋斗”。[10]
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我们千万要深刻认识全军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极端必要性、极端紧迫性，从思想上真正警醒起来。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弊之源”。出现上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需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训。
从政治工作的角度反思这些问题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一讲教育，总是机关教育基层，上级教育下级，领导教育群众，而忽视了教育者本身。特别是对高级干部教育不够，挂空档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成为死角。部队教育效果不好，固然有方式方法问题，但与领导干部自身不过硬有着直接联系。“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顺”。徐才厚等人整天在台上说大道理，私底下大搞见不得人的勾当，知道底细的人会信他们的话吗？恐怕都会认为那不过是在装潢门面。有的领导说功好、做功差，以至出现“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现象。
二是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基层干部和士兵管得比较严，但对领导干部没有做到严格要求，对他们在用权、生活、交往等方面管理约束不严格，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不强，对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敢管、不愿管，甚至哄着护着，结果使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部队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违纪违规问题，大多是上级巡视审计和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本级党组织查出来的问题很少，甚至有的出了问题捂着盖子，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三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权力是需要监督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异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由于以前监督体系不完善，大家普遍感到，在许多单位和部门，上级监督太远，本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尤其是对主官的监督欠缺，对管人管钱管物部门的监督不力。各级纪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不能有力有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纪检、审计、巡视监督力量严重不足，人少事多矛盾突出，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力量也需要加强和充实。还有就是问责不力，出了问题无人负责。
四是制度建设存在漏洞。古人讲：“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为什么在同一个岗位上干部接连出事，甚至是“前腐后继”？这就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查找根源了。有些部门权力运行机制不合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有些部门行使权力自由裁量权过大。选人用人机制不科学，像谷俊山这样一个才疏学浅、品行低劣的人，从军分区助理员一路提升到总后勤部副部长，还准备继续提升，就说明选人用人制度上存在漏洞，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不健全，给腐败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土壤。
习近平要求：“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我们要共同研究怎么认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回应全军上下的关切，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把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11]